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题为《红歌・红歌会・红色经典》，现题为转发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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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以来，重庆以”打黑”开始了一场符合民众期望的运动，一个个占据国家政府权力宝座的黑帮人物相继落马，可谓成果大焉!在这个鲜有”符合民众期望的运动”发生的世界，遥远的山城仿佛一下子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圣地，笔者颇为兴奋地撰写了《权力罪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渊薮》(2009-11-17)一文，向重庆表达敬意。
我写道：”重庆’打黑’无意间掀开了社会帷幕的一角，善良的人们看到了社会深处的黑暗景象，人们不得不怀疑：重庆是这样，天津是不是这样?上海是不是这样?北京是不是这样?广州乃至于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和乡村是不是这样?还有多少民众成为罪恶势力刀俎下的鱼肉?还有多少社会黑幕没有被揭开?我认为这种怀疑顺理成章，即使你动用全部国家宣传机器也无法说明重庆仅仅是一个特例，你更无法用遮天蔽日的谎言消泯人们内心的种种疑问。……所有社会罪恶都来源于权力罪恶，权力罪恶是全部社会罪恶的渊薮。一个正派社会没有什么别的秘诀，就是把权力关在了笼子里;一个不正派社会也没有什么别的奥妙，就是权力横行在大地上。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社会被称之为自由民主的社会;权力横行在大地上的社会被称之为不自由不民主的社会。”
我或许把重庆”打黑”归结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社会行为范畴了，其间甚至还寄寓着对那个城市的期待。但是与”打黑”交错发生的很多事情，却让人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中一件事就是”2008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倡导下，重庆市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据统计，(截止到当下，即2010年11月)重庆市已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约13.3万场，参与市民达 8000万人次;’读点经典’丛书出版22辑，发行量1075万册;有一定规模的故事会举办了7.47万场;全市手机用户转发箴言1.6亿条次，QQ天天传箴言参与用户达到447万人次，呈现出’内容具体化、形式生动化、主体群众化、机制常态化’的特点。”(《中国文化报》，2010-11-4)
不恭敬地说，这些中国人民并不陌生的劳什子已经有文化大革命 “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红海洋”、”背诵老三篇”、”大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的色彩，而文化大革命正是极权专制主义暴政对我们祖国和人民荼毒最为剧烈的时候，谁会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将近40年以后，改革开放30年以后，那不堪回首的历史图景竟然又在重庆复活了呢?真是让人有一种恍若梦中五味杂陈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充满渴望地欣赏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结果大熊猫不见了，一群呲牙咧嘴的豺狼突然出现在眼前一样，惊愕、迷惘乃至于恐惧油然而生，关于重庆的舆情也随之发生变化，网络上出现了揶揄、调侃乃至于更为尖锐的批评的声音。
“唱红歌”与”打黑”显然不在一个逻辑链上，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突然有了勾连，犹如上与下、左与右、南与北、东与西、白与黑、真实与虚假、忠诚与背叛、善良与邪恶等彼此对立的东西搅混在一起，打破了人们惯常的思维逻辑，出现某种程度的惊愕是很正常的事情。
“既然这样，陈行之先生，你还要说什么呢?事情就是那么个事情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总是怀有一种从社会事物中辨析内在机理的热情，难道在这件事中也蕴含着某种值得玩味的东西么?那是什么东西呢?”
我就来说说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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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接到一位八十岁老人的来信。
“……我童年和青少年时生活于沦陷区和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也算是抗日战争的过来人了。1944年冬天，当我看到帮助中国抗战的美军飞机沿着长江飞行时，真是激动不已，在内心里欢呼着：天快亮了! 这个美丽的回忆伴随着我一生……然而这不是我要说的，我想说的是重庆。重庆市在’唱红打黑’之后，又要修建一条’红色之路’，本人很不以为然。重庆市何也?重庆是我国八年抗战时期的中华民国的首都，是这座光荣的城市领导着全国民众抗战，一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座城市写下了悲壮惨烈、英勇无畏的伟大历史，全国没有第二个城市能够与之相比。既然为了记录历史而修建’红色之路’，那么，本着对历史和这座英雄城市负责的精神,是不是应该同样修建一条’抗战之路’?是不是也应当竖立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蒋介石委员长的塑像?是不是也应当竖立为中华民族解放抛洒过热血的杜聿明、孙立人、薛岳等抗日名将的塑像?这取决于执政党和那位倡导’唱红打黑’的大员的襟怀和气度。我揣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老人接着写道：”‘红色之路’上的标语应该贴切史实，而现在那些标语显然牛头不对马嘴……呜呼!是浑然不知重庆历史还是佯作不知有意抹杀?他们难道是想塑造一个没有历史的重庆?哀哉!”
