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行动毫不留情”
十月以来，莫斯科的革命派也和首都的同志一样一心想要战斗。社会主义者领袖晋季诺夫（V. M. Zenzinov）回忆道：“武装起来！武装起来！——这是所有革命派的口号。”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莫斯科驻军的支持，因为驻军中的哗变风波刚刚退潮。但也有些人对他们是否能够获得军队的支持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士兵的不满是由于受到虐待，而不是来自对政权的敌意。另一些人则感到如有必要，他们就要独自战斗。晋季诺夫回忆道：“宁死……也不要不经战斗就束手就擒。”108
三个激进团体——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成员陶醉于骄傲的心态和自己的暴力言辞中，他们举行了会议，投票决定号召总罢工作为起义的前奏。12月7日，莫斯科苏维埃（两周前成立）支持罢工号召，得到了巨大的反响：两天内有80,000名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商店关门，正常生活再次陷入停顿。109
战斗直到12月9日晚间才爆发，当时军队炮轰了一座藏有100名武装人员的建筑物。革命派为了避免人员过于集中，于是让称为义勇队（druzhinniki）的武装队伍在全市各地流动，他们不知从何处冒出来，解除小股军警力量的武装。义勇队向军队射击时，军队的反应是向人群开枪。在纺织工厂所在地普列斯尼亚（Presnia）区，似乎人人都在修筑路障：老年妇女拿来了床架，门房拖来门板，电线杆和路灯也被拖到了街上。莫斯科市总督致电圣彼得堡请求增援时说：“全市的路障包围圈在不断缩小。”110
革命派虽然控制了工厂区，但从未试图占领市中心的重地。如果他们期望士兵违抗命令参加起义，那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最初几天这些希望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士兵对罢工者十分友善，似乎也认同他们的目标。但是革命派没有做任何事来加强这种认同或者从穿制服服役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子弟中招收真正的党员——期望某种结果和为之进行组织策划完全是两码事。射击开始之后,士兵的情绪有了明显变化。士兵向用枪对着他们的工人开枪时毫不内疚，这使列宁的预言落空。
12月15日，形势发生了逆转。来自首都的军队刚刚抵达莫斯科，全市多数地方的起义就开始土崩瓦解，因为许多工人回乡与家人一起庆祝圣诞节。不过一个抵抗中心仍在继续抵抗：在普列斯尼亚区，军队和警察仍然被路障所阻挡。来自圣彼得堡、1,500人编制的谢梅诺夫斯基团（Semenovskii Regiment）得到任务，要把顽抗者驱逐出去，指挥官奉命“行动毫不留情”，“消灭叛乱团伙，抓捕叛乱领袖。”次日早上，被工人占据的工厂遭到炮火攻击。虽然几乎没有遭到还击，但该团仍然炮轰了整整两天，杀死成百上千名抵抗者和普通居民。111
到了18日，布尔什维克和莫斯科苏维埃都承认失败，起义停息。被杀的革命者和平民有七百多人，而警察和军队却只有七十人。莫斯科的煽动者从一开始就知道，除非他们点燃一场全面革命，否则他们的事业注定要失败。但革命大火的导火索在十二月中旬受潮了。圣彼得堡工人举行了短暂的总罢工，但从未拿起武器。另外几个城市也有小规模起义，但不足以迫使军队重新部署。112
政府在粉碎莫斯科起义的同时，也加紧了十一月底开始在全国各地展开的镇压行动。就连维特也要求军队“果断无情”地对付武装起来的对手。尼古拉二世热情支持官员和将领所表现出来的所有好战迹象。这时他相信：“必须用恐怖来回答恐怖。”指挥官得到全权，可以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镇压反对派。基辅总督得到命令：“若遇抵抗就消灭叛乱者，烧毁其房屋。”派到西伯利亚结束铁路罢工的部队用绞刑和鞭刑来对付人民。派往波罗的海省份的军队进行草率处决、公开殴打和纵火。113
政府在1905年年底释放出来的镇压的豺狼威吓民众，把激进分子关进监狱。到了1906年初，政府已经没有理由害怕革命了；政府用流血的手段结束了一场流血的叛乱。在整个镇压期间，维特还在坚持不懈地避免财政灾难。几个月的讨价还价之后，他终于在4月16日从国内外一些银行获得了超过五十亿法郎的贷款。沙皇说这是他整个任期内的最大成就，他也难得在重大事务上判断正确一回。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的革命派错估形势的代价重大。他们舍弃非暴力行动而代之以武力，停止了最能动摇政权根基的行动，给政府提供了好对付的敌人。本来为革命的政治成果感到欢欣鼓舞的列夫•托尔斯泰不久之后撰文说，他不得不“为那些幻想自己能够成功，实际上却毁掉了自己的成果的人感到悲伤。旧政权的暴力只能通过不参与暴力才能摧毁，现在所进行的新的暴力愚行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114
政府在尚未完全消灭反抗之前就发布法律规范新秩序。12月11日，杜马选举程序公布。选举权既不普及也不平等，而这是反对派的两项重要要求。妇女、无地农民、士兵及一些工匠和工人被排除在外。而且在间接选举中，地主的一票等于农民的十五票，工人的四十五票。虽然工会在后来得以合法化，但其活动受到限制，政治活动完全被禁止。
