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富贤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10年中国经济热点是劳动力短缺、富士康事件、罢工潮、大学生就业难。这些看似并不相关的事件其实有共同的原因：计划生育破坏人口结构;也共同地标志着人口危机开始全面爆发。
人们从来就没有想到，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003年之前，媒体都在炒作“民工潮”，然而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用工荒”。2008年“用工荒”又戛然而止。然而，2010年春节刚过，用工荒卷土重来。这次用工荒与前几年不一样，这次是全线告急：珠三角告急，长三角告急，甚至江西、四川这些以往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全面告急。深圳发生富士康事件，并在全国多地引发罢工潮。但是另一方面，大量大学生却又找不到工作。
对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忽冷忽热的现象，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大惑不解。其实从人口学角度是能够解释的。
“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与亚里士多德的 “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一样荒谬。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中国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理解不了“两个铁球”的原理。
如果说中国就业压力大是因为人口太多、人均资源太少，那么阿根廷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人口只有4000万，陆地面积却有278万平方公里，人均陆地面积是美国的2.1倍，是中国的9.2倍，但是2008年阿根廷的失业率却高达7.9%，比美国的5.8%还要高。
社会作为整体，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与总消费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也就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假如中国保持同样的比例的话，那么13亿消费人口只能提供6.5亿个就业机会，意味着中国目前8亿总劳动力有 1.5亿是“额外”过剩。究其原因，是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上亿年幼消费人口，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并且由于孩子少，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这两方面原因使得中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
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现在总人口14亿多;由于妇女需要照看孩子，劳动参与率降低，总劳动力反而只有7亿多。那么中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也在50%左右，就业压力大为降低。
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过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年，但由于劳动力“额外”过剩，中国工人平均工资只是美国工人的4%。工人敢怒不敢言，根本不敢罢工。
计划生育又导致年轻劳动力减少，但是有20多年的滞后性。2003年中国20-39岁劳动力开始负增长，也开始出现民工荒。但是由于1980年代出生高峰的人口 (1960年代出生高峰人口的孩子)进入劳动年龄，企业最需要的19-22岁人口反而在增加，因此当时的民工荒并不严重。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向中国进口减少，“用工荒”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力过剩。
但是19-22岁劳动力在2009年达到1亿的顶峰之后开始快速减少，到2018年只剩下5000多万，也就是说最有活力的劳动力在9年之内下降一半，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年龄劳动力的减少导致2010年全国范围的用工荒，并且将越演越烈。
劳动力“额外”过剩导致的低工资和计划生育导致的“80后”一代抗压能力差，是富士康事件的人口学基础。而计划生育引起的年轻劳动力短缺，2010年开始逆转了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工人们变得敢怒又敢言了，结果出现了罢工浪潮，工资即将全面上涨。
蔡窻等学者认为这是好事，标志着中国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了。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日本在196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韩国、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但是这些地区当时是工资和劳动力双增长，有利于产业升级。中国现在是劳动力减少后才涨工资，性质完全不一样。中国经济比韩国、台湾地区落后20多年，但是中国15-64岁总劳动力将在2012年开始减少，比韩国和台湾还要早3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国未富，民已荒”的国家，这比“未富先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劳动力是国家的“精气”。
中国工资太低，需要提高，但应有一个度。提高工资，并不提高劳动力价值，只是提高劳动力价格(成本)。中国这种被动的涨工资，一方面导致一些企业破产，一方面导致一些企业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地，结果国内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反过来又加剧劳动力(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额外”过剩。
尽管劳动力过剩，但中国目前失业问题还不十分严重，是因为国际社会给中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中国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等人口开始占领国际市场(印度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目前只有14%，等到增加到中国目前的27%，将彻底改变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另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由于人口结构老化，购买力下降，从国外进口也将减少。中国经济将越来越依赖于内需，但相对于内需市场来说，中国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人口)。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使得“用工荒”(年轻劳动力短缺)与“就业难”(中老年人口“过剩”)长期并存。
如果工资合理，那么一个劳动力的收入就完全能够让全家进城生活;由于消费在城市，又增加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机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也有产业升级的动力。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它们经济起飞的18年-40年间，城市化水平分别提高了38、35和5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百分点分别为1.52、1.94和1.28。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导致消费者数量和人均消费能力双重降低，使得中国工业化不能转变为城市化。农民工无法承担全家人进城的开销，出现了中国独特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现象。生产与消费异地，导致城市消费不足，第三产业迟迟发展不起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只增加到2008年的45.68%，年均只0.93个百分点。如果中国城市化率像韩、日、台在经济起飞期间那样年均提高 1.52%、1.94%、1.28%，那么2008年中国城市化应为63.5%、76.1%、56.3%。
培养大学生的目的不是回农村当农民，不是当产业工人，而主要是在城市从事第三产业。但由于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太低，目前只占总劳动力的33%(而韩国却占总劳动力的68%)，为大学生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并且低工资成本使得企业缺乏产业升级的动力，自主创新落后，对大学生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不仅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足，更主要是消费者数量不足。化解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停止计划生育，发展婴童经济。孩子出生，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并且因为照顾孩子还将降低妇女劳动参与率。婴童经济所带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