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报告（一）

提要：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采取了激进的市场化改造，并在制度上向西方全盘看齐。但传统部落社会中的南北矛盾和深刻的民族矛盾，使吉国不但因频繁革命成为中亚地区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而且也因民族矛盾的激化，而极易成为引发中亚政治地震的火药桶。

文 黄章晋

　　8月25日，吉尔吉斯斯坦外长鲁斯兰?卡扎克巴耶夫抵达北京。

　　外界认为，今年4月发生动乱后，吉尔吉斯斯坦将中国作为其新外长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显示出中国对吉国的特殊重要性和影响力。而中国经贸力量在吉国能起到安慰剂作用也表明，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局势依然未稳。

　　应吉临时政府要求，最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同意派驻52名警察协助维稳，但此举立即在首都比什凯克、南部城市奥什和贾拉拉巴德引发了示威抗议。吉前国防部长伊萨科夫说：“吉尔吉斯斯坦将会像科索沃一样逐步走向分裂。”

　　吉尔吉斯人在短短5年中，通过革命赶跑了两任总统，为防止再出现政治强人独裁贪腐，痛定思痛，通过全民公投修改宪法成为中亚第一个议会制国家。然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未来远未明朗。

6月在南部发生的大规模种族冲突表明，吉尔吉斯斯坦极有可能成为中亚地区引燃民族矛盾冲突的火药桶。

　　因复杂的历史原因，中亚五国广泛存在民族跨境居住，而主体民族与主要少数民族矛盾复杂的困境并非吉尔吉斯斯坦专有，而是在中亚五国都一定程度地存在。一旦一国之内的民族流血冲突诱发国家之间的战争，整个中亚将会陷入战乱，甚至可能让极端宗教势力形成燎原之势，民族冲突扩散至邻国。

与此同时，吉尔吉斯再次革命的可能依然存在。

　　习惯了革命的国家

　　如果将6月发生的种族仇杀看作是巴基耶夫对临时政府的某种“革命”，则从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算起，吉尔吉斯斯坦迄今已发生了三次革命，5年时间经历了阿卡耶夫、巴基耶夫、奥通巴耶娃三任总统。

　　被“郁金香革命”赶下台的阿卡耶夫今天仍对自己的执政成绩坚信不疑：“阿卡耶夫时期将被看作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一段闪亮的日子。”

　　然而，阿卡耶夫下台前一年，他的顾问波盖特列夫曾承认，1990年，吉人均GDP为1220美元，到了2004年，吉人均GDP仅有约186美元。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前虽穷，日子还算凑合能过，独立几年之后，却沦落为世界最穷国家之列。

　　但阿卡耶夫的自信并非全无理由，今天当地人一致认为，刚刚被赶下台的巴基耶夫，即使没有涉嫌策划操纵6月种族仇杀的罪恶，整体表现也比阿卡耶夫要糟糕得多。阿卡耶夫曾在下台后称，颜色革命发生时，他向内务部长下的最后一道命令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开枪”。

　　阿卡耶夫从声望骤跌到被“郁金香革命”赶下台，转折点是2005年2月，当地一位美国人办的一家报纸，将阿卡耶夫的别墅与贫民住宅的大幅照片放在封面上对比。吉政府对此的惩罚，仅仅是切断了印刷厂的电源。但美国共和党参议院约翰?麦凯恩直接打给吉国外长一通电话，就摆平了停电问题。

　　“郁金香革命”后，自认为任上无过错，且否认其家族卷入腐败的阿卡耶夫，总结自己被赶下台的原因是：一、平时忽视了权力体系的组织建设，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维护社会稳定的机构；二、在社会上出现不稳定苗头的关键时刻，没有坚决果断地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任上长达15年之久的阿卡耶夫，是前苏联时代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学者型官僚，他曾在大选中创造出95%的得票率纪录。对阿卡耶夫的腐败指控主要指向其强悍的妻子，其妻子家族有众多兄弟，均被认为有严重的权钱交易。

　　阿卡耶夫的腐败是“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坚决信奉市场的阿卡耶夫曾有一句名言：“通往自由社会大门的钥匙只有三句话：第一，私有化；第二，私有化；第三，还是私有化。”但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有资产多半“化”到了北方人的手里，被认为是北方人利益代言者的阿卡耶夫，自然被视为最大的腐败者——说到底，导致阿卡耶夫下台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吉社会传统的南北权力之争，只不过它恰好搭上“颜色革命”的末班车，看起来是它连锁反应的结果罢了。

