行业动态

         近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0年年会在京召开。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透露，原挂靠于中国红十字会下的非公募基金“壹基金”转型公募基金的工作正在推进中，若转型成功，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或将出任会长。 　　王振耀曝出当院长起因 　　在昨日下午的“圆桌对话”阶段，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等人就“非公募基金会的行业使命和社会角色”各自表达想法。 　　谈话间，有人提及王振耀的“院长”角色，一时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王振耀表示，其出任院长一职，是“有人在关键时刻说了关键的话”，而这个人就是王石。 　　“我透露一个秘密，省得大家猜。”王振耀介绍，成立公益研究院时，他建议王石担任理事会主席或理事长，李连杰担任院长，自己则可出任教授或副院长，“因为官员要有一点谦卑之心，不要上来就当院长。”在后来讨论时，王石表示，希望由王振耀当院长，该建议获得李连杰赞同，“准确地说，我的院长是王石封的。” 　　王石或将领衔壹基金 　　王振耀表示，壹基金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遇到体制性障碍，面临管理和运作问题，遂考虑转型为公募基金，目前相关工作还在推进中，大家建议由王石做“公基”的“头儿”。 　　王石对此回应称，自己目前不是会长。据他介绍，今年年初，李连杰曾向部分企业家发出邀请，希望借助企业家的管理经验、管理能力在基金会的管理和发展上给予帮助，王石遂接受邀请，成为“公募基金筹备组”召集人，他认为“召集人和会长是完全不一样的”，将来是否由召集人成为会长，他个人认为“不一定”。 　　同时，王石认为，壹基金是否能获得国家批准转型，需要磨合过程，存在不确定性，需要有耐心、经验和智慧。他认为什么时候批下来不重要，重要的是李连杰邀请企业家介入壹基金的工作，借助企业家的经验、能力筹谋壹基金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且有利的做法。他借此希望草根NGO不要拒绝企业家———草根的、非草根的、专业的、非专业的，大家互相磨合，共同推动中国NGO事业的发展。 　　■ 论坛声音 　　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少，再一个非公募基金会有影响力的也少，或说又少又慢……我们原来的思考模式要做一个调整，我认为冷静地分析非公募基金会内部的结构性缺陷，制定正确的战略是时候了。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我们不是不想自强，但确实要有成长和发展的条件，比如我身边有一批企业家都愿意成立非公募基金会，但批准程序确实太难。第一、要找一个部级以上单位做主管。第二、批准的程序链条很长，要批到国务院。——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 　　 ■ 名词解释 　　基金会分为两种 　　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法人。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前者简称公募基金会，后者即非公募基金会。 　　1981年我国成立第一个公募基金会，而非公募基金会的诞生是在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之后，也就是在这个新条例里，才第一次明确将中国的基金会区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

什么是”生命之美”？或许一时之间你很难做出回答，而10月31日在云南省图书馆举行的由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共同发起的”社区巡护活动启动会暨’生命之美’摄影展启动仪式”将给你最准确的答案。本次启动仪式上，来自云南省林业厅、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西南林业大学等相关领导和专家应邀出席并致辞，”生命之美”摄影展正式拉开帷幕。 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地形和多样的气候，使之成为中国和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鼓励社区群众加入到自然保护行列，培养他们的乡土自豪感，使他们真正成为森林家园的守护者，在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支持下，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特别设立社区巡护基金，旨在支持云南省范围内的社区居民直接参与周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包括反盗猎、盗伐的巡护活动和针对生物多样性及威胁变化的监测活动。这项行动的开展，不仅为云南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提供更有力的保障，也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模式的全新探索和尝试。 在本次摄影展上，共展出了89幅野生动物影像资料及自然风光照片，这些作品均来自滇西北老君山国家公园、梅里雪山国家公园和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这些影像作品展示了云南的珍惜动植物资源，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全球保护价值。 普通市民如果也想马上行动，为保护云南的生物多样性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捐赠装备：巡护检测时所使用的户外服装、鞋、帐篷、睡袋、相机、GPS等装备。 资金支持： 户名：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 账号：0104 0104 000 3160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昆明盘龙分行圆通支行 在线捐赠： http://www.ygf.yn.cn/donation.aspx 户外探访：体验巡护生活，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 成为志愿者：帮助参与巡护、收集故事、维护博客等  

　2008年1月23 日，12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因为一项公益项目——“爱晚工程”走到了一起，爱晚工程领导小组称，未来五到八年，“爱晚工程”总投资规模约300亿元，将在全国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省份建设20个爱晚中心，项目规模土地面积约1万亩，总户数约10万户，打造集居地、休闲、文化、康复、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养老中心。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或许是每个老人的愿望，然而真正实现这一愿望的老人或许还很少。 　　此前，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及福利养老已经很难适应现在养老的需求，而这也给国内养老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民政部今年6月发布的《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老年人口已达1.67亿，占人口总数的12.5%。 　　