我当然愿意遵从老人嘱托写一写重庆发生的事情，但是这种承诺无法减轻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人”一个没有历史的重庆”的悲叹带给我的沉重。我自认为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在这句话面前，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老人20岁的时候迎来了全国解放，他一定高唱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定欢呼过”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60年过去，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天天衰老了，令人唏嘘的是，直到耄耋之年，这位老人都没有机会为祖国终于实现自由和民主而抒发感慨，他惦念不忘的竟然是对失去历史的忧虑和担心!这里边有多少悲怆，多少哀伤，多少凄凉!
是啊，我们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我们自认为不管有多少坎坷多少挫折总是在推动历史前进，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为之奋斗的国家竟会变得如此委琐如此胆怯，就连自己民族曾经的波澜壮阔的历史都感到恐惧!是什么人用什么手段把我们劫掠到了这条很少有人行走的特色之路?是什么人用什么手段让一个伟大民族集体失去了历史记忆?是什么人用什么手段使人们不敢说出对现实的观感?是什么人用什么手段让人丧失了对未来的正义想象?
是权力，严格一点儿讲，是国家权力。
1949年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当然可以归结为一种政治力量用突变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运行方式和由此决定的文化状态，但我们也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它：当一种政治力量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并且试图按照自己的剧本演出的时候，事实上也就为极权专制主义植入社会准备好了温床。极权专制主义一旦获得国家形态，那么，它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扰动就会作为阿伦特所说的那种”极权主义运动”持续地发生，在”运动”的过程中，社会结构被溃解，极权主义生命体则从社会溃解的流液中汲取营养，不断获得滋润，直至成长为干预一切控制一切支配一切的超级力量。
我们看到，从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中期，在不到10年时间里，在这种超级力量的干预、控制和支配下，存在了几千年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被彻底颠覆，进入到了一种国家权力意志无所不在、民间社会彻底消失、个体生活空间被无情挤占和压制的奇境之中。
在民间社会消失的状态下，人作为个体面对的再也不是社会，而是国家――如果说以往作为个体的人是在社会过程即在与他人的联系中确立自我、证实为”在”的话，那么现在你只有在国家过程(国家意志政治化)即在与国家权力的联系中才能够确立”自我”、被证实为”在”了，于是，构成人的本质的东西，譬如社会存在以及由这种存在衍生出来的人性和道德，必将发生剧烈的变动和位移，自我成为非我，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某种”国家化”了的东西。
最近几年我曾经反复说明，我们今天遇到的所有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都源于这种人与社会的自然关系的非正常断裂。人都断裂了，民歌作为人的精神形态产品也必将与人的本性发生断离，成为某种异己的东西，”国家化”为某种意识形态工具。
理论总是让人费解，我们通过民歌演变来说明这是怎样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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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陕北插队之前就对陕北民歌充满了期待，但是，1969年1月，当我来到陕北的时候，没有在被积雪覆盖着的高原听到任何我所期待的那种歌声，勤劳忍耐的陕北老乡在我们的要求面前十分恐惧，连连摆手说：”那歌可反动哩，不敢唱。”后来，在我们反复央求下，在一个只能容下两三个人的山洼洼里，一个中年汉子才羞涩地唱起来：”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英英的彩……”