　　继任者巴基耶夫的腐败路径与阿卡耶夫正好相反，来自南方Kipchak部落的巴基耶夫上台后，以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来纠正阿卡耶夫的错误路线，在“国进民退”的过程中上下其手。不过，巴基耶夫也并未让南方力量满意，因为受惠者只是总统家族。

　　巴基耶夫不但有7、8个兄弟，而且孩子也多得数不清，最受器重的是生于1977年的小儿子马克西姆，他被任命为发展、投资和革新部部长，其权力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国资委、财政部一肩挑，吉尔吉斯斯坦几乎有了向朝鲜看齐的迹象。

　　对这个不幸国家的国民来说，如果“私有化”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失，“国有化”则会意味着垄断产品的价格大幅提升。2009年底，巴基耶夫家族控制的国有企业，将水、电和供暖等价格上涨2到4倍，手机费、香烟之类价格也全面上调，老百姓终于受够了。

　　当年与巴基耶夫站在同一战壕、在“郁金香革命”中起过巨大作用的临时政府总统奥通巴耶娃，以及在阿卡耶夫时代曾任总理的库洛夫，都是南方力量的代表，而巴基耶夫的所作所为实在让同志们寒心，于是他们再次革命。

　　巴基耶夫有过苏联时代长期基层党政干部的历练，深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安全部门的负责人都是他的自家兄弟，所以，推翻巴基耶夫的革命，代价来得远比“郁金香革命”惨重，上街游行的民众不少被狙击手冷枪击毙。但安全部队见大势已去，便立即倒戈，局势遂不可收拾，巴基耶夫等人于4月7日逃离比什凯克。

　　10天后的4月17日，巴基耶夫的故乡——吉尔吉斯南部贾拉拉巴德州政府办公大楼被500名巴基耶夫的支持者占领，州长一度被抓住成为人质。这个小规模“对革命的革命”没能成气候。经过迄今尚无法悉知详情的谈判，巴基耶夫踏上哈萨克斯坦派来的飞机，留下一纸“辞职信”，“临时政府”变成“合法政府”。

　　不到两个月，吉尔吉斯南部的乌兹别克人聚集区又发生大规模种族冲突，在不明武装分子攻击下，40万乌兹别克人逃亡，数千人伤亡。当地人一开始就怀疑，这是巴基耶夫干的。当地传说，为搞垮临时政府，马克西姆花费了1千万美元雇佣暴徒攻击杀害乌兹别克人。6月16日，巴基耶夫重要幕僚拉赫马诺夫被捕后承认参与策划了此次大规模血腥事件。

　　而临时政府由奥通巴耶娃担任总统，可视作南北势力的一次完美妥协：奥通巴耶娃生长于南方，但其部落是北方部落，故得双方认同。据估计，深孚人望的前总理库洛夫很可能会成为议会制后的首任议长。

　　但吉政府显然只是在脆弱的稳定中，“革命”可能随时不期而至。

　　8月5日，临时政府开枪驱散了来自东北部城市巴雷克奇的大约2000名反政府示威者。国安局长伊舍巴耶夫称，这些示威者要求临时政府必须安排他们支持的人，在前往首都时他们携有武器，一旦要求无法满足，他们可能会发动一次新的革命。

　　“任何革命，都会有很多老百姓支持。”6月中旬因动乱回到中国的一位商人称：“吉尔吉斯太穷，很多人习惯了在革命时趁火打劫改善生活。”这位在比什凯克亲历了今年两次骚乱的商人称，据他所知，4月初赶跑巴基耶夫的革命中，趁火打劫的第一拨人里，许多是脱下警服的警察。“警察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2000个SOM（吉尔吉斯斯坦货币），一公斤羊肉是180SOM，一袋50公斤的面粉要780到820SOM，警察一个月工资就够买10来公斤羊肉或两袋半面粉。”

　　吉政府的数据称，2009年吉国人均月收入是136美元，1/3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很多普通吉国人的生活有了上顿没下顿。

