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有告别革命，才能告别反革命，我们才无愧于革命。——三趣斋主人

中国目前社会问题极为严重，而我们总是习惯于将这些问题归结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问题当中最主要的是贪腐肆虐和贫富两极分化，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因为正是贪腐肆虐才造成贫富两极分化。至于生态破坏、资源耗竭、民生凋敝都是随之而来的伴随情况。贪腐肆虐根源于体制原因。正是这种体制原因使社会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譬如，我们虽然声称是法治社会，却是形式上的法治社会和内容实质上的人治社会；我们虽然声称是民主社会，却是形式上的民主社会和内容实质上的集权专制社会。正是集权专制产生的绝对权力顺理成章地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扭转体制弊端，我们的社会问题不仅无法解决，而且会愈演愈烈。

可是迄今有些人故意回避政治改革。这些人一直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作口头禅。可是具有正常理智的人稍加理性思索就会发现，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只有纵向的可比性，却没有横向的可比性。即使有横向可比性也是微乎其微，只限于与朝鲜和古巴相比。可是像朝鲜那种下三赖国家，即使我们比他们优越又有什么意义。这些人之所以热衷于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为了粉饰太平，掩盖社会矛盾，意在维持现存体制保持不变，否认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可是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适应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必将发生尖锐冲突，阻碍社会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这些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故意采取选择性遗忘。这些人还有个显著的“政治经济二重性”的特点，一方面只要政治立场，却不要政治改革；另一方面是只要经济改革，却不要经济规律。换句话说，这部分人不讲政治改革，却大谈政治立场；另一方面是只讲经济改革，却不讲经济规律。正是由于政治改革受阻停滞，使我国体制机制中的政治因素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使我们的改革结构失衡，而出现目前的改革僵局，发生不进则退的局面。

可是问题在于，政治改革乃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停滞倒退肯定是没有出路的已经是天下共识。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保留我们三十年来取得的改革成果，而回避或阻碍政治改革只能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尖锐化，从而使中国失去稳定，陷入社会动乱。而采用暴力手段维稳，只能维稳于一时，决不能保证长治久安。因为一个只靠暴力手段维稳的社会只能是短命的，而离开法制框架靠专政的暴力手段更与当今世界文明政治相悖，早已过时。

那么中国如何改革呢？一句话，民主政治乃是改革矢志不渝的大方向。

任人皆知民主是现代社会的文明政治，而集权专制是野蛮政治。因此我们毋宁强调民主集中制来证明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而不希望被说成是专制社会。但是愿望是一回事，事实可能刚好相反，我们充其量至多不过是个一个转型社会，即向现代文明政治的民主社会转型的集权专制社会。在这个社会，政府脱离法制框架，靠人治行政，从而导致集权专制，产生了不受限制和监督的绝对权力。

回顾历史，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革都是民众用暴力革命对抗强权暴力反革命封建专制的朝代更替。因此迄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可以归结为一部暴力革命史。事实证明，由于暴力革命和暴力反革命都是暴力的，因而革命和反革命都是集权专制的基础。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莫出其右。所有成功的暴力革命都是执政掌权合法性的公证书，所谓成王败寇。而到了六十年前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革命斗争则把中国几千年的革命史推向极致。不可否认，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领导民众用暴力革命推翻强权专制的暴力反革命而取得最大成功。我党一直是人们心目中光荣、伟大、英明、正确的革命党，我们实现暴力革命的枪杆子作为我党执政合法性的公证书一直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其正义性具有中国有史以来最长的时效性。而实现掌握政权目标后，枪杆子这种暴力革命手段一直是我党执政合法性的公证书。我们的集权专制正是这样靠暴力革命得来的，是靠枪杆子实现暴力革命的目标夺取权力带来的。我们的集权专制正由来于此。绝对权力也正由此产生。

时至今日，我们的党作为当年取得成功的革命党还需不需要继续使用革命手段呢？显然革命就是暴力的同义词。尽管革命与反革命相对立，两者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暴力和集权专制特征。一个革命党的政权作为暴力革命的产物，以暴力革命推翻暴力反革命政权，暴力革命新政权的建立由于具有社会正义的代表性而具有一定时效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其具有的正义性只是在一定时期内的短期正义性。而暴力革命政权如果不能用民主改良方式去暴力化，必然沿袭集权专制，继承了暴力反革命政权当时那种绝对权力的弊端，而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当今世界步入文明时代，而暴力和集权专制一方面与人类文明相悖，另一方面必然导致腐败。而腐败作为党和政府的头号执政难题靠革命党的执政方式是无从解决的。绝对权力的社会产生绝对腐败现象是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而绝对权力社会没有腐败现象发生才是不可思议的。【注1】因此集权专制必然使具有正义代表性的革命党逐渐丧失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的短期正义的时效性，不管多么伟大光荣正确都难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厄运，走向自己的对立面。

