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犀利公
这个很早就拟定但一直没动笔的题目，原本想从郭沫若说起，今天翻读阎润涛先生的回忆文章，决定提起笔从曲啸说起。
阎文所回忆的20多年前曲啸败走美国的事件，当时的犀利公无法知晓，但同时期的另一件事却有点熟悉，这便是著名的“蛇口风波”事件。当时作为青年党员的我，事后参加了军校举办的讨论会，我是支持专家而反对“思想不太先进”的蛇口青年的。
先回顾这一事件，作为本文的引子。
一、引子
1988年1月13日，蛇口举办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与会的3位“青年教育专家”分别是：
“当代牧马人”——中宣部局级调研员曲啸；
“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教授李燕杰；
“党的文艺工作者”——中央歌舞团演员彭清一。
李和彭的头衔简明易懂，曲先生的头衔源自1982年由谢晋执导并在全国热映的电影《牧马人》，影片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原本与曲啸无关，但几年后因演讲而出了名的曲先生，人们发现他也有在嫩江草原放马的经历，“当代牧马人”的头衔便应运而生。一时间，人借“影”势，影借人威，人们便把影片和小说里的主人公说成是曲啸本人，曲先生也便超越李和彭而位列“新中国三大演讲家”之首（也有人将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刘吉先生加上合称为“四大演讲家”）。其实，单就演讲本身而言，李的忽悠劲更大一些，诸如“西点军校学雷锋”等著名桥段，都是李炮制的。此话头先打住。
座谈会上，曲啸说：“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的……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一位青年反驳说：“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但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先生很生气，但并未发作。在会上“以激动的心情回忆了他在舞蹈演出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并有幸握了毛一个手指头的场面”的彭清一，忍不住质问那位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没想到，这位青年当场递上了名片。会后第二天，李燕杰起草了一份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分送给中央和有关领导，并点了那位青年的名，以“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今天看来，22年前的那场因空洞说教而引发的新旧观念冲突，实在不值一谈，但在当时，舆论几乎都站在专家一边，包括自以为“思想先进”的犀利公。
二、当曲啸遇到了汪荣祖
尽管事隔20多年，但作为曲啸访美的接待者之一，阎先生这篇题为《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的回忆文章，脉络依然很清晰，除主角已故之外，其他当事人都还健在，情节是可靠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第一场报告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会员中有两位爱国华侨，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俩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于是就反过来热爱自己并不熟悉的共产党，并拒绝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的联谊会。其中一位是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汪荣祖先生。
曲啸的演讲从“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开始，到“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结束。跟在国内一样，演讲中曲啸深情回忆了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无罪释放，期间共接受“妈妈”长达22年折磨的经历。
在国内听惯了说教的留学生们并没有感到异常，但经常向大陆学生控诉蒋介石独裁残忍的汪荣祖教授却“不正常”了。他脸色通红，站起来激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感觉不对头的刘中海先生试图打断汪教授的发言，但汪的那种被欺骗后幡然醒悟的愤怒情绪却无法阻止。
至此，局面已然不可收拾。润涛阎回忆道：“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我当时担心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会导致精神崩溃，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那是绝望。”
