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作者 杨眉
十月六日与七日，布鲁塞尔中欧高层文化论坛上，中欧学者首次在官方场合公开讨论六四天安门事件。是谁敢于冲破禁区，将六四事件端出台面？出席会议的中方学者又是如何为六四惨案辩护的？
为了促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交流，在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倡议下，中欧本月六日与七日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高层文化论坛，中国总理温家宝亲自参加了论坛的开幕式，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在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讲，这一切都显示了中欧双方对首届中欧高层文化论坛的高度重视。
天安门事件并非论坛讨论议题，在一个官方主导的论坛上，六四事件应该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议题。但是，是谁敢于冲破禁区将六四事件端出台面，出席会议的中方学者又是如何为六四惨案辩护的？
由中欧双方共同选择的二十多位中欧学者、专家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方的代表包括中国作家韩少功、艺术家徐冰，中国社科院的黄平、周弘、陆建德、赵汀阳，北京大学的潘维、王绍光以及清华大学的崔之元等。欧洲方面的代表有法国符号学家及作家朱莉娅·克里斯特娃，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克，法国的艺术史专家塔拉斯和波马德，德国的历史学家侯德曼，参与中央电视台大楼设计的荷兰建筑师库拉斯以及斯咯伐克汉学家加利克，加利克教授是与会的唯一一位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欧方代表。而来自中国的学者中大部分都在欧美生活或学习过，大多都能够用流利的英文交流。
此次中欧文化论坛纯属中欧官方组织的论坛，中国驻欧盟使馆以及欧盟的官员自始自终参与了会议并介入会议的讨论。会场内外基本都没有看到媒体，西方媒体除了法广之外，只有《人道报》的一名记者，中国国内也只有新华社的一名记者。
此次论坛大致分为四个专题会议，学者们在两天内围绕全球化，不同的世界观，美的概念以及多样的现代性等专题发表演讲并在随后展开了讨论。虽然论坛促进中西方学者之间的交流的愿望值肯定，但是，不知是由于与会代表选择上的原因还是由于讨论的主题确定的原因，总之，记者对论坛的总体感觉是，中欧双方各说各话，会议气氛也显得有些拘谨。
不过，首届中欧论坛的最大突破或许是中欧学者首次在官方场合公开讨论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因此，有必要对此作详细的报道。天安门事件并非论坛讨论议题，在一个官方主导的论坛上，六四事件显然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议题。但是，是谁冲破禁区提出了此一敏感话题？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呢？
应该说，整个论坛充满了中方学者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以及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的言论，这多少激发了在座的某些西方学者的反感。会议的第二天下午，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的发言再度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普遍性，强调一个国家的民主不可能穷尽所有形式的民主。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发言中介绍说，“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其特殊的政治体制、社会及经济结构、人文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潘维从社会、政治和经济三个层面，用“三位一体，十二支柱”的理论详细解析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
潘维这一有关中国模式的优越性的发言激发了在座的斯洛伐克老汉学家的强烈反感，他在会议结束前的自由讨论中义愤填膺地提出了三大问题。
这三大问题，打破了中国国内长期被封锁的禁区，使中国学者被迫首次在公开场合就六四天安门惨案做出各自的表态。
这三大问题是直接向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提出的。
斯洛伐克汉学家马里安·加里克
斯咯 伐克汉学家加利克在中欧论坛向中方学者提出三大问题。
潘维教授，
1：您是否认为一党专制制度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制度，但是对欧美国家或者对其他亚
洲国家来说，却并不适合？
2：您对1989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开枪屠杀年轻学生的事件有和感想？
3：您对中国军队正准备用枪弹对待他们的同胞有何感想，这难道符合和平的宗旨吗？如果您当初是六四的见证人的话，难道您会支持邓小平的决定派军队去镇压您的儿女或着您的学生们吗？
请原谅我提出上述问题。事实上，我所提的是大多数美国以及西方汉学家都想提出的问题，但是他们今天都不在这儿，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我什么都不怕了。
以下是中方学者们所作出的回答：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谈中国的一党专制体制。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
我并不认为政治体制应该对一切负责。如果您把问题归咎于体制原因，那么您又把成果归功于谁呢？前苏联体制瓦解之后，曾经造成一百多万人的死亡，如果在苏联瓦解之前可以把一切归咎于共产党体制的话，那么之后，灾难又该归咎于谁呢？您又如何解释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所造成的成千上万人死亡的现象呢？没有人对这些受害者的命运表示同情。
我在这里要解释的并不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要比其他体制优越，我只是想解释为什么这一体制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无论这一体制的性质是什么，他总应该算是一个政治体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谈对六四天安门事件感想。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谈对六四事件感想：
要回答有关六四的敏感问题，我想告诉您我个人对天安门事件的感受。我当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功读博士学位，我当时非常同情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有一天晚上，我在收看美国电视台有关天安门学生的一次电视辩论中的时候，很惊讶地听到受邀者之一亨利·基辛格这样表示说，没有任何政府应该容忍学生或其他社群人士占领中心广场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当时还谈到1932年在美国发生的一战退伍兵进军美国国会广场的事件。我以前从没有听说过这一事件。我在图使馆搜查资料之后才了解到一次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向美军士兵承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战争结束后，特别是大萧条期间，那些退休士兵等着这一许诺获得兑现，但是当时的美国胡佛总统并没有兑现总统，因此，这些退休士兵以及家属占领了美国国会广场将近一个多月。