1906年4月23日，新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颁布，确定了杜马的权力。正如《十月宣言》所承诺的，任何立法都必须经过杜马批准才能成为法律。但是杜马只能控制大约60%的预算，也不能插手军事和外交事务，大臣只对沙皇负责。部分由沙皇任命、部分由少数有选举权的人选举产生的国务院（State Council）也有立法权。杜马休会时，沙皇可以通过颁布命令来立法。
新秩序达不到政权的反对派及自由派和革命派在十月和十一月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所希望达到的目标。选举远远不是民主的，尼古拉二世仍然自称为独裁者。政府落实了《十月宣言》的书面承诺，但没有多让一分。不过，俄罗斯帝国虽然没有成为立宪君主国，但也不再是权力不受限制的专制国家。政党、工会、大胆的媒体，以及对统治者权力谨慎但实在的限制，这些都保留了下来——这场充分发挥其所长的运动的成就并非来自街头的武装分子，而是来自拒绝与失去信誉的政府合作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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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二十世纪末的时候，俄国人又在对另一种独裁制度——新生的一党专制制度——发出挑战，而且再次用非暴力抵抗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俄国人民在1991年的胜利既迅速又惊人。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迅速反对试图掌控国家的政变集团，还让公民和士兵做出一个严峻的抉择：他们要么支持自己选举的政府，否则就要服从共产党的保守势力。一遇民众的抵抗，仓促起事的政变集团就垮台了。非暴力的力量和军方拒绝提供支持，决定了政变的命运。
1905年反对沙皇制度的各个团体所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一个从古老的专制主义传统中产生，统治俄罗斯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王朝。这个对手可不是一小撮自封为王的篡位者；独裁制度虽然笨拙脆弱，但它会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也会诉诸传统和宗教的权威。它会进行策略上的让步，调动军队和警察，并且利用整个帝国的资源来保住政权。只有长期在多个方向持续不断地施压，才可能迫使沙皇政权崩溃。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沙皇的反对者突然起事，揭开了其权力的假象。反对者的行动比精心计划的行动更具自发性，他们消耗了国家财政，挫败了警方，中断了通讯，打击了官员的士气，而且只要一有机会就拒绝服从政府的法令。反对派来自社会的最上层，也来自社会的最下层，来自所有的社会阶层。农民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工人离开工作岗位上街游行。士兵违抗指挥官的命令。学生把大学变成政治庇护所。记者揭露政府的无能，谴责其放肆行为。律师、医生和工程师则要求改革。
非暴力行动一再给沙皇的大臣们提供两难选择。如果政权使用武力来压制抗议者，关闭报纸，公众会被激怒。但如果转向其他方式，做出让步，反对派就会要求更多的改革，同时利用新的机会来组织自己和宣传自己的观点。然后，在几个月的行动和牺牲之后，工人、白领职员和专业人士们偶然发现了一种能够打击国家的重大利益，而不会使自己遭到国家的武力攻击的手段。整个帝国的人民没有对政权进行正面攻击，而仅仅是放下工作回家，这比他们可能进行的任何暴动都更能动摇这个政权。
但是这股争取新的权利和分享权力的力量从未联合成统一、有纪律的运动。与1991年的莫斯科人不同，他们缺乏能够使人们集合在周围的象征符号——一位民选领袖或（具有讽刺意义的）俄罗斯三色旗——也没有公认的领袖来协调各方的行动。1905年并不缺少争夺反对派领袖地位的组织——革命派社会主义者、自由民主派和温和的立宪派都在提出自己的主张——但他们都没有彻底搁置彼此的政治分歧来聚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民众支持。
分歧不仅存在于政治愿望中。革命也释放了阶级和种族仇恨，造成了农民与地主、工人与雇主、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沙皇的反对者常常由于无法合作而无法以每一次的成功行动为基础进行规划和建设。他们没能利用政权的弱点，当政权最终采取行动结束“自由时光”时，他们惊慌失措。1905年的大规模非暴力行动所带来的政治变革是真实的，但是如果行动得到了有着聪明的战略的统一运动的引导，二十世纪的俄国很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