听惯了狼嚎一样的文化大革命歌曲，我们都被这首曾经在陕、甘、宁、蒙、晋广为流传的《蓝花花》感动了，那优美的旋律，凄美的故事，唤醒了蛰伏在我们灵魂深处最为柔软的东西，整个世界都安静极了，在黄土高原深深的皱褶里，只有这被禁止的歌声，犹如春雨，寂静无声地浸润着我们这些刚刚进入社会、启动生命风帆的人的干渴心灵。
后来跟老乡混熟了，我们像偷尝禁果的亚当夏娃一样，怀着难以抑制的渴望，央求老乡唱了很多这样的歌曲，这时候我们才发现，被国家意志幽闭的不是一条普通的狭小江河，而是一个极为宏阔的水域，那里曾经波光粼粼，到处都有生命在低吟，到处都有灵魂在欢唱――赶牲灵的汉子们在山谷间跋涉，用歌声排解无边无际的寂寞：”太阳出来一点点红呀，出门的人儿呀谁呀嘛谁心疼?”陕北女子纯真的爱情表白：”半碗黑豆半碗米，端起碗来想起你;三天没见哥哥的面，硷畔上画着你眉眼;前沟里糜子后沟里谷，哪达儿想你哪达儿哭。”原始生命力无遮无拦的宣泄：”白生生的大腿，水灵灵的逼，这么好的东西留不住你……”
那是一个真实得可以触摸到质感的世界，你可以看到天空的辽远和大地的葳蕤，闻到庄稼人身上的汗骚和泥土的芬芳……然而这一切在当时都成为了非法，合法存在并且上升为国家政治宗教歌曲的，只有一首名为《东方红》的所谓”陕北民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国家舆论信誓旦旦说，这首歌的歌词是陕北农民李有源创作的，”是人民用以表达对领袖毛泽东主席、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感激之情而创作的颂歌。”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然而，在我们聆听了那么多流淌着人的血脉真情的陕北民歌以后，这首高度政治化了的歌曲就显得可疑起来，以至于使人产生这样一种联想：在真实地活着的陕北人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政治动物，这个政治动物没有作为个体的情感，没有作为个体的灵魂，有的只是某种”类”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又直接体现为对高悬在个体人生之上的超级政治力量的顶礼膜拜之中。这很容易使人怀疑：李有源是不是那种超级政治力量制造出来的一个”人民”的幻象?这首歌是不是那种超级政治力量自己制造出来用以歌颂自己的?果不其然，秘密正在这种推测之中。
据考证，《东方红》最早是流行于晋西北的情歌《芝麻油》，歌词如下：”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和绝大多数中国民歌一样，这是一首情歌，后来这首歌流传到了陕北，仍然是”妹妹想哥哥”的主调，被称之为《白马调》：”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有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境界很不高。刘志丹、高岗在陕北创立革命根据地以后，《白马调》开始掺进政治因素：”太阳出来满天下，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领穷哥儿闹革命，呼儿嗨哟，他带队伍去打横山。”
《白马调》与毛泽东发生联系则是进入上世纪 40年代的事情，此时刘志丹和高岗在血腥的党内斗争中或者死去或者失势，毛泽东确立了稳固的政治领导地位，这首歌的歌词也就相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有三种说法，一种是由一位小学教员填写了新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咳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出于体现贫苦农民的政治意愿的需要，让没有什么文化的贫苦农民李有源顶替有知识分子色彩的小学教员作为词作者，这才有了”李有源词”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时任延安陕北公学教务科长、政治课研究室主任、音乐研究室党支部书记等职的安波热心搜集陕北民歌，为《白马调》填写了我们看到的这段新词;第三种说法是，1943年冬天，《白马调》传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诗人公木”在举世闻名的歌曲《东方红》诞生和定稿过程中，倾注了一腔心血”，续写了第二、三段歌词，并将其改名为《东方红》，在1944年的《解放日报》上发表。
本人无意考证这三种说法哪一种更接近真实，我想强调的是，经由这样一番改造，来自底层民众的陕北民歌《白马调》终于完成了从民间歌曲向意识形态的转换和升格，就此我们可以断言，这首歌已经不是什么”民歌”，更不是什么”陕北民歌”了，它是现实政治对民众精神生活形态进行强奸所造成的一个后果，一个既非民间亦非艺术的怪胎。