与此同时，老龄人口规模扩大正在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比如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家庭缩小、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人口流动速度，“空巢老人”的数量急剧增加，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老年人对养老院的需求越来越大等。 　　因此，解决养老问题成为社会迫切解决的重要议题。 　　然而，与庞大的老年人口数字和潜在养老需求相比，中国现有的机构养老资源相对有限。据统计，中国有835万老人需要入住养老机构，而目前各类养老机构床位仅能满足三分之一的需求。 　　当前，养老服务机构主要有公办公营、民办民营等形式。本报将选取各个有代表性的养老机构对其养老模式进行盘点和分析，以求对整个养老产业有个了解和认识。 　　记者发现，近年来企业兴办养老机构的积极性空前，爱晚工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在NGO养老领域，天津的鹤童老年福利机构已经成为一个养老的品牌，发展速度极快。在公办公营领域，其入住率最高，“一床难求”现象非常普遍。 　　虽然养老机构在养老事业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水平低，服务标准不健全，标准实施缺乏依据和可操作性是中国目前养老机构实实在在存在的现状。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姜向群认为，目前由于政府资源的限制，中国应鼓励企业和民间投资，推动养老产业的发展。 　　“首先，政府应该区分不同的养老责任，把现有的公办养老机构变成有针对性的保障性福利机构，解决“三无”老人、贫困老人等弱势人群的需要。而普通群众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则可以通过鼓励民间投资，发展半福利型和盈利型养老机构来满足。”姜向群说。 　　针对目前现在养老机构层次不齐的状况，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主任冯晓丽则认为，中国应该建立一套标准化准入和评估体系建设，加强政府对民办养老机构的监控，保证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促进社会的“基本服务均等化”。 　　田雪原还建议，中国还应积极探索机构养老新模式，发展针对不同需求的民办养老机构。“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可以到以休闲养老为主的养老公寓入住。在那里，可以提供方便家人探视的房间等服务。而对于有医疗看护需要的患病老人和不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则可以选择护理型养老机构。” 　　业内很多专家一直认为，国家应该大力鼓励企业在养老机构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对于发展民营养老机构的企业，可以通过参照福利企业的标准，给予减免税费、提供优惠政策等方式鼓励其对养老事业的投入。 1、公办养老走进困局 案例：银龄老年公寓 　　“公办养老机构的最大优势在于，场地由政府提供兴建。然而，也正因为这样的优势，让公办养老机构在收费上颇有竞争力，但与此同时，服务水平的低下以及不公平的“入住率”让其失去了“竞争力”。 　　公办公营养老机构往往收费较低，北京市西城区银龄老年公寓，是西城区政府投资约1亿元、由区民政局具体承建并委托复兴医院经营和管理运行的社会福利单位，占地12840平方米，自有花园约3000平方米，共有七层，地上六层、地下一层，其中三至五层为区级老年公寓。 成为第一家无障碍老年公寓 　　银龄老年公寓现住84名老人，入住的老人多为高龄、高学历老人。银龄老年公寓为老人提供了多元化的服务， 银龄老年公寓还设有集医疗、护理、康复为一体的爱心护理院，主要接收生活半自理和无自理能力需要照顾的老人，为他们提供医疗、抢救、护理、疾病观察以及文化娱乐、康复训练等多方面的服务。 　　作为北京市第一家无障碍老年公寓，银龄老年公寓所有的地面都是防滑的，墙壁都有两种高度的扶手，电梯都有盲文提示、语音提示，老人居住的每个房间都有数个呼救器。西城区银龄老年公寓副院长马冀黎告诉记者，公寓共有三种规格的房间。一种为四人间，平均每张床位一个月的入住价格是1200元；一种为两人间，平均每张床位一个月的入住价格是2000元；还有一种为单人间，入住价格为3000元。 　　西城区银龄老年公寓现共有床位近200张，由于地处西城区繁华地带，再加上价格比较合理、服务比较周到，常年保持约200位左右老人排队等待床位的情况。 　　选择来银龄入住的基本上都是西城区附近的居民，考虑到离家近等各方面原因，很多老人宁愿放弃可以立即入住其他远郊区县养老院的机会，也希望在这里等待床位。 公办养老院“门庭若市”的隐患 　　公办公营养老机构往往收费较低，公办公营养老机构的最大优势在于，场地由政府提供兴建，作为养老机构投入的最大一部分已不成问题。一般来说，一个老年人每月收费在千元左右，如果需要护理的老人，价格稍高一点。 　　由于公办公营优势突出，且排队的人较多，因此，在个别地方，一些掌握着特殊资源或者有钱的，更容易成为公办公营养老机构的住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办公营养老机构经营状况好。在西城区一家公办公营养老机构里，其目前收支基本持平。目前，该敬老院共入住90位老人，每位老人每月付敬老院1360元。但是，在采暖季节，一天就需烧一桶多柴油，仅此一项，一天就需1500多元。而且，员工成本也在上升，加上各项保险，每位护理员每月工资大约为2000元。 　　石景山社会福利院现在住着410位老人，80%生活不能自理，而已经有上千人做过登记，希望入院，但什么时候能进去，还是未知数。 　　而进不来的原因是好多机构专业技术上没有配套，比如医疗技术、护理技能技术等，像那些不能自理的人员机构就不敢接收。 2、NGO养老的品牌之路 案例：鹤童老年福利协会 　　“社会组织参与养老事业的并不少见，但能把养老事业做的有声有色恐怕不易。独特的资源优势，加上调动社会各界力量的能力，让社会组织在养老产业链条上发挥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民间组织参与养老事业似乎并不少见，多数社会组织是为居家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而并不是直接兴办一个养老院，比如乐龄合作社，是组织专业志愿者为居家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方面的服务，为居家老人采购日常生活用品、理发、帮助淋浴、烧饭、洗衣、查电卡等服务，探索符合东方传统文化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居家养老模式。 　　但是将养老做成品牌的，恐怕非在天津的鹤童老年福利协会莫属。 三位一体的养老品牌形成 　　1995年4月20日，鹤童在天津诞生，这是由民间发起、民间投资、民间运作的民间组织。“鹤童不是家族企业，不要求回报，私立不私有，是非营利组织，其登记为社团。”鹤童老年福利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方嘉珂对本报记者说。 　　按照我国现行民间组织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鹤童老年福利协会其体制独立，不享受任何固定的财政划拨或补贴。15年后的今天，鹤童老年福利协会、鹤童民办非企业系列单位、鹤童老年公益基金会三位一体，共同打造着中国民间组织为老社会服务的鹤童品牌。 　　鹤童老年福利协会现有登记会员单位10个、会员700余人，多年来，协会成员一贯追逐和发扬志愿者精神，服务开展或活动参与均以志愿为基础。“理事会成员绝大部分不在鹤童受薪，理事长本人就是志愿者；不但不受薪，理事们的主要职责是“劝募”。通过理事本人的人格魅力及其社会影响，带动社会捐助资源流入鹤童。”方嘉珂表示。 采取专业化模式 　　“鹤童养老护理长期照护的专业化模式基本克隆的是德国模式。”方嘉珂说。德国模式再结合国情，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鹤童服务模式。鹤童提出“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保持老年人晚年尊严”的严肃命题；引进“让躺着的老人坐起来、让坐着的老人站起来、让站着的老人走起来”的护理程序；停用传统尿布而改穿尿裤；推广养老护理员八小时、三班倒的工作制度；采用对不能自理老年人七个等级和对痴呆症老人五个等级的评估制度。“在鹤童现在共有1300张床位，已经入住了 900人。”