事实证实了阎的担忧。国务院的这位刘先生先是怀疑书生气十足的汪教授是台湾特务，继而果断终止演讲计划，带着曲啸回国。不久，曲啸的大脑就出了毛病，1991年9月瘫痪，2003年8月病逝。
三、“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两种形式
曲啸现象，犀利公称之为“捂着伤口唱赞歌”。
唱赞歌有两种形式：一是捂着自己的伤口唱歌，二是捂着别人的伤口唱。前者如曲啸、郭沫若；后者如余秋雨、王兆山、《八天八夜》编导组等。
还是说一说构思本文的最早引子郭沫若先生吧。
1967年4月12日，因“录音机事件”从中央音乐学院退学转入海军当兵的郭民英自杀身亡，时年24岁。在弟弟自杀一年零10天的1968年4月22日，因“X小组事件”被劳教而后转入中国农大学习的郭世英也跳楼自杀，时年26岁。郭沫若的女儿和秘书在郭世英跳楼后3小时赶到农大，只见尸体伤痕累累，捆绑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肉里。
贵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郭沫若怎么样呢？
郭民英自杀一个多月后的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神情激昂地作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并当场朗诵一首题为《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在郭世英被造反派控制直到他自杀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为母亲的于立群，多次建议郭沫若向周恩来求救。但几乎每天都陪同周搞外事活动的郭，始终未开口，直到儿子惨死。于立群悲愤地责问郭，他莫名地辩解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
“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郭博（安娜生）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随着共和国历史面纱的缓慢揭开，“伟人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邓小平《郭沫若悼词》），49年建政后，郭是怎样成为继一面故旗（鲁迅）之后成为新中国的一面“活旗”的呢？在政协会上敢与毛泽东正面冲突（1953.9.18）的梁漱溟老先生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管窥个中缘由：1951年国庆节，梁和郭都应邀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时，郭突然打出一面旗子来，上写一行大字：“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
于立群自己回忆的一件事，可以让我们领教郭那令人吃惊的“人格魅力”。文革中，郭让擅长颜体字的妻子，用丈二宣纸一张一个字地书写36首毛泽东诗词，用纸两千多张，耗墨一千多斤。郭派吉普车把这些重达一吨的“榜书”装入两个大木箱运到了中南海，毛连声说好，并立即给于写了一封答谢信。毛死后，于立群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深情怀念这件事。有人用“吮痈舔痔”的典故形容郭-于二人的献媚高才，很是中肯。也有人称郭是大陆四大无耻文人之首，实不为过。
如果说捂着自己的伤口唱赞歌多少还有点不易的话，那么，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则轻易得多。汶川地震后，余秋雨的“含泪劝灾民”，王兆山的“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等等诗章，听听，犬吠似的歌声是多么轻松！
今年“3.28”王家岭事故，38名遇难矿工的冤魂尚未散去，“党的文艺工作者们”便迫不及待地动用山西电影制片厂史上最大的投资，拍摄名为《八天八夜》的影片，作为今年国庆节重点献礼片，计划在“十一”前后隆重推出，以歌颂各级组织和领导的英明，最终在民众的唾骂声中尴尬收场。
四、“捂着伤口唱赞歌”产生的根源——极权主义的扭曲和诱惑
1、曲啸现象剖析：来自极权主义的扭曲
曲啸败走美国事件，引出两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问题一：历经22年磨难的曲啸，神经不可谓不坚强，为何被汪先生的几句发言就轻易击倒了呢？
问题二：同样的报告内容，为什么国内的听众认同曲啸的“母亲打孩子”论，认为“一个受组织迫害长达22年却在平反后更加热爱组织”这样一件事例充分证明了这个组织非常伟大和可爱；而来自台湾的一介书生却能够极简明地道出一个常识——曲先生的经历说明那个组织比后娘都残忍。
问题一解答：
解答前，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曲啸的经历：
193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父母以挖煤为生。