戏剧性的是，这首歌曲随着1949年革命的完成，随着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建立，歌词中的救世主意识与国家政治特征高度一致，乃至于彼此发生了呼应和吻合，再加之国家力量以前所未有力度对民众进行思想宣传和灌输的需要，《东方红》一步步走向了圣坛。
1964年10月2日，为了向新中国建国 15周年献礼，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总导演，动用大量国家财力与物力，由3500多名艺术家创作和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粉墨登场，进一步奠定了《东方红》作为政治宗教歌曲的顶尖位置。有阅历的人都知道，在作为极权专制主义暴政的文化大革命中，《东方红》与其说是一支歌曲，毋宁说是一支锋利的意识形态利剑，它高悬在人民头上，只要一听到它的旋律，你就会真切地意识到恐惧，你的灵魂就会感受到一种非我力量的无情侵袭，它每个词汇每个音符都在确证，在这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政治强奸非但没有因为新中国成立而停止，反而借助于大一统的国家力量在持续发生，不同点仅仅在于，被强奸者的人数扩大了，由陕北民众变成了全体中国人民，变成了所有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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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专制政体，在此种政体下，国家笼罩于社会各个层面，用我前面的话说，就是干净彻底地取消民间社会。”干净彻底地取消民间社会”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完成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转换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不存在明晰可见的时间节点，比如我们就不能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才进入所谓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作为一场社会革命运动，它的开端和过程要由此追溯到以前很久。
《东方红》从民歌向政治宗教歌曲的转变说明，对民间社会的干预早在”运动”开端就开始了，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以后，党的文艺工作者――这是极权主义状态下独有的一个人群 ――就扑向四面八方，捕捉民歌和改造民歌去了，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大跃进运动期间，所谓的”新民歌运动”更是如火如荼，许许多多貌似民歌的东西就像小高炉一样遍布神州大地。我们耳熟能详的《十送红军》、《农友歌》、《八月桂花遍地开》、《情深意长》、《拥军花鼓》、《南泥湾》、《边区十唱》、《翻身道情》、《军民大生产》、《绣金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沂蒙小调》、《浏阳河》、《阿佤人民唱新歌》、《北京有个金太阳》等貌似”民歌”的歌曲，绝大多数都出自”党的文艺工作者”之手。
所谓”党的文艺工作者”，是独特历史条件下被国家制造出来的产品，你无法要求他们道德高洁去坚守人的精神高地，你更不能要求他们放弃现世幸福去担当什么人的责任，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只是一些讨生存的人，希望得到好的待遇，长工资分房子的时候别受领导刁难，希望多挣点儿钱让妻子和孩子吃好点儿穿好点儿……在这种”利出一孔”的社会状态下，人往往能够形成一种脱离道德的、冷血的政治直觉，知道该抵制什么拥护什么，更知道该反对什么歌颂什么。陕北山沟里寂寞汉子们的生命喝吼、坐在炕头上剪窗花女子的思春低吟当然是不符合国家意志的”低级庸俗”的东西，”党的文艺工作者”知道该如何抵制它，更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作品去替代它。
在国家力量直接干预和”党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渗透着泥土芳香的传统民歌也就只能不光彩地消失。消失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取缔，不允许传唱，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出版，禁止任何形式的传播;一种是改造，即利用民歌的旋律，经由”党的文艺工作者”重新填写符合政治标准的歌词，改造成所谓的新民歌。经由这样一番蹂躏和折腾，所谓的新民歌不过是保留了民歌的外壳而已，充斥在里面的全部是为现实政治和长远政治目标服务的意识形态因子。这样的新民歌还是民歌么?不是了，当然不是了，那只是借助民歌旋律所做的意识形态喧嚣，如此而已!