方嘉珂说。 　　鹤童8座长期照护老人院舍分布京、津、川、鲁等地，收养了近500位高龄患病、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护甚至临终关怀的老年人；其所奉行的服务理念是“替天下儿女尽孝，为党和政府分忧”。住养老年人的平均年龄在77.9岁。其中，大小便能够自理的仅占4%，行动自如的仅占8%，长期依靠轮椅的为42%，完全卧床的达到22%。15年来，先后曾有近2000位老年人在这里安详走完人生的最后历程。鹤童效仿国际上社会团体组织形式，率先摸索出一套对长期照护老年人集中赡养连锁机构的运作模式。 收入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 　　经过15年的努力，鹤童已建立起一个年收入突破2100万元、较有规模的养老社会服务的产业集团联合体。“收入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方嘉珂说。 　　目前，鹤童涉足院舍养老、医疗卫生、居家照料、老年餐饮、清洁管家、护理教育、老年用品等七大领域，紧紧围绕老年产业的上下游产品，在老年产业链上做足文章。 　　“技术决定一切。”方嘉珂说，“技术的专业性是鹤童成功的秘诀。”分布在天津和甘肃的鹤童2所培训机构，常年定向培养并输送职业养老护理员。 　　为了引进先进的技术，鹤童还从国外引进人才，给国内相关机构提供咨询。“盛龄鹤童国际健康照护管理有限公司于2010年2月26日在香港注册成功。这是奥地利Sanlas养老产业控股集团与中国鹤童合资开始进军中国市场的重要步骤。”方嘉珂说。 　　方嘉珂表示，盛龄鹤童国际健康照护管理有限公司将组建国际化的咨询、培训、护理及管理的专家团队，引进欧洲各国的先进养老护理经验与技术，向中国的目标客户提供全方位、全角度的全程服务。 　　“社会组织兴办养老机构有它自己的资源优势，社会组织能调动各方力量，将各方力量链接融合，产生合力。”方嘉珂说，“这是区别与其他组织的一个特点。” 3、社会化养老的全新探索 案例：爱晚工程 　　“社会化养老目前主要以吸收企业资金为主，但由于目前养老产业链发展的周期长、风险大、效益小等特点，在养老问题投入上，很多企业望而却步。业内专家建议，对于发展民营养老机构的企业，可以参照福利企业的标准，给予减免税费、提供优惠政策等方式鼓励其对养老事业的投入。” 　　由于民营养老院都是租赁土地，租期只有20年，为了尽快收回成本，不少投资者在养老院的建设、人员的配备等各方面都是能省则省。然而爱晚工程则不同，爱晚工程为老人打造的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家。 　　2008年1月23日，12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因为一项公益项目——“爱晚工程”走到了一起，爱晚工程领导小组称，未来五到八年，“爱晚工程”总投资规模约300亿元，将在全国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省份建设20个爱晚中心，项目规模土地面积约1万亩，总户数约10万户，打造集居地、休闲、文化、康复、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养老中心。 实现居家式养老 　　“爱晚中心满足不同层次中老年群体的需求，为中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世纪爱晚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谢静对本报记者表示。 　　实施这一项目的世纪爱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投资主体为中国社工协会、西部中彩及中信国安集团，注册资金两亿元人民币。 　　国家开发银行是爱晚工程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平台，为了更好地推动和支持爱晚工程的发展，2008年8月26日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与国家开发银行正式签署了《支持“爱晚工程”社会化养老服务产业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 　　爱晚工程打造全国连锁大规模综合性养老社区，并对其进行统一投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营销、统一管理。“爱晚工程打造的不仅仅是养老的概念，而是建设成为综合性、复合式的养老社区，社区就是个小社会，在这里能实现居家式养老，老人住在社区与住在自己的家里没有任何区别。”谢静说。 　　在这个精心为老年人准备的社区里，设有老年公寓、旅游酒店、温泉疗养区、风格别墅区、体育运动区、康乐中心、医疗护理中心等功能区域。演艺厅、棋牌室、戏台、高尔夫球场等设施在满足中老年人文体需求的同时，也让中老年人亲近了自然。 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全新探索 　　由于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中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心理特征、生活结构、社交娱乐等各方面需求，因而也将成为最适宜中老年群体社交、休闲、居家场所之一。 　　不同于其他高档养老公寓的是，除了向入住爱晚中心的高端人群服务外，爱晚中心还将面向基层，将其居家养老服务的资源(包括信息、培训、专业人员等)辐射至周边的社区及家庭，使得当地的全体中老年人都能从中受益。 　　“统一规划，风格各异，是爱晚中心连锁经营的特色之一。”谢静说，“全国各地的爱晚中心采用统一的商业标识，但同时又具备差异性的建筑风格。”如北京爱晚中心承载了当地的文化特色，是四合院的建筑风格，而海南爱晚中心是简练、明快、浪漫和抽象的西班牙风格。 　　爱晚工程属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全新探索，“养老院与敬老院是有区别的，养老院关注各个层面的老人，爱晚工程是适合于健康老人生活的模式。爱晚工程的实施为社会化养老提供了新型的模式，并完善了社会化养老的模式。”谢静说。 　　老年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护理的问题，而是子女不在身边，是空巢家庭。全国的连锁爱晚中心建成之后，老人可以用销售卡的形式、会员的形式享受优惠政策，比如北京冬天太冷了，那么老人可以去温暖的海南爱晚中心度过寒冬。“用会员制的形式，老人可以随意选择自己想去的爱晚中心。”谢静表示。 　　“将逐渐形成全国连锁、异地互动、吸收引进国内外先进的养老理念及管理模式，并以爱晚中心为主体向周边区域辐射，形成产业链，实现居家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全新养老模式。”谢静表示。 　　爱晚工程是一项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的系统工程。爱晚工程将通过共同发展，相互促进，逐渐形成包括：爱晚中心、爱晚公益、爱晚产业及爱晚金融等协调互动的爱晚大格局。 民间组织搭建公益平台 　　据“爱晚工程”领导小组介绍，在整个爱晚工程中，除了以市场运作的爱晚集团外，爱晚工程组织平台——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社会化养老工作委员会还将承担公益性服务。“爱晚工程提供硬件服务，我们提供软件服务，好比是一个车子的两个车轮。”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社会化养老工作委员会总干事吕斌说。 　　在政府提出加快养老服务社会化政策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也是率先将推动养老服务社会化工作统筹规划和实施的民间组织。在这几年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也积极组织各种交流活动，促进社会化养老产业的发展，这也为社会化养老工作委员会日后所要从事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社会化养老工作委员会作为行业的管理者、组织者、政策制定者以及监督者，在全国拥有4000多家会员单位，起到一个管理监督的作用。 　　“我们在内蒙古也有一个养老基地，设有四千个床位，属于公益企业， 少盈利。”吕斌说。 　　吕斌分析认为，“社会化养老现在主要以企业为主，因为企业有资金，但是目前养老产业的营利性很差，产生效益的周期又长，成本高，风险大，很多企业不愿意进来。”他说，做养老产业主要靠的是企业的爱心。而政府在政策支持方面也很有力度，主要体现在土地成本方面，“都是划拨土地，这样节省了成本，而且在管理上都是免税的。”

