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些在横冲直撞的国家权力面前畏缩退避的人，那些面对谎言不敢说出真相的人，那些不敢依照本性指引说出内心诉求的人，那些用沉默自愿放弃不可褫夺的天然权利的人，那些不敢为他人遭受的苦难发言的人，那些放弃人的责任蝇营狗苟于权力者身边的人……都是“怯懦的弱者”，正是因为他们“不能卫护自己的权利”，最后只能“自行消亡”在历史时空之中。
作者：陈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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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愚昧之辈经常会被一些词汇弄得失去智力，以至于像是一个闷闷的傻瓜。比如今天，我傻瓜似的坐在房间，傻瓜似的向窗外张望，傻瓜似的看到一条标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就开始傻瓜似的琢磨：“‘中国特色’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事实证明你根本没把办法让一个傻瓜瞬时间聪明起来，结果我绞尽了脑汁也没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仍旧目光呆滞地坐在椅子上，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傻瓜了。
傻瓜有一个好处，就是心无旁骛，琢磨起什么事情来牛一样倔强。我在想：要弄清“中国特色”，非得从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入手，比如大面积官员腐败，比如权力和资本合谋对民居的野蛮强拆，比如疯狂掠夺民间财富和国有资源的国企，比如失败的卫生、教育改革，比如无处不在的标语……傻瓜嘛，没有什么高深见解，那就选择一个较为浅显的话题，说一说中国式的标语口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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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标语口号国度，自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被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淹没了，所有人都只能在标语口号的夹缝中生存，偶尔才能探出头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看天空的颜色。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人生的幕布刚刚拉开，正处在好奇地打量世界的初始阶段。我还记得在天安门广场等待被毛主席接见的情景：红旗和标语遮天蔽日波涛汹涌，口号声震耳欲聋直上九霄，世界成了一片喧嚣着的“红海洋”，我们疯狂地呼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恍惚中我有一种完全“不在” 的感觉，一种强悍的力量在我的灵魂世界里横冲直撞，到处都是狼烟，到处都是灰烬，可怜的“自我”蜷缩在一隅，恐惧地蒙住了自己的眼睛……从那时起，我对于形形色色的标语口号始终怀有一种很不恭敬的心情，觉得它既刁蛮又伪善，是祸害我们精神生活的异己力量。
经过文化大革命一番折腾，执政者终于把我国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千疮百孔，民不聊生，政府再也无力安排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就业了，于是就想出了一个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绝招，并且像以往历次折腾民众的政治运动一样，也给这场几乎涉及全部城市家庭的强制性运动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语）结果，我和全国数千万中学毕业生一样，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和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没有选择地选择（强制）了到陕北农村插队，人生戏剧算是正式开始。
这时候我才发现，被我恐惧的标语口号与我们如影相随，即使在贫困到衣衫褴褛、眼睛饿得冒绿光的偏远山沟，你也会被用各种方式书写在土墙、崖壁、山坡上的标语口号欺凌，所有在这个世界讨生存的人，哪怕你已经面黄肌瘦饥肠辘辘连抬眼的力气都没有，也逃不掉它的纠缠和辱弄。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思想的本能并不因为社会环境严酷而萎缩，相反，它会被进一步激发起来，成为一个人的精神支撑。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我一直很留意诸如此类的“中国现象”为什么会为我们所独有？我想，孔子时代是不会有什么人用红油漆把“克己复礼为仁”作为标语口号书写到大街上去的；即使腐朽没落的清朝晚期，你也不会在紫禁城红墙上看到“伟大的大清王朝万岁”“战无不胜的王朝思想万岁”的标语口号；至于法国、英国、美国等蛮夷之国，更不会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标语口号式的政治喧嚷；如果你在白宫草坪上发现美国政府不惜工本竖立起“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坚定地团结在以奥巴马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巨幅标语，你一定会认为时空发生了倒错，进入到魔幻世界中去了。
能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式标语口号是当代中国独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呢？
不能。
