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赋格，或公众与诗歌的冲突
廖伟棠
这年头，在公共网络上发表诗歌，最常遇见的评论就是：「很像顾城的诗啊！」或者更糟：「很有诗情画意！」，这是另一种简单的「捧杀」，比更多的漠然更令人哭笑不得。大众对现代诗的了解，往往仅止于北岛和顾城的早期作品，你写一首带政治隐喻的诗，他说你像北岛，你写一首意象跳跃的诗，他说你像顾城——还好，现在没有人提席慕容和余光中了。这样的误解，当然可以轻易归咎于我们的诗歌教育不力或者诗人脱离大众，两个方向不同的批评都好似立得住。但是往更深处想，这里面存在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两个语言体系的误会、较量甚至冲突，从语言折射的，则是不同的文学观甚至意识形态的需要，决定了一首诗的命运、或者一个诗人的公众形象。
其实在五十年代，同样的问题也曾发生在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身上，只不过以更「高级」的形式。1952年，他最著名的诗篇《死亡赋格》（Todesfuge）收录于诗集《罂粟与回忆》中出版，遭遇到德语批评界的重视和纷纭的解读——对于犹太人、集中营幸存者策兰来说，这些解读注定是误读。严谨、挑剔但是又在潜意识里抗拒自己的罪的德国人，都把眼光集中在《死亡赋格》的超现实主义意象、繁复又迷人的节奏上面，有人甚至从他对立的「残暴与温柔」中得出一种「禅师的开悟体验」，最了不起的算当时的著名诗人评论家霍尔特胡森，他认为策兰通过「大师」级的技巧制服了一个恐怖的主题，使之「能逃离历史血腥的恐怖之室，上升到纯净诗歌的苍穹」，姑莫论「大师」正是策兰诗中谴责的对象（「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德国人的抽象能力正是要回避历史之残酷，急需语言的诡辩术来净化自身，因此此诗被一片叫好，诗中赤裸裸的现实（纳粹强迫犹太人一边为自己掘墓一边还要演奏音乐）被高雅的读者「诗化」成为令人赞叹的诗歌隐喻技术，双亲死于集中营的犹太人策兰被忘记，被记住的是「优秀德语诗人策兰」，这种高级的「捧杀」最致命。
策兰在十八年后自杀，压倒他的无数根稻草之中，来自批评界和读者的误读是最无形但是非常沉重的一根。诗人因为诗歌被误读而死去，旁观者很难理解，但对于把诗看作自己生命全部的诗人却是理所当然。尤其因为敏感的犹太人身份，又加上诗人的敏感，策兰在与思想家海德格（曾经亲纳粹）、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等人的交往中感到更多的冲突，对前者，他得不到期待的轻微忏悔，甚至感到他和整个德国知识界一样回避纳粹问题，他们可以交谈诗歌、却不能谈论人世之恶。同时在现实中，策兰在巴黎遇到新纳粹的言语暴力……最终他在1970年的逾越节那天选择了投身塞纳河自尽。语言所不能抗议的，唯有以肉身抗议——策兰之死，不是因为生活困顿或者精神感觉完满，而是出于对理解的绝望、对世界的彻底拒绝。
在中文诗歌阅读界，今年算「保罗・策兰年」，不但因为今年是他诞生九十周年同时也是他辞世四十周年，还因为北岛、王家新、孟明等诗人的译介，孟明翻译的《策兰诗选》去年出版台湾繁体版、今年出增订过的简体中文版，两个版本的策兰传记、研究专著《策兰与海德格尔》陆续出版，据说王家新和芮虎也正在准备出版一个更全更新的译本，算上前几年台湾出版的李魁贤译本，策兰的中文面貌已经相当丰满，可谓哀荣甚哉。但是理解策兰、通过汉语来理解策兰，其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于是有了译者之间的较量，也有读者之间的争论，目前孟明译本《策兰诗选》是最受「关注」的，网上评价走两个极端。