      在我国慈善事业高歌猛进的今天，志愿者已不仅仅体现在“好人好事”层面上，他已经成为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力量，被誉为慈善领域人才最强大的后备军。志愿者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界博览会上的突出作用备受瞩目。眼下，全国首家志愿者学院在亚运会开幕前成立，无疑它将成为中国志愿服务发展历程的重要标志。 　　2010年10月8日，在长达20多年中国志愿服务发展史上，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广州志愿者学院挂牌成立。这是全国首家由政府主导兴办的志愿者学院。而此时，距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仅35天。 　　“我们也没想到政府会这么支持。”广州志愿者学院副院长涂敏霞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激动地说。 　　10月15日下午，广州渐转凉，最低气温已跌破20度。虽已到下班时间，涂敏霞办公室的电话还是接二连三地响起，“这种状况从学院挂牌成立，天天如此。”带着广东口音的涂敏霞告诉记者，尽管是无奈的言语，但是语气中透露着些许得意。 　　自广州志愿者学院从成立之初，带有“全国首家”、“政府主导”等光环的志愿者学院就吸引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关注，而备受关注的同时，让涂敏霞感到很大的压力：“广州志愿者学院的未来何去何从？” 　　“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压力自然也很大。为了这事，天天大会小会不断。”涂敏霞指着办公桌一堆文件说。 　　跟所有“慈善新生儿”一样，这个备受瞩目的婴儿需要一个可持续发展模式。这是志愿者学院成立以来，徐敏霞现在最大的感受。 学院前身是团校 　　从涂敏霞口中得知，这家由政府主导的志愿者学院，其前身是广州市团校。 　　广州市志愿者学院究竟与广州市团校什么关系？记者打开广州市团校的网站，发现广州市团校除了挂有广州市志愿者学院的牌子外，还挂有广州青年培训学院、广州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的牌子。 　　“我们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涂敏霞坦诚地说。在她看来，之前广州市团校的工作主要是培养共青团干部，而现在是多增加了一个功能，即志愿者培训。 　　她说，“团校之前其实也有志愿者培训等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并不是主要部分，而且之前的志愿者工作也不系统，只是零散的在做。现在成立志愿者学院是更加专业的在做这方面的事情。” 　　据了解，目前广州市团校属于事业单位，也就是说行政成分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此次志愿者学院的成立是否昙花一现？而据相关媒体报道的广州志愿者学院“政府主导”的性质是否体现在这里？ 　　涂敏霞说，广州市政府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为此，给学院批了15个事业单位编制，即这些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等都是从广州市财政拨出。 　　“由于学院刚刚成立，各方面的工作也都刚刚开始，相信随着学院工作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政府也会继续不断投入。” 　　她告诉记者说，目前志愿者学院的运作模式以项目化运作为主，但她同时表示，也不排除将来用其他的方式运行。 志愿者学院不会“昙花一现”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界博览会，让我们对志愿者工作由衷的感到欣慕。能成为一名专业的志愿者，更是众人梦寐以求的目标。 　　亚运会即将在广州开幕，而赛事志愿者的招募与培训工作也进入到最后的筹备阶段。在此时，全国首家志愿者学院正式成立。 　　在很多人看来，这并不偶然。广州亚运会召开的契机让这所志愿者学院的诞生多了一层耐人寻味的意义。 　　广州志愿者学院是否为亚运会准备？亚运会过后，这块志愿者学院的牌子是否束之高阁？这所被很多人称之为中国志愿者服务发展史上的标志性的志愿者学院是否会昙花一现？ 　　当听到这样的疑问时，没等把话听完，涂敏霞噗嗤一声笑了，坚决地否认了这种猜想，“绝对不会！” 　　她说，志愿者学院目前的确承担着为广州亚运会培训骨干志愿者的任务，这也是目前最主要的工作，但决不会随着亚运会的落幕而结束。“志愿者学院的成立是有筹划和准备的，而且未来会发展得更好。”她语气坚决地说。 　　在她看来，未来中国志愿者服务不可能只停留在大型赛事上，更多的是日常志愿服务。此外，志愿者更是一个领域、一门学科，比如志愿服务的制度化、系统化等都是需要研究的。学院的成立提供了孕育它们的土壤。 　　另外，志愿者学院的成立更是大势所趋。目前，中国志愿服务快速发展，尤其在经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界博览会等大型赛事、展览以及汶川大地震等灾难后，志愿服务的热情大大增强。 　　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志愿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与志愿服务质量提升成反比。 　　“虽然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志愿培训的机构，但往往不是特别规范，由于资源有限，一方面没有系统的培训课程，另一方面培训的内容鱼龙混杂。”涂敏霞说。 　　在她看来，成立一家专业的志愿者学院是势在必得，没有专业培训机构，志愿服务只是救急，不能形成长期稳固的服务工作。 打造区域性志愿者中心 　　广州志愿者学院一经成立，就为自己设定了五大功能：对志愿者进行组织、管理、培训、研究和交流。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培训”和“研究”。 　　“因为无论是什么意义上的学院，首要任务就是培养人才。我们将把普通志愿者、志愿者骨干、志愿者组织的管理者及各种NGO组织的管理者，培养成可以完成各项志愿项目的人才，而他们将推动广州志愿服务事业，甚至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涂敏霞信心十足地说。 　　据介绍，广州志愿者学院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志愿服务与城市文明”系列公益课程作为“见面礼”奉献给了广大市民。涂敏霞向记者介绍，公益课程计划免费接收1000名学员，每门课程200名，每次课后将向学员颁发学习证书，能够学完5门课程的学员将获得专题培训结业证书。 　　至于学院的未来，她希望打造成一个区域性的志愿培训中心。 　　虽然现在志愿者学院是项目化运作，但她表示，未来不排除其他的运作模式，比如针对社会有需求的志愿者培训技巧进行收费等。 　　涂敏霞认为，志愿服务，在我国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我国的志愿服务无论是从公众对志愿服务观念的接受，还是从参与志愿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无论从政府有关部门对志愿服务的政策支持和引导，还是对志愿服务的资金支持等诸多方面.都是从未有过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这位功夫明星和壹基金创办人不小心泄露了民间公益基金尴尬生存的公开秘密 　　不难猜测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电影明星、壹基金发起人李连杰这段时间的心情。在9月12日他首次透露壹基金有“中断可能”的仅仅9天后，李就公开再次声称：“我觉得很抱歉，因为我说的一些话，给中国红十字会带来一些被动。”并否认两者之间有任何矛盾。 　　