这是因为，20多年前灰飞湮灭在历史时空中的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仍旧以最黑暗最反动最没落的世袭制施行独裁统治的朝鲜以及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国家，和我们一样到处都是标语和口号。哈维尔讲述捷克斯洛伐克水果店老板在水果摊位上书写“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故事（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罗马尼亚独裁者奇奥塞斯库当政期间大量印制的宣传画，再来看苏联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所传达的社会信息，再来看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描述到的苏联社会状况，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觉得那就是我们经历或正在经历的生活。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这是因为有一种东西把我们与这些不同时空中的国家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今天讨论的与其说是“中国现象”，毋宁说是一种“国家现象”。
“国家现象”又是什么东西呢？
简单地说，是相同的政治制度和与之匹配的政治文化，是特征趋同的社会过程，这种特殊的制度文化和特殊的社会过程，是国家权力在运作层面彰显出来的独特的意识形态架构，是权力者意志在社会领域的无止境延伸……这些现象，在政治社会学范畴已经有了一个专有名词，这就是我们很不愿意提及的“极权主义”。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语汇来概括它，譬如李慎之先生所说的“皇权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但是，信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西方学者经过潜心研究，已经全面深化了“极权主义”的内涵，这简单的四个字具有了咀嚼不尽的意味，尤其对于我们来说。
为了表述更清晰准确，我在这里仍然沿用这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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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在西方学界一般用以概括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式共产主义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卡尔•波普尔、卡尔•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塔尔蒙等人对极权主义都有专门的解析。极权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科技发展的独特产物，是一种现代专制政体，与传统的专制主义既相同又不同。
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概括出了极权主义统治如下六种特征：1.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2.唯一的群众性政党；3.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4.对大众传媒进行的垄断；5.现代人身与心理控制的技术；6.政府介入、规划和控制国家经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六种特征中，有四种是前工业社会不可能达到的，它们是现代极权主义国家体制特征的核心。
传统专制主义由于受沟通方式的限制，统治者无法完全控制所有社会空间，平民百姓还没有丧失自己的私人生活，这也是中国虽然历经几千年皇权专制主义统治，民间社会不但没有被窒息，反而逐步成长成为中国文化主要传承者的原因之一。现代极权主义则不同，这是一种严重威胁社会的政治力量，它躲在“国家”的身后，利用现代手段控制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事物，取消民间社会，有效地限制和干预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民众生活在国家力量的恐怖控制之中，一句话：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再也没有作为缓冲的民间社会了，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赤裸裸面对着野蛮而强悍的国家机器，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被它伤害和毁灭。
标语口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执政者延续政权的工具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种浅薄、庸俗、粗暴的文化方式才成为神圣的国家语汇，堂而皇之地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无法摆脱的精神桎梏。
所有政治存在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没有政治目标的政治。那么，在“相同的政治制度和与之匹配的政治文化、特征趋同的社会过程”中，现实政治为什么需要标语口号？标语口号为什么会不约而同成为所有极权主义国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手段？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究竟在向人们宣示着什么？
简括说来，有如下三点——
一、遮掩国家权力的非法性，或者说，为权力非法性提供遮挡。
所有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非民主的，“非民主”的意思是：国家权力未经人民同意，人民在其产生的过程中无法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它直接产生于暴力或者权力者密谋。当这种权力转过身作为国家力量面对民众的时候，非常需要一种合法性油彩（谎言）来进行粉饰和遮挡，掩盖和阻挡人们对于它的质疑，简便适用的标语口号也就恰逢其时被派上了用场。
