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介绍说，我国正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老年人口由年均增加311万人发展到年均800万人。
吴玉韶说，伴随快速增加的老年人口，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也大幅增加。同时，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家长进入老年，我国已开始进入少子老龄化的新阶段。据介绍，目前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已达到49.7%，农村空巢和类空巢家庭也达到48.9%。
吴玉韶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今后要进一步加强老年教育。目前，全国已有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3.6万多所，在校学员达410多万人。
低生育率、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21世纪中国的最大风险
中国的生育率不是过高，而是太低，这似乎违反我们的“常识”，但却是中国乃至国际人口学界十几年来日益扩大的共识。
过低的生育率会导致人口长期的惯性负增长，进而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社会结构乃至民族生存造成冲击，同时也在微观层面上牵动这个国家中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与权利。
CBN记者专访了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人口学家王丰，探讨这个充满了太多成见、太多禁忌却又格外需要破除成见、打破禁忌的话题。
CBN：近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重申“符合再生育条件夫妻可生二胎”政策，引起社会较大反响，你对此怎么看?
王丰：尽管只是重申2004年起施行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尽管社会关注一定程度上源自媒体和公众对有关部门表态的误读，但这一事件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不论媒体引用的“鼓励”甚至“非常鼓励”的用词在政策意义上是否严谨，重申的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对本地人口发展趋势是有着某种前瞻性的忧虑和思考的。
事实上，自1993年以来，上海市户籍人口一直是负增长。同时，其户籍人口也在迅速老龄化。预计到203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每两人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连年处于国际公认的极低水平线1.3以下，在0.9左右(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数据)。2008年底，在复旦举行的人口科学高峰论坛上，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女士曾表示，上海生育水平已降至极限中的极限。
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是在未来某个时候，扩大“符合再生育条件”的范围，尤其是从“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人口学界称之为“双独”)夫妻，扩大为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单独”)夫妻，使其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二胎”)。如果这一改革并未引起生育失控性反弹，就可以进一步考虑全面放开“二胎”，也可以说是把计划生育的控制标准，由原则上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子女”(“一孩”)，上调为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二孩”)。
CBN：有人质疑，上海是否夸大了低生育率对本地的挑战，比如以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为本地整体生育状况的代表，而忽略了大量没有上海户籍但在上海常住的人口。这种质疑是否成立?
王丰：这种质疑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户籍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公众非常关注，这很合理。然而以户籍人口生育率为整个地区生育率的考察指标之一，不是为了刻意区分，搞地方主义，而是为了选取有一定代表性的样本，来反映一个城市、某一类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生育态势和趋势。
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极低，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连年为负，这至少说明，在上海这样的中国大城市，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了一种主导性的情况。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程度较高、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较发达的国家，如欧洲、日本等，早已进入了低生育率时代，生育率显著低于更替水平2.1，于是长期出现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当今世界上已有一半以上的国家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目前上海出现比欧洲、日本都要低的极低出生率，正说明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深，中国无法例外于低生育率、负增长与老龄化的全球大势。
事实上，不仅是上海，也不仅是城市才有低生育率问题。对中国一些农村地区(比如下文提到的四个“二孩政策试验区”)的人口学研究也表明，由于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冲击，即使在中国农村地区，生育率也已低于更替水平。
过去十多年中，国内外人口学术界各种研究反复得出的结论一致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在1.5左右，国家统计局近年公布的结果为1.6，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更是低至1.22。
CBN：这种低生育率会不会是表面现象;一旦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形势会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出现大的反弹?
王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有事实证明，放开“二孩”，甚至在农村地区，都不会造成出生激增和人口失控。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先后设立了四个“二孩政策试验区”，允许当地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这四个试验区分别是甘肃省酒泉市、山西省翼城县、河北省承德市和湖北省恩施州，覆盖人口840万。20多年过去了，四个地区的生育率都保持在2.1以下，有些地区更是达到了1.5以下。
真正值得担忧的反倒是，即使放开“二孩”，在生育子女成本高、生育意愿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不但无法回升到一个比较温和合理的水平，反而会在低生育率的轨道上越滑越远。有不少低生育率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来鼓励生育，往往收效甚微。
而且，由于人口负增长像人口增长一样存在惯性，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维持较长时期以后，即使生育率有所提升，人口还是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负增长。
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要求的生育率相当于1.47，如果维持这个水平不变，到2100年时中国人口总数将由现在的水平下降到6.77亿;如果维持1.47水平30年不变，然后回升到更替水平2.1，到2100年中国人口总数将下降到10亿左右;如果维持在1.6(比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目前生育率——1.5左右略为保守)30年不变，然后回升到2.1，到2100年中国人口总数也将不可逆转地下降到11.7亿。
换言之，由于中国人口生育率已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
CBN：但是人口负增长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不是正希望人少一点吗?人们不是常说，中国坏就坏在人太多?也许中国人口总量在本世纪内减少1亿至3亿并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能是好事?那样中国的发达程度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会高一些?
王丰：首先应该澄清，把人口简单视作负担的马尔萨斯式的观点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制约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资源的利用效率、制度机制、外部环境等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把人口总量大和贫困等等简单挂钩是一种成见。可惜的是，我们受这种成见影响太深，我们总把多子女的家庭和贫困落后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把人口总量大当作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阻碍。这并非绝对没有道理，但它是不是像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的那样天经地义?
至于负增长对中国社会的可能影响，现存各个人类社会，没有哪一个经历过如此持久而大幅度的人口减少，历史上经历过的恐怕都已经消亡了。因此很难确切判断这样的人口负增长究竟会给一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可以判断的是，在人口总量减少的过程中，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不断老化，而这个老化过程对未来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影响都将是史无前例、十分深远的。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惯性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于年轻劳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这部分年轻劳力与大量的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难以复制的历史性经济增长。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早期的经济腾飞也从这种人口红利中受益良多。但由于生育率下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已消耗殆尽，拉了经济增长的后腿。日本近二十年的经济停滞，在相当程度上便是受到人口老化的制约。而中国正在步它们的后尘。
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20~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其总数仍颇为可观，但20~24岁的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人数将大幅萎缩，由2010的约1.25亿下降到2020年的0.68亿，其占全部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约15%降至约8%。这是近年来低生育率的直接后果。
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既是最富创造力的劳动力，也是最具消费力的消费者。这个年龄段人口的急剧减少不仅会对劳动力供应产生巨大冲击，同时也会对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产生巨大影响——新结婚夫妇对数急剧减少，对新建住房需求减少，面向年轻人的一切消费，其需求都会减少。
与此同时，人口老化也会使退休人口比重增加，加重劳动人口供养退休人口的平均负担，使社会养老金的财务状况恶化。
以上都是可以量化的、经济层面的影响。还有无形的、社会层面的影响也十分重要。比如家庭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大量独生子女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成长，成人后他们自己及其子女也不再生活在传统的亲属社会之中。社会是否会因此丧失很多低成本、高效率的组织纽带?
独生子女家庭同时也是高风险的家庭，一旦子女死亡或罹患重大疾病，父母晚年的赡养就会失去着落，他们重要的人生希望也会顿时落空。而独生子女赡养自己父母以及配偶父母的负担则显然要比非独生子女沉重得多。
所以我说，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
因此，我和我的许多同行不停地呼吁，根据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形势进行重新认识;根据新情况、新认识，及时、合理地调整我们的人口和生育政策。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