　　而长期关注中亚的学者伊力哈木认为，贫穷和腐败只是革命的诱因，革命能屡屡成功，也因为它是中亚国家里政制最自由最开放的。“在一个老百姓知道只要你敢上街它就敢开枪的国家，不满并不会导致政权频繁更迭；而在吉尔吉斯斯坦，游行示威的手续甚至可以事后补办。”

　　天上掉下来的国家

　　吉尔吉斯人在苏联时代，没闹过独立，甚至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完全因为俄罗斯人自己，吉尔吉斯人一夜之间得到了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国家。独立之时，无论是国民还是官僚，都未做好独立建国的准备。

　　占据了政府要津的吉尔吉斯族官僚，多为典型苏维埃制度下颟颔腐败无能的标准件。他们可胜任中央命令计划经济的岗位，但对如何管理一个现代独立国家，则毫无经验。吉尔吉斯城市公共管理处于半原始状态，街道上不但没有斑马线之类的标识，甚至近乎无交通规则。

　　全苏中央计划经济下吉国的定位和分工，对其独立后吉的经济自立极为不利。吉国当时除了黄金和锑等贵重金属资源外，其任务主要是向苏联提供肉类、皮革以及棉纺织品之类的农牧产品，因其境内丰富的水电资源，吉还向周边提供电力，而其他日用品和工业产品，则由苏联其他部分提供。

　　而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极不利于其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吉尔吉斯全境在南北各有两段很短的铁路。在北方，是首都比什凯克通过铁路与哈萨克斯坦相连，在南方，是第二大城市奥什通过铁路与乌兹别克相连，而这两个最重要的城市，只有一段路况极差的公路相连。

　　吉尔吉斯人刚刚当家作主时，前苏联留下来的“傻大黑粗”的机器设备，被当作工业原料大批卖到中国，换回各式各样紧缺而从未见过的日用消费品。但这些东西卖完之后，人们发现：既往那些并无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已不复存在，而立国安民的经济体系尚未建起。譬如在奥什，曾拥有前苏联第二大的棉纺厂，如今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

　　在当地中国人看来，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悲剧，可以概括为“天上掉馅饼”的陷阱：吃光卖光到手的家产后，一无所有。

　　尽管苏联帝国解体前，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有着纸面上不算太难看的数据，但这些数字是建立在封闭于世界的苏联价格体系之内的。加入世界分工之后，吉尔吉斯除了提供农牧产品和矿产品，看上去也没有别的机会了——苏联时代的工业系统已严重落后于时代，其大批机器设备大部分除了作为废钢材卖给中国，确实没有别的出路。

　　更大的问题是，大批牧民下山成为市民，改变了不少城市的居民民族结构。

　　独立前的吉尔吉斯，城市主要居民是俄罗斯人和乌兹别克人，占人口多数的吉尔吉斯人，主要是山上放牧的游牧人。作为主体民族，独立之后，吉尔吉斯人才开始真正的“进城”。苏联时代奉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吉尔吉斯普通牧民进城需经审批。苏联解体后，大批俄罗斯人离开，不但留下了大把空缺的岗位，还留下了大量空着的房子，结果大批吉尔吉斯牧民下山自发圈占无主房产，一夜之间成为市民。

　　历史上，游牧民族对私有财产的观念迥异于定居民族，其将暴力运用于产权领域的自然法则，颇为接近列宁主义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原本俄罗斯人和乌兹别克等定居民族的财富和生活就容易引起贫穷牧民的不平衡感，而苏联解体导致大批财产一夜之间变成无主之物，特殊时期的混乱保护并鼓励了这种“拿来主义”。

　　或许在吉政府看来，在这个主体民族为吉尔吉斯人的新生民族国家，城里的市民大多并非吉尔吉斯人，也有点说不过去，于是上述行为被默许，圈占行为在事后大多得到了官方的合法性背书。它的后遗症就是，在这次革命中，仍有少数牧民乘机强行接受俄罗斯族人的房产，并报官试图得到认可。

　　对那些一夜之间变成市民的吉尔吉斯人来说，其生活习惯和意识远未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相对其他定居民族而言，吉尔吉斯人普遍未养成积蓄意识，生活工作缺少计划性、条理性和持续性。延续游牧生活粗放、随意习性的他们，被当地中国人描述为：10个吉尔吉斯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只需要1个中国人就足够。