李作出道歉的当天，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在其博客中对该组织与壹基金的关系作出6点说明。王称，按照当初协议，在与壹基金三年合作期在今年2月 5日届满后，已自动顺延。另外，壹基金虽然不具有法人地位，但作为单独财务科目进行账目管理，因此，只要其账上还有资金，就不存在关闭的可能。 　　李连杰可能真的后悔他此前的直率言论，但这仍无助于让壹基金摆脱非官方公募基金的身份尴尬。截至今年8月31日，壹基金已经募集超过2.7亿元资金，并成为中国最透明、最有影响力的非官方慈善基金。但是，由于现行法规限制，壹基金无法获得公募基金的身份，“从出生时就没身份证，月子里没事，但现在这个孩子3岁了，他不能上学，这种法律结构是不清晰的。”李在此前接受媒体专访时说。 　　极少有人意识到，壹基金其实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式成功。一方面，它没有独立的账户和公章，只能挂靠在红十字会这样的官方机构下才能获得全国性募捐的资格；另一方面，其筹得的所有善款均进入红十字会下属的银行账户，壹基金无权自行使用，每一次财务支出都需要由6个人组成的壹基金管理委员会所有成员同意，且必须经过红十字会的批准才能划拨善款。例如汶川地震时，壹基金筹得4000余万元善款，而真正由其运作的资金只有200万元，剩余的交由红十字会全权支配。 　　从去年11月起，壹基金已向民政部递交申请，希望成为公募基金会，但进展并不如预期中的那么顺利。在过去三年里，壹基金亦和红十字会探讨过分开的可能性。壹基金的此次风波不仅再次公开了此类民间慈善基金所面临的共同困境，也部分揭开了中国慈善基金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潜规则和不透明之幕。 　　无力感 　　壹基金在成立之初，“难以找到合适的业务主管部门以及获得民政部的公募身份认定，除了‘寄人篱下’，别无选择。因为一旦找到合适的主管部门，此前既有的同类基金会的部门利益和人事格局将受到巨大冲击。红十字在已经拥有红十字基金会的前提下能接纳壹基金已实属不易。”一位业内人士称。 　　据该知情者透露，红十字会亦没有因壹基金的挂靠身份收取其相应10%比例的管理费用。“对红十字会来说，这是一笔合理合法的收入；但对于壹基金来说，如果红十字会拿走10%的管理费用，壹基金自我的管理费用将从何而来？它将如何向捐赠者解释为何一次捐款却要被收取双份管理费用？”这位业内人士分析说。 　　由于没有独立身份，壹基金需要与红十字会协调运作事宜，但在财务透明化方面遇到不小困难。首先是资金来源问题。由于没有独立账户，汇款人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时，只有在备注栏填写“壹基金”字样，款项才能划拨到壹基金账户；如果通过邮局汇款，其到账查询周期则需要三个月左右。根据壹基金2010年上半年度财务管理简报，上述两种方式就占据捐赠总额的66%。壹基金的手机短信捐助平台以及银行卡、支付宝转账等高效募捐来源仅占总额的24%。 　　其次是资金使用问题。尚无独立法人资格的壹基金在对外签署合作协议时，还必须经由中国红十字会签字批准且借盖中国红十字会的专用章方能生效，手续和流程十分繁琐。一旦某位领导出差无法签字盖章，壹基金就不得不暂缓各种项目合同的签署实施。此前，壹基金亦传出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发展署、克林顿基金会等机构的合作中多次遭遇类似尴尬。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募基金会和原始基金来自中国内地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应当由内地居民担任。”李连杰的新加坡国籍意味着他不能担任壹基金的法人。这意味着一旦公募基金身份注册成功，李连杰壹基金的命名亦必须“去李化”。 　　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规模化生存。在现有条件下一旦公募基金年筹款能力不足5000万元，该基金将面临无法造血并自我发展的困境。如果年募集资金能力达到5000万元，《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其年公益支出必须超过3500万元，其员工福利和行政性开支为350万元。一旦筹款不畅，壹基金将无法有效预测未来的一年会有多少资金可以使用，这就会出现一个连串的问题：无法做出一个有效的计划和战略方向，无法招聘更为专业的职业人才，不敢确定项目目标，也不敢投入更多资源用于人员培训。 　　李试图摆脱无力感的唯一方法是实现壹基金公募化以及独立运作，但在现实中，这并不可行。在国外，登记注册为合法慈善基金相对容易，且有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以德国为例，由政府全额出资成立社会事务中央委员会，定期审查受赠机构的财务信息并对其进行公信力评估，然后按照A、B、C等不同级别颁发认证。通过这个认证，公众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信任哪个机构，并随时了解捐赠的动向。 　　2004年国务院下发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简称公募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简称非公募基金会)。”该条例还规定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由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登记管理工作，并设定其原始资金金额为800万元，这一门槛将大多数公募组织排除在外。 　　壹基金如果想完成全国性基金公募身份的转变，就必须获得省部一级业务主管部门以及民政部对其公募身份的认定，仅此一点就难上加难。“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草根慈善组织应该在法律上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如果政府只指定少数几个公募基金会，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是做不大、做不强的。”上海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马仲器对《环球企业家》说。 　　主管单位难找则是注册民间机构的最大障碍。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曾在民政部工作多年，他坦承政府在管理方面也有难度。首先是建立信任的问题，民政部在同意成为一个民间机构的主管单位之前，必须进行大量的调查与核实工作，过程往往漫长。其次是明确责任的问题，由于目前尚无管理细则，双方的责任与义务无法明确。王任民政部司长时同时主管过4个民间机构，管什么、怎么管，曾是他最大的困扰。当这种关系成为政府机构的负担，民间机构找主管单位的难度可想而知，尤其是具有向全国人民募捐资格的公募基金会。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对《环球企业家》说：“慈善的社会化最终仰仗于公民社会的建立，这最终还是要靠政府的自我修正。李连杰一个人的战斗改变不了这一切。” 　　消除灰度 　　在无规范法律约束的情况下，中国慈善领域的某些不透明灰幕的存在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之一，就是大多捐款者并不清楚的管理费问题。按现行《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可以抽取不超过年度资助支出的10%作为行政管理费用，这包括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经费、项目管理成本等。 　　同时，中国以捐款金额多少为慈善衡量标准的不成熟心态，也让募资本身成为各基金会的现实目标。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企业高管告诉《环球企业家》，某些慈善机构常常会利用企业间的攀比和竞争关系，动员企业捐出更多资金，并许诺以媒体报道等所谓品牌形象宣传的方式作为回报。 　　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则一直为基金会的管理费披露问题苦恼。