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看，正像暴力方式的革命和反革命作为相互矛盾的对立统一体都共处于“专制”范畴之内一样，专制则与民主、法治与人治都作为相互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各共处于一个范畴。要与人类当代文明与时俱进，就必须设法使中国由野蛮社会进行政治改良步入文明社会，就必须取缔暴力革命和暴力反革命的暴力，用民主取代专制，用法制取代人治。因此，我党需要通过政治改革，完成自身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地位上的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没有别的途径，只有民主。当然，民主本身就涵盖着法制。为了使革命党完成新时期的历史转变，必须走去暴力化的民主法制宪政改良之路，放弃革命和暴力手段，使自己获得长效的合法性地位。这是一个改良渐进的过程，绝不是暴力革命和暴力维稳的过程。否则，如果我们继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仍然要用枪杆子这种革命暴力的方式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公证书，早晚会有新的枪杆子里面出新政权。中国社会就将陷入野蛮的暴力革命永无宁日。

五四以来，民主一直是中国仁人志士的治国理念。当年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遭受三座大山压迫而走上暴力革命道路是在生存绝境中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怀着崇高的社会理想，他们看透了封建社会的流氓暴力世代相传的野蛮性质而高举“五四”的反封建大旗，为了实现民主和自由的文明社会而抛头颅洒热血打江山。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代表了五四以来“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念。他曾对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尤其是在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头条刊登的毛泽东书面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　中国需要和平建国》；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八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以“本报重庆讯”的名义，用同样的标题全文转载；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收录了这篇答问。这可以视为毛泽东的民主宣言。其大致内容如下：

毛泽东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与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经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 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毛泽东的民主宣言在当时众望所归，具有全社会的感召力，使一直诉诸暴力集权专制的国民党顷刻间土崩瓦解。毛泽东的民主宣言将全国民众仁人志士团结于其麾下，共事建国大业。毛泽东的民主宣言的上述重要论述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有人会问，建国后为什么没有实现民主政治呢？原因在于我们没有走上去暴力化的民主法制宪政改良之路。

析而言之，毛泽东的民主宣言并非个人天才构想，而是新时代的呼声。民主宪政崇尚法制框架下的民众参政，而暴力革命崇尚拥有绝对权力的绝对权威而排斥民主法制。但是在新旧交替过程中，在暴力革命方式与民主宪政方式的十字路口面前，当毛泽东借时代的呼声发布民主宣言使自己在中国赢得了无人可比的甚至远远超过美国华盛顿的崇高威望时，他却习惯于满足暴力革命既得的政权，驾轻就熟走了传统暴力专政的轻车熟路，而与民主宣言所说的民主之路分道扬镳。毛泽东在暴力革命中树立了绝对权威，又因发表民主宣言而获得全民的充分信任和拥戴，这些因素都成为个人崇拜的前提条件，使黄炎培和刘少奇情不自禁地第一个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种发自内心的万岁的呼声和万民拥戴助长了个人崇拜，使毛泽东立即变成个人崇拜的偶像，为毛泽东大权独揽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个人威望和权威迅速转化为绝对权力，最终导致独裁和集权专制卷土重来，走向民主的对立面扼杀了民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暴力革命使人们忘乎所以，人们没有在观念、意识和行动中把毛泽东的民主宣言与革命暴力划清界限，没有在政权体制用民主法制去暴力化，在观念、意识和行动中陷入暴力革命恶性循环的历史陷阱，使中国在六十年前与民主法制失之交臂。

正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毛泽东所说的“民主周期率”这个问题时指出：“40多年过去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开拓‘民主新路’，打破‘这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跳出这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去说这个话。任务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注2】虽然毛泽东丢掉了他的民主宣言使中国走了六十年的政治弯路，但是民主毕竟是不可抗拒的文明社会的发展趋势。今天我们又回到毛泽东民主宣言的起点，我们必须重新找回被毛泽东在社会实践中丢掉的他所说的“自由民主的中国”民主理念重新起步。尽管毛泽东对民主这一时代的呼声没有身体力行，其民主宣言对我们今天的政治改革，对我党真正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顺利转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仍具有里程碑般的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据史而论，民主法制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民主法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不会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发展，也根本不会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发展，更不会朝向共产主义发展。