　　很快，他们发现城市里并没有他们的工作机会。惊人的失业率和贫困，使吉尔吉斯社会酝酿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哪怕有最好的制度

　　最要命的是，在前苏联体制下被压制的各种内部矛盾，在吉国独立后不仅被充分释放出来，还因为形势变化而被激化，吉国人却对此完全没有准备。

　　吉尔吉斯斯坦因其自然风光被称为“亚洲的瑞士”，独立之初，阿卡耶夫也自豪地宣称，要将吉尔吉斯建设成瑞士一样的国家。以他为首的小批精英坚信，只要在制度上完全向西方先进国家看齐，就一定有光明的未来。但作为一个人造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有着诸多成为现代国家不利的历史和文化因素。

　　尽管吉国人指责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独裁，但他们其实离极权国家的独裁者有相当距离，他们的权力基础很大部分受制于传统部落政治的影响力。

　　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旗上有一轮放射出四十道火焰的金色太阳，四十道火焰象征着吉尔吉斯的四十个部落，而“吉尔吉斯”的意思之一即“四十个部落”。

　　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极大的一个不同是，游牧民族的部落意识强烈，而定居民族地域意识强烈。定居民族更容易形成一定地域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游牧民族则不然。尽管苏联时代吉尔吉斯人就开始定居，但部落意识却完整保留下来，它成为吉尔吉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吉尔吉斯被天山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方与南方的诸部落原本就亲疏有别，再加上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南北方文化及宗教习俗有相当差异。

　　北方受俄罗斯化影响较深，世俗化极高，甚至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都接近俄罗斯人；而南方则受乌兹别克人等虔诚穆斯林民族影响，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中的穆斯林印记更深。由于各自的核心部落都是吉尔吉斯历史上的重要部落，南北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

　　在苏联时代，南北方势力的平衡，靠中央安排轮流执政来平衡。而独立之后，一开始靠总统与总理的分权来实现。但正如阿卡耶夫在其《难忘的十年》中的观点，吉既非总统制，又非议会制，总统权力受限，要摆平这个新生国家的种种问题，必须赋予总统足够权力——但强化总统的权力，会自动打破南北在总统总理上的权力分配机制。如此一来，借由“定期革命”来实现轮流坐庄，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迥异于定居民族的强烈的部落意识，使得吉尔吉斯社会中，部落议事会“额勒凯额什”(elkingish)有着极高的地位。部落长老的协商机制，成为平行于政府的另外一套权力系统。而部落议事制度，虽也有选举，但更依赖传统有名望的家族，其形成机制迥异于真正的民主制。

　　这意味着，吉尔吉斯斯坦仿照西方建立起来的制度，多少只是浮于表面、依托城市的系统。在这个国家未完成必要的城市化进程、整个民族未全面进入现代社会的现阶段，这个令吉国人自豪的“前苏联国家中最好的制度”，其效能是极为可疑的。

　　除了吉尔吉斯族内部的南北部落矛盾，吉更严重的矛盾来自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与定居民族乌兹别克人的冲突和矛盾。巨大的生活方式差异，以及明显的相貌差异（吉尔吉斯人是东亚长相，乌兹别克人有明显高加索印记），使两个民族有很深的民族隔膜。

　　无论苏联时代还是独立之后，南部的乌兹别克人在经济上均占据明显优势，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亦是如此。举例来说，吉国独立时，在南部中心城市奥什，乌兹别克人是吉尔吉斯人的2倍，但从苏联时代起，因为民族政策，这里的政治权力一直掌握在吉尔吉斯人手中。譬如1990年，奥什州各部门和委员会主任一级的高官中，吉尔吉斯族18人，俄罗斯人2人，乌兹别克1人；苏维埃权力机关中，吉尔吉斯族占66.6%，俄罗斯占13.7%，乌兹别克占5.8%。

　　因此，在苏联时代，南方的乌兹别克人就有取得自治地位的呼声。不但因为在吉尔吉斯人为主的国家，乌兹别克人的政治权力不平等，还因为这些地方传统上也被认为是乌兹别克人的居住区，有人甚至认为应当把奥什州划给乌兹别克斯坦。

　　苏联解体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人的不公平感就变得更为强烈了。尤其当乌兹别克人敢于公开说，这里原本就是乌兹别克人的地方，最好把乌兹别克人连同他们的土地一起划归乌兹别克人的祖国，吉尔吉斯人对他们的疑惧无疑加剧了。