我们看到很多神化国家权力和领袖的标语口号，乌云一般覆盖着国家控制的媒体，狂风暴雨一般折磨着国家每一寸山河：“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光荣属于斯大林！”“铁托是我们的旗帜！”“吃水不忘打井人，翻身不忘毛主席！”“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有这些标语口号都是在暗示人们，国家权力虽然未经人民授予，但是它是在历史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所做的唯一正确选择，因而它是神圣的，具有先天的合法性。
权力是神圣的并且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就像中世纪黑暗时期统治者告诉民众国家权力来自神的授予一样，你当然不能对它的存在和所作所为提出任何质疑，因为它所解释的那种关系已经把民众固化在了“无”的境地，被排挤出了社会过程，于是，谎言还没有像纳粹宣传家戈培尔说的那样被“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很多时候，谎言甚至还在炮制阶段就成了真理。
二、为国家权力阶段性政治目标服务的权力者意志伸张。
波普尔在《开放性社会及其敌人》中概括的极权主义“历史主义”，不仅是乌托邦社会目标，更是一种可操作的政治过程，就像汉娜•阿伦特论述的那样，极权主义总是在“运动”中证明和显示自己的存在。在一系列可操作的政治过程中，极权主义统治者通常要规划长远目标和实施阶段性目标——既有政治的目标、经济的目标，亦有文化的目标——进而为达到这些目标，疯狂地动员社会和运动社会，标语口号恰恰成为了动员社会和运动社会的最简便适用的工具。
凡是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中国人都知道，伴随着无休止的社会运动，标语口号总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它甚至成为了国家特征。我还记得，大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国家权力机构还正儿八经颁行所谓“五一国际劳动节标语口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某某周年标语口号”，可见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占地位。如果哪位有心人收集我国60年来国家权力和大大小小权力者颁行的各类标语口号，差不多也就等于记述了这个国家的历史。
我们熟知的“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人民公社无限好，万里江山一日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五讲四美三热爱！”“坚决清楚资产阶级精神污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等标语口号，都阶段性地反映了对执政者意志的强调，至于这种强调是执政者本意还是遮挡其他政治意图的谎言，只有放到当时当地的政治环境中去考察，此不赘言。
值得注意的是，高频率的意识形态宣示会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强大的“场效应”，对因为权力遮挡和无休止的愚民教育而无知无识的民众构成无形的精神压力，在这种压力的重负下，很少有人能够保持灵魂的高洁，因为国家力量就像某种侵略性生物一样，侵入到了你的灵魂之中，在那里造成污渍和损毁，即使是再坚固的自我也不能不发生动摇。久而久之，在“真我”栖息的那个地方，出现了“假我”，人变成了非人，于是，民众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阿伦特所概括的构成极权主义社会基础的“ 沉默的居民”。
所谓“沉默的居民”，指陈的并非仅仅是民众在专制面前的沉默，更重要的强调是，它构成了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令人心酸的特征：被极权主义伤害和异化的人，却渴望着极权主义，心甘情愿地成为了极权主义的一部分。
这就是极权主义标语口号的邪恶力量。
三、愚民。
任何极权主义者都希望自己治下是一群没有思想的傻瓜，因此，怎样把民众弄傻就成为权力者日夜操劳的事情。古往今来，中国知识分子被“利出一孔”的社会机制诱惑，大都成为了统治者帮凶，这些人为统治者出了很多把民众弄傻的主意，商鞅、韩非子忙碌的身影一直投射到了当代中国的舞台上。
如此这般的衮衮诸公，占据国家权力最高点的统治者，是不是真的把民众弄傻了呢？真的弄傻了。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明朝为什么折返了历史方向而拒绝了资本主义的萌生和发展，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晚清腐败政权为什么竟有很大的机会来丧权辱国，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跻身于21世纪的中国为什么会不断发生中世纪式的权力罪恶和社会罪恶。
既然你傻掉了，说什么自然由着人家。“中国共产党万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标语口号尽管看起来荒谬绝伦，但是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有几个人敢于站起身子说“这是谎言”？谁敢站出来说皇帝什么也没穿光着身子？没有几个人。相反，我们所有人几乎都顺着统治者意志抑扬顿挫地呼喊过它们，呼喊的时候我们甚至泪流满面！
我们的确傻掉了。
我们傻掉的时候，统治者就会变得异常精明。你看，上面标列的那些标语口号，不是隐含着权力者意志的强烈政治诉求么——你被比爹妈都亲的政治力量呵护着，所有一切都为你安排好了，你也就没有什么必要想了。结果，文化大革命中，包括笔者在内，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成了傻瓜，居然因为见到那个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招手而欣喜若狂；民众的物质生活较以前有所改善，国家又不断用标语口号提醒你感谢国家、感谢政府，不断向你讲述“春天的故事”；至于官僚们登峰造极的腐败与堕落，权贵们在这个过程中出神入化的掠夺，这块土地为他们的掠夺付出“国在山河破”的巨大环境代价……似乎都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被小康”了，你只有感谢的权利而没有质疑的权利。