这家公司每年在做审计的时候需要了解与之合作的基金会的管理费使用情况，但是基金会对此的态度往往很敷衍。 　　中国慈善基金的不透明问题众所周知。今年7月启动的基金会中心网希望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基金会财务收支及资助项目和捐款信息平台。它向全国所有基金会发出了信函，邀请各机构将年度报告等信息披露出来。但事实上，能主动披露财务报告的只有20%，且其中20%还存在数据上的逻辑错误。另外，1900多家基金会里只有400家有定时更新的网站，信息化水平相当低。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认为，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要大规模转型，必须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就像当年国企改革，是谁下决心？是政府。”徐对《环球企业家》说。但问题是，机构本身没有改革的内部动力，同时也不可能成为政府优先考虑改革的目标。 　　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中国目前共有公募基金会1084家，非公募基金会838家。王振耀认为这不是一个合理的比例，因为这意味着1000多家公募基金会在抢夺社会捐款这一单一资源，却没有足够的非公募基金会来开发私人资本。美国的约10万家基金会里，只有700多家社区基金会具有公募资格，只占总量的不到1%。2009年中国慈善捐款总额不到500亿人民币，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前，每年的捐款则只有数十亿。而2008年美国的捐款总额已经达到3076.5亿美元。 　　“中国需要在政府与民间(慈善基金)的关系上找到自己的道路，双方应该就‘政府是否能解决所有问题’进行对话，如果不能，明确哪些方面是政府需要帮助的。”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告诉《环球企业家》。 　　关于非公募基金会生存艰难的观点，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平认为与公众对慈善的认识有很大关系。“中国社会对公益慈善的概念还停留在大灾难来临时捐款捐物的层面上”，她认为在这一方面政府和公募基金会的确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对比西方发达国家较成熟的慈善模式便知，公益慈善是一个内涵更丰富、更具创新空间的概念，旨在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而在创新与灵活上，非公募基金会更具优势。 　　王振耀认为，当公众意志和政府立法推动公益慈善领域形成市场竞争机制，不同背景的慈善机构最终都只能走向平等竞争之路。在捐款自愿的基础上，效率更高、更透明机构将胜出。“高效的机构反而是得益于高薪聘请了更聪明的管理者。”王说，这是他期待看到的现代慈善基金运作模式。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今年内，力争80%的贫困户达到每户增收3000元以上；2012年前，“两翼”地区95%的农户每户新增纯收入1万元以上，这也是我市最大的扶贫工程。昨日，记者从市扶贫开发工作汇报会上获悉，2012年前全市将在“两翼”地区投2100亿，以扶持当地农户增收。 　　据悉，目前我市正在大力实施渝东北、渝东南“两翼”地区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到2012年前，全市将在“两翼”地区投入资金2100亿元(其中财政专项资金100亿元，引导各类资金投入1000亿元，专项贴息贷款1000亿元)，做到村村有产业，户户有项目，补助每个脱贫村100万元资金和每个贫困户2000元生产周转金。 　　昨日，来渝考察的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表示，重庆扶贫成就巨大，其中扶贫立法、实施相对扶贫标准、集团式扶贫、两项制度衔接这4项工作，在全国都具有开拓意义。市委副书记张轩参加会议。 　　昨下午，山东·重庆东西扶贫协作座谈会举行，标志着我市与山东扶贫协作正式启动。济南、烟台、威海、泰安等山东省14个地级市将对口扶持我市14个国家级贫困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常务副市长马正其参加会议。

　　提高烟草税是减少烟草使用和挽救生命单一最有效的方法。在第九届亚太烟草或健康大会上，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胡德伟教授指出，中国卷烟税率只有43.4%，远低于国际上卷烟税率65%的平均水平。他建议提高烟税同步提高零售价，税价联动。不同品牌卷烟实行单一的税率，税率由现行的每包烟6分提高到1元。 　　我国于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5年批准《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卫生条约。《公约》缔约方承诺优先考虑其保护公众健康的权力。《公约》中第六条规定，缔约方应考虑实施价格和税收措施减少烟草消费。 　　目前，我国控烟包括在公共场合禁烟、宣传戒烟知识技能等，都属于“非价格手段”，主要由卫生部门执行。国际上通用的主要戒烟手段，则是通过提高烟草税率和价格，降低烟草业的利润和吸烟者的购买欲望。而中国烟草行业总体税负远远低于世界其他烟草大国。德国为70%，巴西为74%，英国为80%。 　　胡德伟教授认为，中国去年卷烟税率调整只涉及卷烟的调拨价和批发价，生产商和批发商并没有把增加的税赋转移给吸烟者，不提高零售价，也就是说此次增税对中国卷烟的消费将没有实际的影响。然而，如果生产商/批发商将增税的影响转移给消费者，那么当卷烟的零售价增加3.4个百分点时，在卷烟价格弹性为-0.15(保守估计)的假设下，卷烟的消费将会减少5.45亿包(全国卷烟总消费量为1.7万亿包)。且中国有现在吸烟者3亿，可以估算出提税3.4个百分点时将会使100万吸烟者戒烟，还会使25万戒烟者免死于烟草相关疾病。 　　“从长期看，中国应该考虑把总的税率提高到零售价的60%以上。”胡德伟授说，中国烟草制品价格低廉是吸烟率非常高的原因之一。而通过增加烟税来高烟价是一项双赢的控烟政策，既保护了公民的健康，挽救生命，又增加政府收入。”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烟草使用每年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的疾病，预计到2020年，死亡人数将增加到200万人。据2008年统计，中国直接用于烟草相关疾病的费用已占卫生总费用的3%。 　　提高卷烟零售价格是否会损害穷人利益，胡德伟认为，对不同收入人群的研究表明，提高卷烟零售价的结果可能使得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减少吸烟消费，而增加教育、购房等其他重要投资；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每年，每个美国人要将收入的1.8%进行捐赠，每个美国家庭贡献志愿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占家庭总收入的2.36%。穷人其实比富人更为慷慨——美国低收入人群用于捐款的财物，占其总收入的5%以上，高于富人的比例。 　 　穷人比富人更慷慨 　　当人们正热烈讨论盖茨和巴菲特的中国富豪慈善晚宴时，别忘了，美国《时代》杂志曾如此描述：在每一位比尔·盖茨的身边，都站立着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美国人。 　　美国是世界上慈善捐款最兴盛和按人口比例志愿者最多的国家，目前慈善机构手中掌握着占GDP近10%的财富。 　　每年，每个美国人要将收入的1.8%进行捐赠，每个美国家庭贡献志愿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占家庭总收入的2.36%。 　　与中国恰恰相反的是，在那里，个人捐赠高达70%以上，远超过所有企业的捐赠。 　　穷人其实比富人更为慷慨——美国低收入人群用于捐款的财物，占其总收入的5%以上，高于富人的比例。 　　对于慈善，美国人认为并不只是捐赠，而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在风靡美国的慈善节目“偶像回馈”中，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的夫人玛利亚·施莱弗就在现场号召大家不只是捐赠金钱，贡献志愿服务的时间也同样重要。