孟明译本《策兰诗选》我可能是第一个读完的读者吧。因为译笔严谨，可能也因为同时读完了沃夫冈·埃梅里希（WolfgangEmmerich）的《策兰传》的缘故，我这次阅读很能进入策兰表面上极端封闭的诗歌宇宙。我感觉孟明翻译得的确比以往的译者好，作为一个优秀的汉语诗人，孟明很能把握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微妙矛盾——他选择的是保留这矛盾而非强作解人去和谐这矛盾。这正是对公众误读策兰、误读现代诗歌的一种坦然面对——如果不是挑衅的话。但是传统读者所难以理解的，就是前卫诗歌的这种挑衅姿态，这姿态策兰有之、孟明有之，孟明的老友、也曾翻译策兰的诗人张枣也有——这是在语言锻炼上走在最前端的诗人的共同姿态，在这点上说，张枣酷似策兰。
结果，误读益深。孟明译本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喜欢创造性地使用古汉语来翻译——他作为诗人潜意识的想要重新写作一个孟策兰，但未必受落于读者。比如他把不少诗句译成「诗经体」，如《Waldig》的开头他译成「其林蔼蔼，有鹿叫春」，他显现出了汉语之美却忽略了「叫春」在当代的异义，反而让人有滑稽之感，如果改作「有鹿鸣春」可能就好得多。但最让现代诗读者难受的就是这种使用古典语言的尝试，其实我要为孟明说句公道话，他的古典语言翻译实验要是放到肖开愚、张枣等人的诗歌创作试验中根本不算晦涩和生僻，关键的是读者期待的是一个「翻译体」的、「洋气」的策兰，孟明的动机是用奇特的汉语重现那个在德语中同样生竦的语言实验者策兰。
其实策兰也曾长期以翻译为生，他翻译的法语、俄语诗歌也常常被批评为误译，最严重的是诗人伊凡‧戈尔的遗孀指责他通过翻译来剽窃——其实恰恰相反，是策兰的诗人主体性太强，侵入了他的翻译之中，这样来理解，我们是否能对汉语里的诗人译诗多一点积极的宽容？翻译者的创造性误读，也许能让一个诗人在汉语中再生，因为这是一种开放性的实验；而读者和批评家的误读，往往来自对诗人的低估和自我设限，这样的误读会使一首诗死去，这就是策兰在诗歌接受学上给我们的启示。
但回到诗歌，策兰对诗人最少有两点启示：第一，要反叛地具有宗教情感，那是一种约伯式的不断质问神和终极价值的努力，就像卡夫卡所为；第二，时刻保持对语言难度的挑战，在语言上自我设置极高的目标、以期得到更大的超越。诗是没有门坎的，诗又是有很高门坎的，人人都可以写诗，但是只要你选择写诗，就一定要努力精进，把诗写到最好，让母语在你的诗中得到新生——这就是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最重要的不同之一，日常语言使母语变得熟悉和麻木，诗歌语言则不断擦亮它的母语，通过追溯语言源头和破坏语言陈习两种方式。而语言的新生决定了一个文化的新生。
在汉语环境中，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的误会太大了，到今天已经是彼此隔绝甚至彼此冲突的地步，虽然诗歌语言一直暗地渗透日常语言，但大众听到新诗二字还是会大摇其头，大众也渴求语言之美，但他们为美设定了一个很低的限度，超出这个度的美就难以接受。前面提到的语言实验家张枣就是「受害者」，今年三月，他早逝于48岁，比策兰还少活了两年，但是他是他那一代中国诗人中语言最精妙究极的一个，无愧策兰于地下矣。大众读者记得张枣，多是因为他早年的一首《镜中》：「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非常唯美的一首诗，但是比起他出国又回国后那些消化和抗逆中国之变的诗，意义少太多了，但大众只回张枣一句：「读不懂」。
这句「读不懂」，估计是策兰和张枣听得最多的批评，后学如我也领教过百次。这当中体现出来的不止是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的割裂，也体现出读者的懒惰，在读一部小说都嫌累的时代，怎么可能要求人家苦苦求索一首二十行的诗中间包含的二千种奥义？读者把阅读视作安慰、享受甚至娱乐，诗人却逆其而行，这道鸿沟看来已经无法弥补。但是算了，诗人早已习惯被误读，我只是可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诗人言而不诠，匆匆赶路的人们，你们错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