1905年的非暴力行动发生在一连串以实质性暴力为特征的事件中。和平示威常常演变成骚乱或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街头斗殴。多数暴力是偶发的，不在任何组织的控制之下，常常是由政权的残暴行为引起的。但是有一个团体却处心积虑地计划使用暴力来推翻沙皇。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呼吁追随者拿起武器。他们声称不必害怕沙皇的武器，因为士兵们也会参加起义。然后就在政府逐渐重新站稳脚跟之际，革命派发动了起义。当起义在短短一个多星期之后结束时，莫斯科有一整片地区成了废墟，政权不仅大获全胜，还准备好进行更多的镇压。
1905年莫斯科工人向军队开枪时使用的路障，离1991年俄罗斯白宫的所在地只有几条街的距离，手无寸铁的平民就在那里劝说艾多奇莫夫少校等军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两条路线和两种结果之间的对照说明了一切。1991年，在许多士兵眼中，非暴力的公民力量胜过了政变集团，这把他们变成中立的旁观者或白宫的积极捍卫者。1905年十二月，在沙皇的军队面前挥舞的枪支所得到的回答是正规军面对敌人时的狂怒。
托洛茨基和列宁当时坚信真正的变革需要一场革命，而革命必然是暴力的。他们被这一关于“应该发生什么”的观点所蒙蔽，没有看到可能发生的事。正如二十世纪世界各地一再出现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改变一个国家，很少是一个从以独裁者的念头为基础的制度直线变为以民意为基础的新制度的过程。民众运动要知道何时巩固成果和为下一阶段的斗争重整旗鼓，何时利用直接的优势施加压力而不轻易妥协。
如果反对沙皇的运动把握住几个重要的机会，尼古拉二世可能会被迫扩大改革的范围，从而避免导致十二年后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连串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有更多反对政权的人士把《十月宣言》当作一项突破——承认人民拥有权力和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一套令人鄙夷的权宜之计，那么宫廷内支持改革的人士就有可能说服沙皇镇压是不必要的。但当时激进派过于狂热，右派的暴力和左派的过于自信破坏了这一良机。
如果1905年的反对派有系统地吸收士兵和水手参加，那么当政府选择镇压时，其强制手段可能就会不那么可靠，如果《财政宣言》能够得到更大面积、更积极的宣传，那么政府的财政命脉可能就会遭到严重削弱。内外交困之际，政府可能无法重整旗鼓，也无法收回其所承诺的宪政改革。
如果苏维埃及其支持者不听从拿起武器的呼吁——如果运动在这一紧要关头拒绝暴力而不是采纳暴力，如果运动采用政权不知如何对付的手段——那么，对政权力量的最终考验就是贷款违约和电力耗尽的程度，而不是流血和牺牲。政权需要财政能力和对日常事务的控制，而运动能够破坏这两者。人民运动需要保持民众的支持和实现实际的目标，但是如果支持者在街头被杀害，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让步被其领袖拒绝，这两项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由于反对沙皇的运动杂乱无章，这些不同的路径不可能都得到采用，或许其中任何一个替代路径都不可能得到采用。二十世纪初采用非暴力行动的人，对这种自己所点燃的斗争方式的了解要比后人少得多。但他们所遵循的关于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方针，却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托洛茨基诋毁《十月宣言》，说它“什么也不是”，并且要求建立人民共和国时，他实际上是对运动已经实现的成果视而不见，并且让获得立即满足的欲望成为最终胜利的敌人。在冬宫游行前，列宁从日内瓦写信说人民必须武装起来才能获得自由，他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罢工和非暴力抵抗使政权几乎是处处受挫，并且开辟了通往宪政改革之路。但列宁和他的政党对暴力坚信不疑。
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错误的。1905年主张使用暴力者使俄国历史上首次真正的人民要求民主权力的运动步入歧途。此外，1905年的暴力也为1917年的暴力播下了种子，然后创造了一个比沙皇政权更加有系统地将暴力作为国家权力的基础的新政权。暴力没有给俄国人民带来自由，而是给他们带来了另外八十年的政治苦难局面，这种苦难局面直到非暴力抵抗的新篇章战胜了逆转民主改革的企图之后才结束。
如果托尔斯泰能够看到1991年发生的事，一定会欣喜若狂，因为他知道是什么使其成为可能：就是他在1905年所说的“推动人类和国家前进的基本力量”——不需暴力就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人民意志的表达。如果反对沙皇的运动理解这一机制，如果其非暴力行动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反复无常的，那么二十世纪的俄国和全世界一定会大不相同。不过，就像足够长的杠杆可以撬动整个世界一样，1905年的俄国人也改变了二十世纪，而且是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二十世纪。115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