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尔文 2010-10-17 19:55:02 发表于：博客中国

记得陈丹青先生说过“在国外，最深的感触：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

鲁迅先生也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漫长的历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那么首先，什么是奴性？

通常地说，奴性，包括奴隶性和奴才性的总称。奴隶由于本身受到限制，是被动屈服，其奴性是不自觉的；而奴才因利益的诱惑和欲望的满足而甘愿曲意奉迎，实质上是主动就范，其奴性是自觉的。其共同表现是不用自己的脑子去判断是非、求证效果、甄别利害，而一味对发号施令者逆来顺受，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如此虽然误事害人却可以悦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或对权威、经验、书本生搬硬套，不越雷池半步；如此纵然徒劳无功甚至劳民伤财也可因情有可原，一推了之。

奴性是与创新精神是相背离的。不论表现奴性的人是由于无可奈何还是因为心甘情愿，都会因其缺乏自主意识和勇敢精神而无力创新。如果奴性仅止于个人，那只是个人的悲哀—-其人生价值难以充分的体现；如果成为一种社会道德，很多人争相效仿，则是社会和民族的悲哀—-将延缓甚至阻碍社会的进步，乃至导致民族的衰败甚至灭亡。

奴隶精神的本质是顺从（不管是人还是经典或传统），没有自主意识，没有担当精神，没有创新意识。尼采对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在《道德谱系学》中也做过阐述。认为主人道德的主要特征是：自我肯定、骄傲、主动。奴隶道德则是：自我否定、谦卑、反动、怜悯。

其次，奴性从哪里来？这应该不是单一的成因。

一，从文化上讲，我们的传统文化僵化乃至变质，主要是儒家文化，其中包含过多糟粕和奴性文化，成为奴性的思想根源。

这里并非是想把所有的儒家传统都彻底否定，把罪过都推到孔孟的身上。其实对于儒家所倡导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任何健康的社会都需要以之为基。而且儒家文化也是发展的，诚如西方的基督教，耶稣创教时或许没有想过异端裁判所吧。

而儒家文化在中国享有两千多年的唯我独尊地位，这在人类发展史既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孔孟之道长期以来作为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在充分肯定其正面作用的同时，其对人的思想和精神束缚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这种主流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内容，更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无情的摧残。“五常”是很好，但 “三纲”呢，“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的是大臣做皇帝的奴隶，儿子做父亲的奴隶，妻子做丈夫的奴隶。任何思想和行为上的不同都被视为犯上，而犯上与作乱同罪，要给予严厉的惩罚。这样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大臣对皇帝、儿子对父亲、妻子对丈夫只能顺从，并逐步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被侵犯和剥夺也只有选择屈服。这些糟粕的文化依然以其巨大的惯性在很多人人的头脑中根深蒂故，发挥着作用，并不时以不同形式去影响着自己的家人和身边的其他人。

这种文化与权力的结合，发展的结果是必然的忠孝观，乃至忠君就是爱国，把忠君同爱国结合起来，进而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忠孝思想成了高明的专制统治思想，是把人从小就用强制的思想灌输变成精神的奴才思想的乞丐，这样的奴才最容易被统治，但是最没有创造力。虽然至于什么是“忠君”，看看儒家的亚圣孟子的话： “闻诛一夫纣尔，未闻弑君也”！

而这也是“官本位”思想的源头，儒教实质是礼教，礼就是秩序，就是下服从于上，就是弱服从于强。导致的是对强者——官（专制体系下的唯一强者）的崇拜，或者说服从。在一个既没有科技又重农抑商的年代，人本就缺少发展的机遇。读书做官也许是仅有的道路了，所谓“学而优则仕”，最终一切社会价值向官看齐，形成了真正的“官本位”文化。官要被称为“老爷”，为“父母官”，民见官要下跪，要叩头。官本位的结果是人治，是权大于法。如此使民众长期无力保障自身的权益时，使之失去独立性，而公正的获得不是自然地依靠法制，而是要通过显贵的恩赐才有，从而增加了对强势的依附性，也就是奴性。

