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苏黎世报》驻京记者费沛德 (Peter A. Fischer) 基于其在华3年半的观察和研究,在离任前发表长文,详细分析了”中国模式”的成因、特点和前景,认为这个模式虽然带来了经济起飞和生活改善,但是中国面对重重挑战,如不改变”中国模式”就无法获得持续地成功。
文章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市场作用日益重要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共精英的 “威权政体”以及以传统价值和家庭为重的社会相结合。
无论有多少中国特色,”从经济上来看,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把经济领域重新交给市场,重新确定正确的刺激经济方式。……只要允许,中国人就能找回其众所周知的勤劳、律己、创造力以及经商意识。”
文章写道:”中国制度的特殊之处是,这种自由依然是由一党专制来明确界定和限定的。中国领导人允许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拥有较之改革之初所无法比拟的更大的活动余地。”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去质疑一党专制。””中共位于法律之上,因此,在实践中没有真正的法律保障。”
“……中共是一个精英的圈内人俱乐部,为了自己的成员将利益最大化。可是,它成功地让在位官员日益专业化。当然,因袭的(儒教和帝皇的)传统文化背景也起了作用。”
“所以,政治上的列宁主义在中国或许就轻易与变化中的经济现实相适应。这个中央帝国数百年来没有过分权和启蒙精神。人民习惯于将家庭和’公共利益’置于个人需求之上。……领导人不需要太顾及个人异议或法律问题,只是简化地迅速实施宏大设想和战略。”
“中国模式”的严重缺陷
文章指出,”尽管如此,’中国模式’有着严重的缺陷,最近还更加突出。国家控制的投资促进一再产生经济上荒唐的面子项目,压制国内消费,限制了一个更为发达的内部市场的产生;广泛的行政干预使制度过于僵化。”
“法律保障不足和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虽然减轻了技术转让,但是,却吓退了对科研的投资和自己的研发,从而阻碍了中国向更有革新能力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缺乏多元、自由的制度使之更加强化。……虽然可以对经济问题比对政治问题更自由地公开讨论,但是,这方面的自由也还是相对的。”
该文继续写道:”缺乏政治监督和制衡以及自由的媒体,为腐败和任人唯亲敞开了大门。据透明国际调查,中国2010年在178个国家中名列第78位。经济与党的干部及其家人金钱利益的密切交织限制了重要的经济改革。从而存在着危险,中国因此会停滞在没有完成的转型阶段。”
文章强调,国内外的诸多因素使中国的现存制度日益陷入压力。”更有革新能力的中国经济尤其需要思想的自由、更多的透明度,当然还有司法保障。”
该文指出:”为此所需要的改革对制度更有挑战性,因此要比最近30年来的改革都更难以实施。若能从根本上调整模式,得以成功地和平解决上述挑战,就很有可能会是’中国模式’的最大成功。……可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的继续成功,肯定不是自然而然的事,这个中央帝国正在走向紧张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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