中国在革命党领导下为推翻反动统治而进行的暴力革命在实现建国后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应当告别革命之际仍然崇尚暴力革命必然祸国殃民，文化革命十年动乱就是雄辩的证明。而毛泽东摒弃民主崇尚暴力执政最终失败的社会实验更是今天改革应当汲取的深刻教训。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个里程碑，预示着暴力革命时代的终结。但暴力革命尾大不掉还没有彻底终结。中国只有步入民主轨道才能彻底终结暴力革命，而只有告别暴力革命才能步入民主轨道。要步入当代政治文明的民主轨道，需要各社会阶层、各社会利益集团和各社会力量之间在宪法框架中由和平博弈的互动实现和平妥协，达成社会契约的共识，其结果必将走向宪政民主之路。而只有民主博弈产生的政权才是民主政权，而暴力革命产生的政权则无法摆脱专制政权的厄运。如果中国社会不摆脱暴力革命，就将陷入暴力革命-暴力专制-暴力革命-暴力专制的恶性循环的泥淖当中不能自拔。石齐平先生说：中国的问题光靠经济改革已无法解决。因此在中国改革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中国今天需要与时俱进，金盆洗手，要向全世界宣布告别暴力革命，用民主法制改良去暴力化，走倡导法制实行政治民主改革之路。

用民主法制改良去暴力化，就是告别革命，就是告别迄今以来朝代更替万变不离其宗的野蛮的中国社会历史。告别革命就是告别反革命，告别革命就是告别暴力，告别革命就是告别集权专制，告别革命就是告别人治集权和绝对权力，告别革命就是告别贪污腐败。告别革命，就是让我党彻底完成由革命党到执政党事实上的转变，成为不用枪杆子暴力作为合法性公证书而能充分证明其自身合法性的执政党。告别革命就是弘扬民主法制，告别革命就是让民众共同参与公共治理，告别个革命就是让中国社会真正步入现代文明。

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都对民主政治改革发表讲话。胡锦涛在提到了政治改革的议题时说：“在政治方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促进政治发展，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扩大民主，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及监督权。”这些话对于我们如何走去暴力化的民主法制的宪政改良之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当今政治改革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现代文明的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尚未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事实上的转变之际和国家的转型时期我们必须着手进行的政治改革的方向和指南。去暴力化的民主法制的宪政改良之路乃是主流民意的天下大势，是中国的国情所系和民心所向，必须走去暴力化的民主法制的宪政改良之路。民主是妥协的产物，而绝不是暴力的产物。正像美国国务卿赖斯说过的那样，用枪炮送去的民主是无法建立起来民主制度的。因此中国只有用民主法制改良去暴力化，才能实现民主政治改革，通过社会各利益集团和平博弈才能实现相互妥协，达成社会契约，才能以最稳定、最低风险、耗费最低社会成本、最小痛苦的方式实现告别短期正义的革命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专制，才能真正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走去暴力化的民主法制的宪政改良之路，才能实现民主法制。这需要领袖人物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协调能力,是中国政治领袖、领导干部和平民群众在内的所有当代中国人不可逃避而推卸的历史责任。走去暴力化的民主法制的宪政改良之路就要告别革命，乃是革命先辈和革命先烈赋予共产党人的光荣使命。我们只有告别革命，才能告别反革命，我们才无愧于革命。只有走去暴力化的民主法制的宪政改良之路，我们的党和政府才无愧于革命先辈和革命先烈赋予我们的英明、伟大、光荣、正确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注1】也许有人认为文革前绝对权力的存在没有腐败是一种假象。毛主席平生连钱都没摸过难道是清廉吗？刚好相反，这恰恰是他在中国享受类似皇帝的最大特权和最富有的一个明证。除了中国以外再看绝对权力的朝鲜。金正日的奢靡腐化无处不在，1998年他下令订购200辆S级奔驰车，每辆10万美元，2000万美元是当年联合国承诺援助朝鲜总额的1/5。金正日有13个非婚孩子，他还经常通宵达旦的大搞色情宴会，有时连续4天之久。金正日雇佣的日本厨师藤本健司在金要求他返回日本购买海胆时脱离了金的控制并隐居起来，他回忆金正日的宴会时说：“金正日每次都命令他的欢乐组女郎们在宴会上一丝不挂……”金正日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而朝鲜人民却在饥寒交迫中挣扎。

【注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