二，从历史上看，持久的专制是奴性的必然，大而一的国度形式也许正是专制发展的土壤。而这一点比之文化应是更基本的因素吧。

在长期的皇权专制统治下（我不想用封建二字，因为封建实质是分封建国之意，而我们自称的的封建基本就没有分封，实质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社会。这里，皇权，代替了百性心目中的主人。他们既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又具有百姓精神统治的神权，集皇权与神权的于一身。

在我们这里，皇帝为万民之主，不仅是主，还代表着神（天子），皇帝治下的黎民百性，都是皇帝的家臣和奴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长期皇权专制的国度里，伪道学们又创造了一整套忠君爱国的理论，把当奴才提到了爱国的高度。这里，国家的概念被倒置，皇权成了国家的代名词，“忠君”成了 “爱国”的同义词。谁要对皇权的统治不满，就可以被骂为叛国。谁要对现时不满，就可以被骂为卖国。熟不知，在封建制的国度里，能够上卖国资格的，仅区区几个人而已。

一个国家大，本来不是问题，但大了如何治理就是个问题。因为大，必然存在各地的差异，民风的不同，这需要的是治理上不能等齐划一。但恰恰在这一点，历史上我们采取的是却是专制的“一”。要在这一点上论功行赏，首先是秦始皇，其次只怕就是汉武帝了吧，至于董仲舒，喽啰而已。始皇实行的是郡县制，权力是金字塔式的集于中央，而汉武帝不仅要行政权统一，还要思想的统一。比之始皇的“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上一层。这样，统治是便利了，只是人的活力没了，或者说，人没了，剩下的只是奴才。而后世历朝对此无不效仿，且愈发精进完善。

当然，在政体上，孟德斯鸠做过论述，一个大的国家走向专制也许是必然的，当然不包括现在一些大国（如美国等，并非指大就必须专制，尤其到现在）实行的联邦与州实行分权的联邦制。而中国的地理条件更多的是一马平川，是很适合统一的，加之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次次战争，而每一次战争的结果都只会加剧极权的发展。这或许就是我们最终拥有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自然因素吧。

奴性是由于权力上的专制，而大一统恰是专制的土壤，持久的专制能塑造的也只有奴性。中国数千年的皇权统治文化积淀，造就了中国人的奴化意识。而奴化意识，并不是出于对权威的尊敬，更多的是惧怕。

当然，从心理学方面来讲，人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心理依赖（绝大多数人应该如此。不能哲学的，那就需要宗教的），需要权威来指引，来为其做决定，来保护。

毕竟，人直到现在认识还很有限（更不用说以前），还有太多未知的东西和迷茫。在这一点上，西方人幸运的是在于宗教，他们选择了上帝做主子，一切人都做上帝的奴才。如此，在一个非世俗的上帝面前人人还是平等的。这也使得其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观念有良好的基础，奴性也会小很多。而我们，没有宗教，虽然冯友兰先生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是靠哲学对中国人思想起来了精神支撑做用，进而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并非所有人都有哲学思维能力，缺乏哲学思维的人，也需要精神寄托。于是将凡间的显贵，当成他们的依赖，而成其奴才，是不足为怪的。当然，随着社会透明度和开放性的增加，知识的增长，哲学性的增强，宗教的自由，其影响会减弱。

究其原因，专制与不平等的文化（长久的大一统是其土壤。这里不是说大不好，恰恰会很好，现实就有很多例证。但不能“一”，需要分权保证活力）是奴性的源泉，至于二者的作用，更多的是相得益彰。至于中国为什么会走上两千多年的专制，很多事情既有必然也有偶然的因素，不是简单的历史必然。本人更相信历史是概然的，正如一个人，一件事的进展一样，很多只是概率的大小及机遇。

历史无法重复，但现实在我们手里，未来是我们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