改革了，开放了，中国终于”走进新时代”，我们也曾经拥有过短暂的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机会，我们知道了我们干过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蠢事，干预民歌改造民歌即为其中之一，很多人开始热心搜集整理那些被禁止的原始民歌，尽管我们由于失去了民间社会而永久性地失去了产生民歌的土壤，但是那些曾经的从底层民众心中流淌出来的歌，仍让我们感受到壮美和辉煌，我们从那些吼叫和吟唱中触摸得到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体温，感觉得到她的呼吸，听得见她的心跳……然而这一切在一个特殊年份又被突然休止了，有人开始反复给我们讲述《春天的故事》，不仅仅是”红歌”，被称之为”红色经典”的电影和电视剧也开始像工厂流水线一样生产出来，以绝对优势占据着银幕和屏幕，被称之为” 主旋律“的电影、戏剧、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像红色浪潮一样漫过人们的心灵世界，在那里留下茫然，留下凌乱，留下惶惑，留下腌�……这时候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历史是可以往回走的，它确确实实是可以往回走的――谁能想到我们会重新看到只有文化大革命才会出现的历史图景呢?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延伸到眼下的这幅图景――
“由文化部和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文化部社文司、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庆广电集团(总台)承办的首届中华红歌会于2010年10月 25日至29日在重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文化部部长蔡武,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等有关领导出席了在重庆大剧院举行的红歌会开幕式。蔡武在开幕式上转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向首届中华红歌会开幕的祝贺。薄熙来宣布红歌会开幕。开幕式后,出席开幕式的有关领导与重庆各界群众一起观看了开幕式音乐会。蔡武、黄奇帆在开幕式上致辞。蔡武说,在祖国城乡各地,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嘹亮的歌声，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参与歌咏活动陶冶了情操,净化了心灵,提升了文化自觉与自信,群众歌咏活动千人可唱、万人能和,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广大群众参与其中，唱出了精气神，唱出了凝聚力,鼓舞人民群众激情满怀地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黄奇帆说，红歌是革命音乐的精华、先进文化的经典,凝聚着中国革命的精神,镌刻着新中国前进的足迹,是时代的最强音;在新的历史时期,广泛传唱经典红歌,是净化社会风气、传承民族精神、促进社会进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这次红歌会的主题为’高唱红歌，振兴中华’，共有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选派的62支合唱团共3000余人参加。红歌会包括开幕式、闭幕式、红色经典歌曲历史记忆展、红歌汇演、红歌讲坛、新歌征集评选、’三进’交流展演、’唱读讲传’精品节目展演。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读讲传’活动已成为重庆全民参与的一场文化盛宴，同时也成为一个在全国独树一帜的文化品牌;伴随红歌会的举行，重庆市还将开展;进广场、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参加红歌会的各地合唱团队将到重庆部分社区、广场和校园,为群众演唱红色经典歌曲。”(援引自近期新闻报道)
当《公仆赞》、《永远跟你走》、《党啊，亲爱的妈妈》、《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我们走在大路上》、《红太阳照边疆》、《毛主席的光辉》、《翻身农奴把歌唱》、《毛主席来到咱农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新长征的小红军》……等”红歌”在”红歌会”上唱响的时候，当”红色经典”影片和电视剧铺天盖地遮蔽荧屏的时候，当国家宣传机器制造的”主旋律“在神州大地上轰鸣的时候，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看到，无所不在的权力罪恶和社会罪恶正在这块古老土地上蔓延，肆无忌惮地蹂躏着善良得不能再善良、柔弱得不能再柔弱的民众――民众热盼的官员公示财产竟然因为97%官员的反对而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能够让江河改道的强大国家，竟然对每年高达10000亿的”三公消费”束手无策;限制民众或者掠夺民众的法规往往今天议定明天出台，而民众最需要用以遮护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拆迁法律却迟迟不能出台，这也就意味着无人能够阻止权力和资本继续用推土机疯狂地碾压民众世代居住的房屋，意味着自焚只能持续发生，意味着歹徒们仍旧可以继续袭击和屠杀我们的父老兄弟;庞大利益集团仍旧在上下其手，争分夺秒地劫掠着人民的财富，人民的份额继续在逐年减少，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我们的江河湖海泛起了被毒死的鱼虾，我们正在吃的东西被吃特供的官员们唯恐避之不及;富人越来越富，奢侈品销售全世界第一，与之相伴的则是穷人越来越穷，穷到我们的孩子不忍拖累父母，撕掉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结束掉如花的生命，穷到我们的农民兄弟怀揣五块钱用架子车拉着病人到县医院要求医治肝癌，穷到不知道有多少人连医院的气味都没有闻到过，得了病只能在四面漏风的房屋中数着星星等死……在超强的国家意志主导下，在主流意识形态精心营造中，社会被遮蔽了真相，它让人看到的全部是辉煌，使人们的载歌载舞感恩戴德，是炫目的GDP，是世界经济规模第二，是用天文数字般的钱财连续举办” 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以及名目繁多的”国际论坛”的地方。
当你被热心于遮蔽社会的那种超级力量从现实世界中拔出，又被安放在由”红歌”、”红歌会”和”红色经典”制造出来的虚假幻象中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时空发生了错乱?是不是有一种惶惑迷失的感觉?是不是既丧失了历史纵深感又丧失了现实感?恐怖是不是犹如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在内心深处不安地蠕动，像小虫子一样无情地咬噬着你的灵魂?