可见，我们前面所述“标语口号是极权主义利用现代手段控制政治、经济、文化事物，有效限制和干预人的精神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是说得通的，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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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认为中国标语口号起着遮掩国家权力的非法性、为阶段性政治目标服务和愚民的作用，但是，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琳琅满目的标语口号折射着远比上述归纳更为丰富的政治文化信息。标语口号不仅是国家权力意志的伸张和控制人支配人的工具，更是大大小小权力者不可或缺的行政手段。很难想象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没有标语口号，盘踞在各个地盘上的权力者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驱使他们依仗标语口号欺蒙和威慑民众。
我举一个计划生育方面的例子。
计划生育的国策给基层政权造成很大的压力，于是，大量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口号就被书写到了墙上，这些体现基层权力者意志的标语往往极为冷漠和野蛮：“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权力者意志当然不止这一项，所以，被书写到墙上的标语口号也就五花八门：“坚决打击涉访违法行为！”“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非法上访，一次拘留，二次劳教，三次判刑！”“坚决打击煽动策划集体上访闹事的为首分子！”“毁我一棵树，要他一条命！”“苦涩岁月夺去老知青的青春年华，却淹没不了我们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坚决打击挑脚筋！”“谁侵犯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谁影响招商引资，谁就是和本市人民过不去！”“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命苦不怪父母，地震不怨政府！”“严禁打击黄赌毒！”“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屠宰工作！”“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强奸不如去嫖娼！”“抢银行不如去赌博！”这些标语口号受权力者文化程度和精神空间狭小的限制——由于极权主义逆向淘汰机制的作用，占据权力宝座的往往是这样的人——撰写的标语口号总是词不达意，很雷人，但是在彰显权力意志方面所传达的威慑与压制力度是一样的。与此形成显明对照的是，“屁民”们哪怕书写一行字的违拗意见或者权利主张，权力者也会动用武警、公安等压制力量和形形色色的行政手段予以无情摧毁，甚至被剥夺生存的权利。这是21世纪中国独有的社会景象。
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另一件事。
改革开放以后，权力和资本逐渐走到了一起，权力者的意志和资本的意志也就不断用标语口号的形式被反复强调——为了节省篇幅，我不具体引用了，我只说一说那个充斥在所有城市、乡村房屋墙壁上的“拆”字。
我有时候玄想，如果我是一个画家，一定能够找到一种艺术方式，把那个“拆”字以最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在我看来，所有哲学的历史的艺术的存在，都不能规避这个巨大的“拆”字；它以最直接的方式提醒人们，是权力与资本掌控着民众的命运，在他们的淫威面前，民众只能选择屈从，否则就会付出生命代价，就像唐福珍和无数为保护自己的房屋而死掉的人。
这个无所不在的“拆”字所宣示的意义，要比所有标语口号都更为深邃，更为全面；它指证的不仅是今天，它指证的是历史对历史的一次背离，它指证的是某种社会政治力量严重的罪责。
数千年以来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私有制，在1949年那场革命中被腰斩了，从此，中国人进入到了一种只有国家意志没有个体存在的权力之境，这意味着所有中国人都遭受了全所未有的剥夺，意味着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站立的根基，意味着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构成自我的一切物质条件，意味着所有中国人都成为了被国家权力任意驱使的没有意义的符号。
我曾经在《收获废墟》（2006年5月4日）一文中论述过，我们目前经受的一切苦难和社会不公，皆来源于1949年那场超然于正常社会发展和人类理性的“革命”，我们眼前这个可怕的废墟，不过是那场革命的物质与精神的“后果”。当你一切皆无的时候，你怎么能指望用自然的生命形式行走人生呢？
一切都变异了，一切都扭曲了，一切都荒诞了。
我们说卡夫卡洞见了人类独特的处境，说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那阴森森的所在不是别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
不要问1949年的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就是为我们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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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爱德华•罗斯（1866-1951）的社会学家认为，世界归根结底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社会都会有一个自然而然向善的调整过程……人们如果能够在敌对冲突与和平竞争中进行自由选择，目无法纪嗜血成性的人的来源就会枯竭，即使有也会成为社会的敌人，从而受到社会的惩罚；与此同时，善良的民众将会得到呵护，正义将会稳定增长。”但是，这位清醒的社会学家随后就警告人们，历史并不绝对如此，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也有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形：“善良者也有可能被邪恶者压制，逐步走向消亡。”（[美]爱德华•罗斯：《社会控制》，1901年）