真正地去帮助别人，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到，这被认为是美国公益的核心。 　　而在欧洲，情况却并不相同。 　　英国的一项***调查发现，90%以上的人认为，英国不再需要慈善机构。2004年，英国个人捐赠仅占GDP的0.9%；在法国，这一比例为0.28%；德国更低，仅为0.13%。 　　这是因为，在高福利的欧洲，人们认为捐赠的责任应该由国家来承担。 　　慈善的土壤 　　美国慈善为什么兴盛，有先天的因素——美国受基督教影响，认为富人天生就是“罪恶之人”，要想进入天堂只能将全部财富都捐赠出去。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是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写的，“人死富有，死而蒙羞”。 　　更多的，则是制度的推动。 　　联邦税法将美国的慈善组织分为两类：公共慈善机构和私人基金会。后者共有7.5万家，占核心地位。 　　在美国，注册一个慈善团体非常容易，只需要向所在的州提出要求。如果它想要从公众那里筹款，则需要在它希望筹款的每个州登记注册。 　　美国没有专门的和独立的关于慈善的法律，有关慈善的规定和条款散见于宪法、税法、公司法、雇佣法等联邦和州的法律法规中。 　　这些政策最重要的是税收减免。包括免税、所得税豁免、捐赠减税等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 　　以其税前扣除的政策来说，机构捐赠可以获得15%的税前抵扣；如果是个人捐赠的话，现金部分捐赠给公众募款机构，可以有50%的税前扣除；如果捐赠给基金会，有20%的税前扣除；如果是捐赠证券，有30%的税前扣除；如果是个人遗产的全部捐赠，100%税前扣除。这样一套税收优惠政策条款，引导资源向公益领域流动。 　　基金会的成立、免税、运营等，除了要接受政府监管，也要接受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评估。比如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民间非营利机构美国慈善信息局，制定了衡量基金会好坏的9条标准，每年4次公布对全国几百家基金会的测评结果，公众往往根据它的公报，决定给哪个基金会捐款。 　　中国捐赠三问 　　能捐到哪里 　　中国的捐款流向通常只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到当地政府民政部门，另一个则是到政府背景的全国或地方性基金会组织。但捐款时，没有人会告诉你这笔钱最后到底会去哪里。 　　慈善资源向政府方面汇集，在国内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民间资金参与慈善的入口很窄，通常只限于耳熟能详的几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他们通常都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而另一方面，政府对公益组织的资助难以流向民间慈善组织，而又集中于有政府背景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 　　造成前一种现象的原因有些复杂。对于个人捐赠者而言，摆在面前的选择并不多，我国非公募基金虽然每年有20%以上的增速，但尚未广为人知。对于企业捐赠者而言，捐款给全国性的公募基金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曝光率和一次很好的与政府公关的机会。 　　而信任也是另一重原因。福布斯的调查列出了两个例子：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2005年度工作报告显示其当年全年现金流入为62万余元，但其列示的接受捐赠款仅为8208元；而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2005年度向民政部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显示，该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达到73.42%，严重违反《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之规定。 　　而更大的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从事慈善事业的机构和组织中，还有一大部分并不在民政系统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及基金会的统计分类中。这些民间组织大多以工商登记的方式存在，其中不乏业界颇有影响的组织。“我们的身份是工商注册，而不是民政注册。”魏伟对记者说，“据我所知，包括爱知行、农家女等草根民间组织都是工商登记性质。这样的身份就得不到民政方面的政策和资源支持，也因为我们无法提供免费发票，企业都不愿意捐给我们。” 　 　税怎么扣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详细规定了个人捐赠税前扣除的条件，所需证明材料及办理程序等。但公众对此常常一无所知，也并不关心。 　　但企业捐赠时，对此却关心很多，很多企业对最终能否拿到免税凭证都很关心，甚至成为捐赠与否的唯一决定标准。 　　在熟悉法律的专家们看来，国内法律规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不平等。根据有关规定，慈善机构不能共同分享统一的税收政策，企业或个人在慈善捐款时，只有把钱捐给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二十几家慈善组织，才能够享受免税的优惠政策。而此外的情况只能遵照一般规定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捐赠额未超过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 　　相较而言，免税的规则最为清楚的是美国。通过规定对所有慈善组织的免除直接税，豁免核心活动所得税，个人和商业捐赠减税的规定，美国民众和商业组织就可以清楚地把自己放在不同的征税框里。 　　谁在支撑慈善 　　美国慈善业的发达，跟那里已经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密切相关，有人办基金会，有人帮忙咨询如何募款，有人对各个基金会进行检查评估。 　　在缺乏政策支撑之外，也缺乏市场的支持，这恰恰是中国的痛苦。 　　据业内人士介绍，国内目前为NGO和公众服务的组织更为稀少。 　　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慈善业的发展，这样的孵化器已经开始出现了萌芽。“我们帮初创期的企业进行注册，学习外国的方法组织草根NGO联合劝募，通过自己的基金会我们可以为企业提供免税单据。”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创始人吕朝向记者介绍，“我们坚持定位自己是支持型的组织。”成立于上海的NPI以创新的公益组织孵化器而闻名。“我们不可能在社会基础建立之前，突然放松管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说，“而是先修渠道，再放水。修一段，放一段。”