现在再来重温前面说到过的那位老人关于”一个没有历史的重庆”的悲叹，我相信，你内心也一定会泛起起一种同类相惜相怜的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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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种社会图景的原因肯定不是理论，但是，如果你试图对社会图景进行解析，就必须回到理论当中去。
李慎之先生《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一文曾经介绍说，捷克政治家和思想家哈维尔把他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所生活的社会称之为”后极权社会”，由此有了”后极权主义”的概念。李慎之先生总结道：”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动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我很不愿意把”红歌”、”红歌会”和”红色经典”与李慎之先生介绍的后极权主义现象联系在一起，但是，所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的发生，却都在印证着先生的列举：
――”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再也拿不出新的影响和控制人的手段了，所以才重新回到过去，用本已经证明失败了的方式对人进行意识形态矫正。官员们真的相信”红歌”具有他们所说的种种功能吗?唱”红歌”的人抒发的是真情实感吗?听”红歌”的人真的被”红歌”感动了吗?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只依据我们的直觉就可以判断，官员们并不相信”红歌”的种种功能，歌唱者抒发的也不是真情实感，听众不过是看了一场滑稽的热闹，那么，如此轰轰烈烈的场景又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所有人都在做所有人都不相信的事情!
――”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动”，犹如金属构件出现疲劳，内里的裂隙使得它难以承受社会力能的冲击，但是它又牢固地铆合在原有的地方，只好用人造的激情给自己镀上一层虚假的亮色，让人看上去以为是新的。无情的事实是，它不是新的，当不断聚积的社会力能以空前力度再次产生撞击时，它极有可能发生断裂，因为它不是新的。对于这种危险，权力者是否有所自觉?他们难道真的相信镀一层虚假的亮色就能够逃脱断裂的命运吗?
――”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任何人的任何思想就都成为了非法。”主旋律“是以消除所谓”思想杂音”作为其存在条件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有人因为说出思想而被捕，而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人物却占据着国家讲坛;我们才看到具有思想品格的电影、电视剧被禁止播映，而远离普通民众生活的歌颂封建帝王励精图治的影视作品却畅通无阻;我们才看到真正具有思想艺术水准的文学作品难于出版活着动辄被查禁，狎昵讨巧、杯水风波的平庸之作却泛滥成灾;我们才看到真正的人的声音被遮蔽，被包裹着的谎言却漫天飞舞甚嚣尘上。
――”无所不在的恐惧”决定了恐惧者无所不在的警觉，就连他们也不敢坦然面对真实的社会图景了，迫切需要用新的油彩进行涂抹。表面上看，”红歌”、”红歌会”、”红色经典”似乎染红了历史，染红了现实，也染红了未来，但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仍旧不断敲击他们脆弱的灵魂。如果把”唱红歌”看做夜行者为了掩饰恐惧发出的喧嚷，那么在此之后我们一定还会听到其他声音，一定还会听到。
这里有一个警醒：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恰恰是阿伦特所归纳的极权主义本性(运动)，决定着横亘在社会之上的那种超级力量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与权力者个人的道德状态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这样说来，重庆发生什么和不发生什么也就变得无关紧要起来，”打黑”和”唱红歌”是不是在一个逻辑链上，也变得无关紧要起来……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意思延伸一下：把人民的未来寄托给某一个人是危险的，用《国际歌》中的话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是的，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已经有了太多太多的教训，我们只能靠自己。
(2010-11-7，立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