我们只要想到极权主义涵盖的“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式共产主义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就会承认这种警告是有道理并且是耐人寻味的。历史长河的确在奔腾向前，无人能够阻挡，但是你必须看到，在某些区域也会形成巨大的回湾，造成黑暗的潮流，如果你恰巧是被裹挟到暗潮中的小鱼，你就会切实感受到“压制”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是光明在黑暗中的苦苦挣扎，是公平正义的溃解与消融，是个体的毁灭与消亡。不要说这不是历史，恰恰因为这些可怕的回湾，历史才更有质感，才更加真实。
当无数彰显权力者意志的标语口号遮天蔽日、民众却无法表达自己的愿望和主张之时，我们完全可以依据上面提到的这位社会学家的指引，认为我们目前正处在“善良者被邪恶者压制的”反常时期。至于善良者是否最终被消亡，也许有待观察，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一个社会规律：“社会选择通常倾向于消除道义两端的人—— 凶残者挥舞刀剑而为刀剑所灭，善良者不能卫护自己的权利而自行消亡。”（[美]爱德华•罗斯：《社会控制》，1901年）
这就是说，历史具有一种我们谓之“中庸”的特性，它只有不断淘汰刁蛮强者和怯懦弱者的过程中，才能够恪守住公平正义的品格，获得发展。问题是：在当下，究竟谁是刁蛮的强者，谁是怯懦的弱者？
那些把标语口号提升为“国家现象”的人，那些不断向人民实施暴力和“软暴力”的人，那些离开谎言欺骗就不能存在下去的人，那些发誓“一百年不动摇”的人，那些宣称“绝不走西方那条邪路”的人，那些拒斥人民的民主、自由诉求的人，那些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的人，那些为一己之利背弃良知心甘情愿做权力者帮凶的人……都是“刁蛮的强者”，都是“挥舞刀剑”的“凶残者”，他们必将“为刀剑所灭”。
而那些在横冲直撞的国家权力面前畏缩退避的人，那些面对谎言不敢说出真相的人，那些不敢依照本性指引说出内心诉求的人，那些用沉默自愿放弃不可褫夺的天然权利的人，那些不敢为他人遭受的苦难发言的人，那些放弃人的责任蝇营狗苟于权力者身边的人……都是“怯懦的弱者”，正是因为他们“不能卫护自己的权利”，最后只能“自行消亡”在历史时空之中。
尽管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要让“刁蛮的强者”放下刀剑向人民让步难乎其难，我们仍旧抱着一丝幻想：为了伟大祖国江山社稷的平安幸福，同时也为了你们不至于最终“为刀剑所灭”，请约束你们的欲望放弃你们的特权吧！让人民切实地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吧！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目标吧！不要在历史上留下最残酷压制者和最贪婪掠夺者的恶名吧！做到了这些，你们就将不再处于“社会道义的两端”，就从空间意义上接近了你们目前坚决拒斥的“普世价值”和宣誓“绝不走”的“西方的邪路”，我们的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也就不再是一个另类，而是一个与绝大多数走在自由民主之路上的国家没有任何区别的“正常国家”……那该是怎样一幅令人欣慰的图景啊！
尽管历史与现实同样在反复证明，要让被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文化毒化了的民众的精神不再匍匐难乎其难，我们仍旧抱着一丝幻想：为了我们子孙万代不再被极权主义欺凌，同时也为了我们的现世幸福，请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世界是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那些挥舞刀剑的人，而是取决于在刀剑面前取何种态度的民众。千万不要再做刀剑下懦弱的牺牲品了，是拿起思想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尊严的时候了。“怯懦的弱者”沉默，“刁蛮的强者 ”必然会向你狂啸；“怯懦的弱者”忍耐，“刁蛮的强者”必然会向你发动袭击。没有任何人能够在退守中取得胜利，胜利需要奋起进击，需要鲜血和生命。只有所有人都把公平正义看得重于生命并且将生死置之度外地为之奋斗，公平正义才会来到我们身边，否则它就将永远是虚无缥缈的蜃景。只有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我们才不至于被作为“社会道义两端”的“怯懦的弱者”“自行消亡”，历史才会在它的册页上镌刻每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人的姓名；只有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自由与民主才会来到我们中间，中国才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正常国家而为世界人民所尊重……那将是怎样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节日啊！
然而这也许仅仅是一个幻想，历史非常有可能继续按照它目前选择的路径走下去，这就是说，“怯懦的弱者”仍旧是“怯懦的弱者”，“刁蛮的强者”仍旧是“刁蛮的强者”，除非历史有一天宣布说：“够了，该结束了！”否则，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我感慨的是，假如我们仍旧选择做“怯懦的弱者”，假如我们仍旧没有勇气让灵魂站立起来，假如我们仍旧想通过沉默和忍耐消极地等待，假如我们真的由于自身的怯懦被“自行消亡”了，那么，当历史庄严地宣布最终结局来到之时，谁来见证“挥舞刀剑者为刀剑所灭”的壮丽图景呢？
（201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