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摄影/张建林
1985年我们对日土县任姆栋等3处岩画的调查被公认为是我国西藏岩画考古的开端，从此以后，接连不断的发现让西藏岩画成为国内外岩画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

20多年过去，虽然多次赴阿里，但都是在札达县的托林寺、古格故城主持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没有机会再去阿里地区北部的日土、革吉、改则、措勤调查岩画。2004年8月至9月，为正在编写的阿里地区地方志文物卷补充资料，我和故宫博物院的宗同昌赴阿里地区参加考古调查。两个月期间，与阿里地区方志办扎西书记一起风餐露宿，行程5000多公里，走遍全地区7个县，共调查各类文物点51处，其中47个文物点是此次调查中新发现的。新发现的文物点包括石器地点、石构遗迹、岩画、墓葬、城堡遗址、石窟、寺院遗址等。其中最为重要的要数石构遗迹、岩画和石器地点。
石构遗迹的考察
西藏境内的石构遗迹早在上世纪前半叶就被发现，1925年～1928年，俄籍瑞典人劳瑞茨（又译为罗列赫）所率领的中亚考古队翻越昆仑山到达藏北，在藏北和西藏中部进行考古调查。他们在藏北发掘了一批出土有青铜箭镞的石丘墓以及与此相关的大石遗迹，并将这些大石遗迹分为独石、列石、石圈3种类型。在1930年发表的《藏北游牧民族的动物纹饰风格》一文中，推测这两种遗迹可能与藏北游牧民族所信仰的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自然崇拜有关，年代可能属于青铜时代。
此后长达50年间，很少再有人提及这些毫不引人注目的石堆、石柱和石圈。似乎只有意大利藏学家杜齐在《穿越喜马拉雅》一书中提到这种“大石遗迹”，并认为“在西藏存在着一种从新石器传统发展起来的巨石原始文化”。
1992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文物普查队在阿里地区境内进行全面调查，曾经发现过列石遗迹。但在后来出版的《阿里地区文物志》中并没有作为文物点专门介绍。
1992年～2002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家约翰•文森特•贝勒沙深入藏北和阿里地区，进行了往返多次的考古调查。调查获得极为丰富的资料，很快出版了详尽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著作两本。《西藏北部的文物——高原前佛教时期的考古发现（1999年羌塘探察的发现）》一书中将石构遗迹分为2类：独石与围有石框的石柱、列石。而在《西藏上部地区的文物——高原上前佛教时期的考古遗址（2000年上部西藏探察的发现）》一书中又进一步分为独石、石框中的石柱、列石与建筑组合三类。除此以外还调查了岩画、墓葬和城堡遗址。
与约翰•文森特•贝勒沙的调查几乎同时，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顿珠拉杰也在阿里地区和那曲地区做了调查，之后撰写了《西藏西北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考察报告》，将这些石构遗迹分为“墓葬”和“石碑”两种。
前面所说2004年8月至9月的考古调查中，我们发现的石构遗迹主要分布在在阿里地区“东三县”——改则县、革吉县和措勤县，其中以改则县分布最为密集。日土、札达、普兰、噶尔也有少量分布。

石构遗迹中保存最为完好的是改则地区的康玛遗址。三组石构遗迹分布在河北侧的二级台地上，每一组包括石框、排列成梯形的列石群、石片图案。这里的海拔在4600米左右，地势平坦，康玛曲河水从西向东流过，南面远处是头顶白雪的夏刚坚山峦，我们就在遗址附近安营扎寨。前一天刚刚下过一场雨，康玛河的河水变得湍急而浑浊，打来的河水烧开之后沉淀很久才能喝，不过颜色看起来仍然如同面汤。我们带了足够的给养，工作一周也没有后顾之忧。调查按部就班依次展开，测绘遗址平面分布、拍照、文字记录、对一些局部进行清理。
东西排列的3组石构遗迹有着相同的布局和结构，石块垒筑的石框位于西端，高出地面一米多；东侧是排列成平面呈梯形的列石阵，西侧窄，东侧宽；列石以东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有半埋于土中、用石片摆成的图案。为了了解石片图案的形状，我们对其中的2号石构遗迹做了清理，最终的结果令人吃惊。这些半埋于土中的石片平面构成一个类似于汉字“古”字形的图案，每一道“笔划”都由平行的两条线组成，两线之间又用石片隔成一个个小三角形，三角形之中分别嵌入红、黄、白、黑、绿等不同颜色的小石子。这在以往的调查中从未有人注意过。我们还对位于西端的石框进行了清理，石框已残损，从中清理出不少兽骨，可辨有牛、羊的腿骨、趾骨和羊角。种种迹象表明，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一处祭祀遗迹。
调查现场除了我们几个人的说话声，只有远处河水的哗哗声。在我们清理的第二天，一位牧民老远骑着马过来，一脸的困惑，他不知道我们围着石头在做什么，对我们的解释更是感到惊奇万分。也许是他太困惑了，所以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请来了一位云游的喇嘛。这位喇嘛告诉我们他在尼玛县也见过这样的列石，当地人称之为“门堆”。
从藏北草原到孔雀河畔，从古格古城到班公湖边，石块围筑而成的石框、石圈和列石等石构遗迹时有所见。在革吉县境内的师麦村附近的狮泉河西岸，有座褐色独立小山包，山下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着牧民定居房屋、羊圈和石堆、列石。从模糊的石框残迹中能够辨认出，这里原来应该是一座规模不小的祭坛，后因水草丰盛，牧民定居放牧，他们把祭坛上的石料拆卸下来修砌成了羊圈。如果不仔细辨认，很难将古代的石构遗迹从现代的房屋废墟和羊圈中甄别出来。
规模最大的是革吉县师多村辖地的一处石构遗迹，这里属于狮泉河河谷的一段宽谷地带，河流西岸北侧有发育良好的湿地，可以见到远处奔跑而过的野驴。石构遗迹分布在西岸的二级台地上，南北一字排开，共计有6组。其中有4组结构略同，都是在长方形的石框内排列数量不等的列石，一律将开口朝向东方。北端的第一组规模较大，西端是长方形的石框，高出地面一米，东半部是个巨大的石片图案，图案总体呈梯形，东西长20米，以中间的两道线为中轴，摆砌出复杂的分格图形。
石构遗迹中列石最高的是普兰县巴嘎乡的丢卡尔冬遗址，遗址位于“鬼湖”——拉昂错以西30公里的荒漠草原上，边长10米的石框中竖立着9个石条，暴露在地面最高的石条有2.3米，在海拔4600米的开阔草原上极为醒目。方圆十几公里之内没有山峦，列石所用的石料应该是从远方的山上运来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两个列石上有凿刻的苯教符号——逆时针旋转的卍字。
在革吉县的雄巴乡境内，有一处地名叫“门多仁”。门，在当地藏语中一般是指古代生活在藏北的部族，多仁，是指石碑或长条状的石头。地名本身所提供的信息：这里曾经是“门”人生活居住过的地方；这里存留有石碑、独石或列石。根据当地老年人提供的线索，我们在相鲁康寺以西的香曲河东岸找到了这处遗址。可惜的是原来的列石已经不存，石框的石头也被附近的牧民搬走垒砌羊圈，仅剩下石框的残迹。但残存的遗迹已经可以说明当地的地名绝非毫无来历…..节选，详细内容请关注《西藏人文地理》
《西藏人文地理》2010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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