　　吉尔吉斯斯查虽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中亚的“民主孤岛”，但无论是阿卡耶夫还是巴基耶夫，首先无法摆脱自身民族内部的部落政治影响，更没有能力去解决乌兹别克人权力平等的要求。

　　虽然，吉尔吉斯有纸面上的民主制度，但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民主制度的协调机制并未起到看得见的作用，倒是古老的长老制度在最危急的民族冲突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亚火药桶

　　2010年6月10日夜，由南部城市奥什开始，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种族仇杀。当地媒体称，起因是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青年在某娱乐场所发生群殴，但随即变成带有明显策划组织痕迹的针对乌兹别克人的杀戮。大批行凶者手持斧头、铁棒等凶器沿街挨家挨户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仇杀迅速蔓延到南部的各个城市。逃亡的乌兹别克人称，吉尔吉斯军人随后开着坦克装甲车辆也参与到暴行中来。据国际中立机构组织称，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一千，抢劫、强奸不计其数。

　　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奥什，再次爆发大规模种族仇杀，唤醒了人们对“中亚火药桶”费尔干纳盆地的血腥记忆，也为这个只有2万2千平方公里，却有100个民族、1000万人口的“火药桶”是否会被点燃而担心。

　　20年前的1990年6月4日，同样在奥什和另一个地区乌兹根，因土地争议，市内发生了两个民族青年群体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但在乡村却因谣传而变成为一场大规模种族仇杀。许多人并无明确理由，就在“杀掉那些萨尔特人”的鼓动下，投入到杀戮乌兹别克人的狂潮中，相伴而来的是数不胜数的抢劫和强奸。

　　民族矛盾，是费尔干纳盆地这个火药桶每次爆炸的引线。“萨尔特人”一词，透露了这一地区民族矛盾最重要的根源——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深刻隔膜和长期敌视。

　　中亚地区曾有一首以“萨尔克，萨尔克，萨尔克，数数字”开头的歌谣，为各突厥语民族熟悉，它表达了突厥语世界中，游牧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对定居民族爱算计爱忙活的鄙视和愤怒。“萨尔克”原意指维吾尔商人，最后演变成游牧人对当地定居民族的侮辱性指称（在吉尔吉斯斯坦，即指乌兹别克人和操波斯语的塔吉克人）。在传统游牧人的观念中，萨尔克人狡猾爱算计，正常交易总会吃亏，所幸骑马的游牧人素有武力优势，定期以武力抢劫的方式找回平衡被认为理所当然。

　　曾有人认为，当初苏联划分国界时，把费尔干纳盆地划给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是斯大林的一个阴谋，这样可以让各民族之间形成矛盾和仇恨，让它们互相牵制（吉国奥什州有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四块小飞地和属于塔吉克斯坦的两块小飞地）。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苏联强行社会改造的必然结果——定居民族的农地被强行重划，牧民强制定居，牲畜全部重新分割，所有民族的一切财产归属和生活方式都被重新改造，革命的刀子不但切到了所有人，也让所有人成为其他人的敌人。

　　在传统生活方式下，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在地域上相对隔离和对土地的交叉利用——譬如同一块土地冬季时定居民族休耕而游牧人下山放牧，使这种矛盾并不容易演变成大规模族际冲突。在费尔干纳盆地，吉尔吉斯人就曾经与乌兹别克人长期杂处。但进入现代社会，游牧人开始定居后，其与定居者的矛盾开始加剧。苏联自1970年代起，规模不等的民族冲突连续多年爆发。

　　不过，比较20年前后的两次大仇杀，不难发现时代和环境已发生变化：苏联时代动用了大批军队镇压，而今天的吉尔吉斯因缺少军力，迟迟无法恢复秩序；但苏联时代，民间组织的协商机制为当时的制度所不容，民间自我调整功能完全失效，而在今天，民间的长老谈判机制迅速启动，在仇杀蔓延的过程中，阻止仇杀和修复信任的工作也同步展开。

