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媒体报道,上海作协下属的《收获》《上海文学》等文学杂志稿费标准要猛涨,提高到原来的2至5倍,由上海市政府从文学发展基金拨出专项资金,并且每年都注入新的资金。这让兄弟省份的文学杂志很是羡慕,纷纷呼吁本地政府也出手相助。
纯文学稿费太低,这种抱怨不是一年两年了,每倒下一个文学杂志,为纯文学“讨薪”的呼声就响亮一阵子。这种说法看起来有道理,因为无论横比纵比,纯文学杂志的稿费都相当寒碜。横比:现在的任意一个主流都市报,发给作者的评论稿费都在千字300以上,较高的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新闻晨报》等能达到千字800,《南方周末》给某些作者的稿费,几年前就达到了1字1块钱。市场上杂志的稿费要更高一些,韩寒的《独唱团》的标准就是1字1块。而报纸文化副刊文章的稿费,也多在200以上。与此相比,纯文学杂志千字三五十至多百来块的稿费实在拿不出手。如果算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差距就更加悬殊。
纵向来看呢,在知识分子最为神往的民国时期,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6元。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1-3元。鲁迅文章一般稿酬是千字3元,有时千字5元,《二心集》的稿酬为千字6元。这样的稿酬标准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没有很大变化。要知道,五四时期,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的薪水是8块钱,只相当于两篇小文的稿费。我估计,当时的稿费标准,大约与现在都市报纸的高等稿酬看齐,遥遥领先于现在的纯文学杂志。
从两个向度比较,可以看出纯文学刊物的境况,已经惨淡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很多杂志苟延残喘其实早该停业清盘,因为几百本的发行量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文学刊物的生死,岂是能由自己掌握的?于是,拼发行,搞创收,拉广告,办会议,求赞助,甚至写软文,成了文学杂志上下的主要工作,反倒是文学这件事,在吃饭问题面前,只能被放在很次要的位置。比如两年前爆出的一则新闻,《报告文学》杂志明码标价,只要3万块钱,就可以在杂志上发3万字的稿子,能配五六张图,价格还可以商量。报告文学成了广而告之,可见在生存的窘境之下,文学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了。那么,纯文学杂志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我此言一出,必然有一片声音出来反对,曰纯文学杂志的存在,对文学的意义重大,市场化文学的兴旺是文学的悲哀,好像没了那几本刊物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就成了荒漠。可是,这些杂志的存在,又给我们提供了多少的食粮呢?所谓纯文学危机,在我看来,不过是利益相关者的危言耸听。纯文学杂志的衰落,并不是被市场抛弃,而是被读者抛弃,被文学抛弃了。纯文学杂志基本在各级作协管辖之下,从内容到形式,都要受到文学管理部门的控制,内容不能旁逸斜出,不能以下欺上,不能脱离轨道。我们知道,能够打动读者的好文学,除了高超的技巧,往往是以强烈的现实情怀取胜的,但这一点,却是被严格管制的。想想谢朝平因写报告文学《大迁徙》被警察强拘的事件,你就会明白,所谓纯文学,不过是“遵命文学”的雅号罢了。脱离了对现实的关注,只能在指挥棒下匍匐前进,能写出什么有价值的文学呢?
而纯文学杂志的存在,不过是被各级作协的工作人员绑架了的一只饭碗而已。有这个刊物存在,至少有一二十编制,百十万拨款,能养活不少“文学人口”。所以,等着别人喂食的杂志,一定是吃人家嘴短的杂志,仰人鼻息的文学,一定是不自由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到底谁需要呢?
在所谓纯文学杂志叫苦连天的时候,市场化的文学刊物正风生水起,虽然也是泥沙俱下,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但在一个相对正常的出版生态环境里,作协管不到的文学刊物、书籍、网站,不吃政府资金的嗟来之食,毕竟有了更大的写作空间。这些由读者直接出钱供养的地方,才是产生好文学的希望所在。
人为地把纯文学和市场文学对立起来,只不过是制造紧张气氛,历史已经证明,纯文学杂志的存在,并没有供养出伟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还将会证明,中国文学的经典将在自由选择的市场中产生。不要以为出版社和读者只会出烂书,真正打动人心的好文学,必然能再在市场上找到属于它的位置,顺带着还会占领当代文学史。
潘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