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律师周泽10月16日在汶川映秀中学遗址路遇官员视察，实施交通管制，遭到警察粗暴对待。
　　是的，那是粗暴对待，还不能说是粗暴执法。粗暴执法，还得是执法；而周泽律师遇到的虽是执法者，这些执法执行的也是公务，但算不算执法，不无疑问。

　　从报道看，汶川方面迄今并未解释当时视察映秀中学遗址的哪位官员，甚至没有说出官员的级别，只是表示“当天到映秀中学来的领导还不到那个警卫级别”。网友根据照片搜索指认视察者是汶川县委书记、财政部某司级干部和四川省财政厅有关官员。
　　警察不按规定启用警卫措施，其行为就没有正当性。不正当的行为，还做得理曲气壮，在我们这个社会，并不罕见。人们心里底有气，具体面对时却无可奈何，转念一想甚至自己都想会“退后一步天地宽”。权力进逼权利，忍让加剧威权，两相作用，权利空间越来越窄，大概，也只好“退后一步”，自求“天地宽”了。

　　周泽律师遇到的是汶川县公安局的“处突大队”。还别说，处突大队真不是浪得虚名，行动起来，态度果敢，措施专业，威武得很，有人上铐拽走被控制者，有人用毛巾捂嘴以防发出叫唤，有人遮挡镜头以免被人拍摄。这种专业素养，不知真去处置突发现场效果如何，但用于对付本来就安安静静的和平公民，真是猝不及防，一拿一个准。
　　专业人做专业事，处突人员搞人身控制，在行；但从法律素养，显然不可以算合格的执法者。明明是周泽律师和朋友两个人，被不合规定的警卫措施限制了公共场所的自由行动权，并在稍有口舌之辩的情况下遭受捂嘴扭扯上铐，处突人员却说他们“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何谓聚众，何谓扰乱，何谓社会秩序，从语言、逻辑到法律，这些人都需要回炉。普通人应该明理，否则不可理喻；执法人员，应当知法守法，否则坏法乱法。但在中国，大概很多人还是习惯“专政”的概念，并往往将“专政”与执法混同，这就是很多执法者只是握权柄、滥施暴，而无所谓法不法的原因，他们把自己定义为专政人员，自身拥有权力，同时只执行或逢迎更高权力的意志。

　　若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受到不正当警卫的官员视察，才算是实至名归。官员出巡，随从成群，又加警卫，有时还要加演欢迎人群，这都是聚众。由此而清空公共场所，管制道路交通，安保超越标准，这就是扰乱社会秩序。这种扰乱行为，从来不闻有过追究。前呼后拥，道路以目，肃静回避那一套，时时有之。
　　这一事件由不正当的警卫措施引发。县委书记和司局级官员，不叫调研而叫视察，可见何其尊贵。警察机关为此而实施警卫，隔离人群，命令发自县委，还是警察机关自行决定？不管调研、视察，官员在公共场所的行动，并非机密。路遇者得而观之，不必闭上眼睛；有相机得而拍之，不受阻止。而处突队员不仅执行清场，还要人删除现场照片，他们是处置突发事件，还是制造突发事件？民众与照片被看得充满危险，又可见威武与胆怯的合一。

　　周泽律师遭遇的，只是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场景，同样的、类似的事情无日无之。这种寻常的细节，写出来，被注视，才算是一件事；不写出来，不被注视，就是日常的生活。生活如流水一样，权力对权利的侵蚀与逼迫，正所谓“绳剧木断，水滴石穿”，权利被损害的人们，甚至连痛楚也不再感觉到。权力被僭用，去凌虐权利，也如水就形，自自然然，仿佛天经地义，丝毫不以为意。
　　基本上，这个事件没有什么教训可言，也很难说会引起权力的反省。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只是不巧撞到了一个不愿消声的律师。权力有制造粗暴行为的稳定机制，而面对并适应粗暴无情的权力，必然仍是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国人的一个基本功，就是增加对粗暴的承受力。

　　                          2010-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