　　尽管吉南部的种族仇杀已经平息，但因吉军力严重不足（平时甚至请俄军代为看守部分边界），始终未能真正控制局势。当地制造暴行的武装分子依然逍遥法外，而在反抗袭击过程中，乌兹别克人也组建了各种民间自卫武装组织。吉南部除了没有继续发生仇杀，与正常秩序和政府号令的恢复相距甚远。

　　这次冲突不但进一步加剧了南部乌兹别克人的离心力，也在边境另外一侧的乌兹别克斯坦民间激起巨大仇恨，各种乌兹别克人被残酷凌虐的视频广泛流传。民族仇杀的情绪震荡，迅速蔓延到了周边相邻的所有国家。因为传统上，吉尔吉斯人与哈萨克人更近，而乌兹别克人、维吾尔人和土库曼人更近，不同人群对冲突的私下感受并不相同。

　　跨境民族的矛盾和冲突，对整个中亚地区的政治稳定是严重考验。

　　中亚五国中，除吉尔吉斯斯坦外，大都由苏联时代就担任高官的“伟大领袖”长期统治至今，有些国家的政治自由度排名甚至与朝鲜不相上下。对其最大的挑战，并非“颜色革命”，而是不断蔓延的极端宗教势力和各种民族分离主义。

　　中亚脆弱的政治稳定一旦崩塌的后果，从塔吉克斯坦的悲剧即可见一斑。受邻近的阿富汗以及民族、宗教原因的影响，塔吉克斯坦于独立之初的1992年3月爆发内战，至1997年6月方在大国介入下结束内战。官方统计，塔吉克斯坦内战中约1%的人口死亡，10%的人无家可归。在各方妥协下，塔吉克斯坦成为前苏联国家中惟一一个允许建立宗教性质政党的国家。

　　塔吉克斯坦暂时摆脱了战乱，种子却输出到了邻国：各种极端力量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处。在乌兹别克斯坦，2004、2005年，在布哈拉、安集延甚至首都塔什干等城市，发生过多起暴乱，组织和参与者中不少是跨境人员。

　　对中国来说，新疆境内的极端分子在境外有两个重要的实战和培训的去处，一个是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控制区，另一个便是费尔干纳盆地。

　　夹缝中的未来

　　吉尔吉斯斯坦除了自然景物之外，只有与大国奉行等距外交的政策像瑞士。在这个国家，一个堪称绝无仅有的世界奇观，仿佛是为这个政策作的注脚：美国玛纳斯空军基地与俄罗斯坎特空军基地都驻在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相距仅仅37公里。

　　“9.11”后，美军为便于攻打阿富汗，租下了吉尔吉斯惟一的国际机场。美军插足中亚令中国不安，更令俄罗斯不安。2003年10月，俄军建成启用了毗邻美军玛纳斯基地的坎特空军基地。为赶走美军，俄不断加大对吉援助，同时向吉施压。2009年初，吉政府一度声称将关闭美军基地，但最后却是两头收钱，让美俄基地在首都门口对峙。

　　吉国选择与大国等距外交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吉尔吉斯斯坦不像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目前最重要的财源主要来自金矿收入。而临近的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是陷入极端宗教势力的动荡战乱国家，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极端势力活动中心和毒品走私的重要通道。

　　财力的匮乏和安全威胁，使吉尔吉斯斯坦完全没有资格模仿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关起门来搞一套吉尔吉斯斯坦独特国情论，全面向西方看齐或许是其选择中最好的一个。

　　对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有着特殊历史渊源的超级国家，吉国始终无法摆脱既离不开又恐惧被控制的双重矛盾。所以，对美国人伸出的橄榄枝，吉尔吉斯斯坦即使不为财政困难考虑，也会接纳其进来，让三个大国的力量彼此平衡抵消。

　　吉国对俄罗斯的感情最复杂。该国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之一为俄语，尤其北方地区已高度俄罗斯化——吃饭是一块列巴（黑面包）就酸黄瓜，喝一碗红菜汤，不分男女老幼，全民酗酒。经济长期不景气以及连续革命、种族仇恨，甚至让不少吉国人议论，吉国还不如重新加入俄罗斯联邦。而传统的经贸关系以及多年来仰仗俄罗斯财政支援，使得吉国与俄罗斯之间依然存在藕断丝连的依附关系。吉尔吉斯斯坦长期被认为是独联体国家当中最亲俄的一个。