　　前段时间的热点莫过于国美特别股东大会在深圳召开，创始大股东黄光裕败北，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也办完了。两件事看似不搭界，但两相对照着看，对我们很有启示。 　　近一个多月来，中国社会被有关慈善的讨论覆盖了，媒体一直忙着打听“巴比”晚宴谁参加、谁不参加，富豪们想不想捐钱。答应参加的富人，被期待捐出身家；拒绝出席者，“被等于”拒绝慈善。突然释放出来的道德压力，传导给中国的富豪阶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对慈善的焦虑，这种焦虑几乎发展成一场广泛的道德教育运动。 　　巨大的社会反响，凸显“巴比”式慈善对中国巨大的示范效应。产生这种效应的原因很复杂，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是美国的财富英雄，捐出数百亿财富，又成了道德楷模。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中国社会内部，即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民众对富豪的财富普遍持怀疑态度。敦促富豪们学习“巴比”，等于要他们捐出财富，实现自我救赎。 　　但富豪之于中国，其存在价值到底在哪里？是推进实业，发展生产，还是把钱捐光？这些问题值得以理性的态度认真思考，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巴比”式慈善，调整舆论有关慈善与富豪的观念和心理。 　　国美“黄陈之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富豪财富的绝佳时机。国美电器在港上市，其总市值达400多亿港元，其中黄光裕占股32.47%%。在这场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战中，黄光裕最后失败。在国美账面上，有100多亿港元属于黄光裕，但控制权争夺的失败意味着，这些巨额财富被公司控制了。或者说，他的钱支撑着国美的事业，成了一种社会资源。 　　有一部叫《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的经济学名著，它把现代大规模的股份制公司称为“准公共公司”，其显著特点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你有钱，向一家股份公司投入了资本，但你未必能够控制你的钱，这时你的财产就为社会所用了。其实，那些控制着公司经营的企业家，其私人财富也是一种社会财富，除非他把钱从公司抽离出来，全部花掉。 　　在中国，目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实现分配正义是人们的期待。但扩大生产和增加就业，也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当借助富豪推动发展，把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政策调整，实现分配公平正义。 　　有这样一则报道：巴菲特每年举行“与巴菲特共进晚餐”宴会，“共餐权”是全球拍卖的，钱捐给慈善机构，现在价格已涨到200多万美元了。每年宴会，媒体自然争相报道，最后要评出一篇最佳报道。有一年，记者们对盛宴进行了相似的报道，独有记者艾格伊将目光落到餐厅外一个乞丐身上。这名乞丐从垃圾桶捡东西吃，并自言自语：“过期的三明治和沙拉酱，照样能把肚子填饱。”巴菲特把最佳报道奖颁给了艾格伊。 　　对于此事，不同的人有不同解读，有一种解读说，尽管“巴比”做慈善，乞丐照样必须乞讨。美国最近宣布，全国有4000多万穷人。“巴比”的慈善宴会，只有富豪受邀。他们赞助开发的药物，只有权贵用得起。他们资助建成的剧院、音乐厅，是富人附庸风雅的场所。这不是否定慈善的作用，而是说慈善有其局限性，它不是帮助穷人的灵丹妙药，我们不宜对它寄望过高。

　　日前,一条爆炸性新闻从中国老子文化发展公益基金管委会传出：凡对老子文化基金进行捐款的单位和个人,老子文化基金除按规定为捐赠方开具国家财政部监制的“公益性单位接受捐赠统一收据”，并帮助其依法享受国家赋予的捐款抵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外,还将赠送其等值甚至超价的全国著名书画家的书画作品，其目的是”鼓励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加入到老子文化公益事业的建设队伍中来”。 　　中国老子文化发展公益基金是文化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所属的全国性公募型专项基金，主要通过向国内外热心支持老子文化事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它组织以及个人募集资金，并按照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帮助企业和个人完成捐赠款抵扣企业或个人所得税的工作。中国老子文化发展公益基金管委会将根据募捐者的意愿，将基金全部用于老子的学术研究、老子相关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老子相关活动的组织策划、老子文化的普及和推广, 老子文化主题公园和老子博物馆的建设等。 　　据老子文化基金管委会副主任苏清杰介绍:老子文化基金有着众多的书画家资源,仅鉴约的愿为老子公益事业提供无偿服务的知名书画家就有上百人之多。自今年3月29日老子文化基金接到著名青年书法家李钦善捐赠的价值200万元章草《道德经》百米长卷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书画家陆续向老子文化基金捐赠自己的作品，且这股捐赠热潮一发而不可收，仅半年内就达数百幅之多。向老子文化基金捐赠的书画家包括：中国民族国画院院长刘紫岗，国家一级美术师王红莉，哈尔滨艺术交流委员会常务秘书长石一，国际启功书画艺术研究会评审委员崔靖，齐白石第四代再传弟子刘立杰，国际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任学之，国家一级美术师陈宇晖，更有国内大家的捐赠,这之中有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尤中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張清智、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程兆星、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司马武当、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秘书长葛永昌、全国楷书第一人何俊田等等。这些全国著名书画家的作品,均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和珍贵的收藏价值，很多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领导人,有的还被台湾、澳门、香港、韩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泰国、日本、加拿大等海内外友人珍藏。 　　老子文化基金管委会的决策者们感到:这么多珍贵的字画,长期放在保险柜并非上策,因此本月26日特做岀决定: 凡对老子文化基金捐款的单位和个人，将全部赠送其等值的字画。对一次捐赠超过50万元以上的单位或个人, 老子文化基金将组织知名书画家亲自上门,为捐赠单位或个人现场创作更加超价的字画。当然，老子文化基金按规定为其开具国家财政部监制的“公益性单位接受捐赠统一收据”,并帮助企业和个人完成捐赠款税前抵扣的承诺不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同时,老子文化基金有着得天独厚的对外宣传优势,对一次性捐赠超过50万元的单位和个人,老子文化基金还将在中青、光明、新浪、网易、风凰等知名媒体对其进行不少于200家(次)的重点报道。有分析人士称:这对捐赠的单位和个人而言，既作了公益,又有了财务上的税前抵扣,还得到了等值甚至超值的名家字画,再加上超规模的宣传,可谓一次捐赠换来多种收益，何乐而不为呢? 　　老子文化基金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业界权威人士的认可:特别在我国公益捐赠还没有形成氛围和习惯的眼下，老子文化基金的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探索和大胆的创新,相信也一定会为老子文化基金的发展,带来更加积极的作用。 　　当然,质疑声也不绝于耳:既为捐赠,就不图回报。老子公益基金抛岀如人诱人的大蛋糕,是诱惑福人去换公益,这样做还是公益捐赠吗?如此”创新”值得商讨。 　　也有同行声称:老子公益基金是同其它基金抢资源。如此诱人的回馈,其它基金无法效仿也难以克隆,只好眼睁睁看着大量的捐赠到老子基金去。 　　更有从事公益基金研究的知名学者声援:中国的公益慈善还处在初级阶段,老子文化基金的做法不必指责。不管怎么说,老子文化公益基金终归带了个好头,也为公益慈善事业拓宽了一条新路,其经验值得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