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对老兵及他们的家属都同情，而麦克阿瑟将军则坚持认为这些士兵被美国共产党所利用，所以主张派出军队，坦克给予镇压。到今天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死，也可能是二十，也可能是三十，因为这些士兵与他们的家属都在广场上。基辛格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故事重提呢？我当时对基辛格感到很生气， 我于是就到处寻找资料试图了解193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在1989年的时候，还没有网络可以资讯，要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十分困难。
我在美国生活了十七年，除了专业的历史学家之外，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美国人没有谈到这一事件。我之所以在二十年之后要重提往事，这并不是以此要为天安门事件寻找理由，我只是想诚实地告诉大家，我个人当时内心的矛盾和斗争。
我于是对西方的宪政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对此做出了深入的研究。有件事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183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叫做gag rule ，也被叫做闭嘴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有关要求废除奴隶制的提案都应该一律被搁置，国会不会给于讨论。即使是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林肯当时也投了支持票，林肯当时还仅仅是国会议员。这就意味着投票支持这一法案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支持奴隶制的人。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林肯认为解决一个敏感问题的最明智的做法是暂时搁置等条件以及时机成熟的时候再作解决。二十年之后，林肯果然成为美国历史上废除奴隶制的总统。这就说明他当初做出的决定是完全是有理的。
所以，所有的事都是有关联的，这就使我想起德国哲学家尼采在他的《历史对人生的利与弊》一书中曾经指出，对某个人和某个民族来说，有时候，最明智的方式可能是遗忘，也就是他所说的“积极健忘，”因为你如果总是揭开过去的创伤的话，或许对你并没有。
这同要求言论自由没有关系，我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西方媒体对此的报道往往带有倾向性，对他们来说，如果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媒体不提及六四的话，这就说明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但我认为这是把言论自由简单化了。我们应该将gag rule和言论自由区别开来。
我所说的并不是要为六四天安门事件辩护，我只是要对这一十分复杂的事件表达我的看法。
请允许我再补充一句，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对话不可能进一步深入如果我们的西方对话朋友对中国前一百年的历史没有深入的了解的话，中国过去的一百年甚至过去三百年的历史都充满坎坷，面对西方，中国始终不知应该如何应对。
中国社科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陆建德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陆建德在中欧论坛谈对六四感想。
中国社科院陆建德教授谈对六四的感想：
我想补充说几句。
1989年时我正在英国读书，和所有的英国人一样，我从头至尾始终关注天安门事件的进展，当时英国电视台也经常展开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讨论，我记得有一次听到英国前首相希思这样表示说，英国政府绝对不会容忍英国大学生在没有获得批准的前提下将一个公共广场占领那么长时间。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驻美大使韩旭随即撰文，该文当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韩旭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以枪弹对付学生是可悲的，而我个人认为，这是十分可悲的，必须加于严厉的谴责。
然而，在中国，许多因素都是导致事件发展的原因。比如说，中国的警察根本没有西方警察那么装备俱全，他们被称为是人民警察，他们根本没有处理大规模示威活动的经验以及设备，中国现在也同西方一样，配备了防暴警察以面对社会暴力骚乱活动。
另外，整个事件本身十分复杂， 我记得好像是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这一消息，根据当时目击者的介绍，第一个受伤被打死的人是一名解放军士兵，这就使事件变得更加复杂。由于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展开有关六四事件的公开讨论，所以有许多细节到今天依然不清楚，但是也许正如崔之远教授所说的那样，最明智的方式或许是暂时遗忘，以后等条件成熟了之后再展开公开的讨论。
如何能够控制当时的局势，对中国政府来说确实是一大难题。当时的中国政府十分缺乏成熟，缺乏经验。另外，中国军队的士兵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一些年轻的士兵们有时难免会失去控制。当时的局势实在难于控制。我们都对发生六四流血事件感到十分悲哀。
这就使我想到有关中国法律与自由的概念，自由与法制是紧密相关的，林肯曾经说过，我们在要求享受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法律，即使现时的法律不合适，我们也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废除这些不良的法律，如果使用非法手段的话，那就只会导致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所以林肯可能会建议通过不断地修改来完善法制，所有带有建设性的建议都是受欢迎的。如果采取极端的暴力的手段，那就只会导致灾难。
我们可以从六四事件中吸取许多教训。我个人认为等我们把事件的所有细节都弄清楚之后，或许我们就可以展开公开的讨论了。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
中国社科院黄平教授在中欧论坛回答有关六四以及台湾问题。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
从六月初一直到六月五日，我曾经采访过一些在广场上的学生，他们也都同意一些电视纪录片上的报道， 事实上，没有人在天安门广场被打死，现在，在美国，就有人谴责某些学运领袖在媒体面前撒谎，他们反复指控解放军士兵在天安门广场开枪打死学生。这其实并不符合事实。
至于您所提到的第三个问题，事实上，自从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并没有发生过军事冲突，中国是世界上没有完成领土统一的国家之一。台湾领导人，无论是过去的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还是今天的陈水扁和马英九，没有人声称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当中国主席胡锦涛会见美国前总统布什时，布什总统向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您刚才提的第一个问题；您觉得你们中国的政治体制怎么样？胡锦涛当时立刻回答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我们正在不断地改善我们现有的制度。但是，有两点十分重要，如果一个制度能够保障社会的经济发展，如果一个制度能够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那么，这个制度就是可行的。当然，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完美的事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建设远没有完成，正如我们所说的，即使是现代化本身也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对日本，对中国，对欧洲或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