　　但历史上俄罗斯人与吉尔吉斯人的血海深仇，也是两国之间难以真正亲近的最大因素。2006年7月，时逢中亚民族大起义（当年中亚各民族反抗入侵者沙俄的起义，吉尔吉斯人因镇压和逃亡损失了三分之一人口）90周年。吉官方将大批当年死难者重新下葬，并在首都比什凯克的“阿拉套”中心广场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

　　更让俄罗斯不快的是，吉尔吉斯人不但让美国人的基地进驻比什凯克，2008年4月，俄坎特基地的军官与吉尔吉斯军警发生冲突，俄多名军官被重创，有吉尔吉斯人借此公开鼓动，干脆把驻扎在基地的俄罗斯人赶出去。

　　注重务实外交的中国，以其经济影响力，今天已成为对吉国百姓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国家。但中国依然难脱吉国人对其爱憎交织的情结。

　　近些年来，中国在吉最大的不利因素在于“国家利益出卖论”。苏联时代，吉尔吉斯人就熟悉了官方宣传的“中国威胁论”：蝗虫一样多的中国人整天想着要抢占我们的领土。而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国境确定过程中，“国家利益出卖论”自始至终与之伴随，1999年签订的《中吉边界补充协定》在完成勘界后，2002年3月获吉尔吉斯斯坦议会批准，但是，贾拉拉巴德州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他们指责阿卡耶夫政府出卖了国家利益，让中国割去了大片领土。警方向示威者开枪并造成相当规模的伤亡，它最后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时任总理的巴基耶夫被迫辞职。

　　而巴基耶夫接替阿卡耶夫上台后，民间对其“亲华”指控更升一级。当地有传言称，巴基耶夫访华时，曾说自己身上有东干人血统（东干人系中亚对清末迁徙到中亚的回族人的称呼）。还有传言称，巴基耶夫不但对东干人有特别照顾，而且还每年从中国引进一批东干青年男性。英国《金融时报》亦称，随着中国人大规模修路开矿，吉尔吉斯斯坦正在变成“中国的海外省”。

　　除“国家利益出卖论”外，当地青年知识分子也经常批评吉尔吉斯对华政策，意见主要集中在中国商品几乎占领了吉国全部市场，以及中国移民越来越多。据中亚当地研究者统计，吉尔吉斯斯坦今年动乱前，在吉尔吉斯的汉族中国商人，约为3万，而各种因素从中国移民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吾尔族人则接近10万之多。

　　中亚当地研究者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真正的老大是中国，中国通过温和而不显露痕迹的方式影响这些国家的政策，并使之配合中国自身的反恐和反分裂需求。

　　一直关注吉尔吉斯对华态度的伊力哈木认为，无论是谁执政，吉政府奉行等距外交的政策都不会变，而其对华亲善的态度亦是其不变的基本支柱，因为中国对其内政并无威胁，而吉在经济上也高度依赖中国的贸易和援助。尤其是其定位为中亚的陆上自由港，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制造国商品西输的中转通道，它不可能把自己和中国的关系搞僵。

　　但他也认为，虽然对吉国最直接的影响力来自俄罗斯和中国，不过，吉国社会多年来的相对开放影响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年轻一代人的眼睛始终盯着布鲁塞尔和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和北京。在价值观上，他们更倾向于欧洲和美国。如果需要在文化传统中重塑国家和民族认同，他们会更倾向于土耳其。

　　少有人看好吉尔吉斯的未来，无论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多么亲西方，其社会的基本结构的重塑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在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种族仇杀的南方，乌兹别克人有了更多要求自治权力的理由，但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是一个脆弱的政府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是他们的要求一旦实现，将变成可怕的先例：

　　在中亚地区，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矛盾错综复杂的格局决定了，一旦乌兹别克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开了这个头，几乎所有中亚地区的民族聚集区都将提出类似要求，因为这种声音同样已存在很多年。对远未实行民主的中亚国家来说，这无异于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地震。

　　在冲突中已经形成被部分自卫武装组织起来的乌兹别克人地区，事实上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自治。但无政府状态可能导致的最坏情形是，南部因动乱和失序，让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的宗教极端势力，由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扩展到全境，这个时候，与中国有近1100公里漫长国境的吉尔吉斯斯坦，就会由中国商品输出的通道，变成一个极端宗教势力和分离势力大规模输入新疆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