1951年大年初一，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
1953年考入东北师大。
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久被开除公职并送劳教，与第一任妻子离婚。
1961年10月，右派摘帽，到嫩江草原放马兼做小学教师。
1965年被遣送回辽宁盘锦县，在新安农场小学教书，并与妇女队长冯玉兰结婚。
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
1979年被无罪释放。
这样的经历真可谓步步血泪。可以想象，在汪先生一击之下，曲啸万般苦痛浮于眼前，千种思绪涌上心头：
——他想起了本来是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反而被东北师大的革命者指责他“与苏联有仇”并进而定他个“诬蔑苏联外交政策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一。
——他想起了因自己谴责调戏女同学的领导反而被学校党委指责他“目无党组织”并定了个“反党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二。
——他想起了要求儿子抚养权时法官那轻蔑的回答：“右派要什么孩子？”
——他想起了11年铁窗生涯。
……
是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撕心裂肺的痛楚，不是“青年教育专家”头衔可以补偿的，不是风光的“当代牧马人”桂冠可以抚慰的，也不是一句“母亲打孩子”就可以释怀的。
对于曲啸的心理崩溃，有一种分析颇有见地：“曲啸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因为他的宣传除了骗别人，还有自欺＋自我实现的成分。他对于他自己给别人那套说法是有一定真诚的，否则的话，即使他的宣传术被人家道破，也不会崩溃。”（邝海炎《曲啸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人们可能会说：曲啸不记仇可以理解，但反过来唱赞歌却令人费解。其实不知，极权主义宣传可以将人性扭曲到无耻的地步——在清楚地知道不能欺骗他人的情况下，只要还能说服自己，他就可以继续自欺下去。只有当完全不能说服自己时，精神支柱才轰然倒塌，精神分裂便在所难免。曲啸先生在汪发言时突发精神崩溃，一定是因为说服不了自己了，一定是无法再强迫自己捂着伤口唱赞歌了。
“榜书”大师于立群于1979年2月25日自缢身亡。有研究者说她是因为不堪忍受失子之痛，这不太符合实情，因为：（1）此时距失去儿子已过11年，心理已经过较长一段调整；（2）身边还有一子一女两个亲生骨肉陪伴；（3）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各种待遇已经全部恢复。犀利公倾向于认为老人像曲啸一样，在反思条件具备以后（文革结束），对荒唐岁月和荒唐行为幡然醒悟，以至于心如死灰，自寻解脱。曲啸在醒悟之后已经无力了断（瘫痪在床），而于立群却果决出手。无论是对曲还是对于，我们都应该向醒悟者致以敬意。“曲啸最后精神崩溃，说明他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终于醒悟，知道做施暴者的御用工具是违背良心的。”（雷崇功《母亲打儿子——荒谬的命题》）
问题二解答：荒诞的国民性——群体性捂着伤口唱赞歌
1949-1976年间，蒋氏台湾与毛氏大陆尽管都是独裁专制政体，但却有显著的不同。（1）台湾始终对欧美开放，西风传导从未断绝，蒋是开着大门搞专制，异见人士有路可走；而大陆则完全封闭，毛是关起门来搞独裁，异见人士无路可逃。（2）蒋氏恐怖是地下的、小范围的，社会主流意识仍旧崇尚民主；而毛氏恐怖却是公开的、全国性的，社会风行的就是红色恐怖，全民性反右，全国性文革。因此，两岸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就表现出不同的生存状况和思维形态：在台湾，政见不同可以避走欧美（如汪荣祖教授），民众并没有丧失基本的常识性判断能力；而在大陆，政见不同只有死路一条（发生了反右、文革等几轮大屠杀），存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大多采取知而不言的态度，普通民众基本上丧失了常识判断力，纷纷加入“捂着伤口唱赞歌”的队伍。这就是曲氏演讲轰动神州的历史背景。
群体性捂着伤口唱赞歌，的确是一种病态的国民性。
当然，在万民癫狂的年代，也有“众人皆醉我独醒”者。林昭，一位曾经尊呼毛泽东为父亲并积极批评右派言论的北大才女，在识破毛的政治流氓手腕后，义无返顾地坚持“决不再说违心话”。在历经长达10年的折磨后，于1968年4月29日被残酷杀害，在狱中留下了“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的凛然诗句（《血诗题衣中》）。而曲啸留下的是“男儿当有凌云志，不爱香风爱党风”（《赠同事诗》）；郭沫若留下的是“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宇宙充盈歌颂声》）。同样是面对极权、身处逆境，但人格的差异竟然如此惊人！
2、郭沫若现象剖析：来自极权主义的诱惑
如果说曲啸和于立群现象主要缘于被极权主义宣传所扭曲了的话，那么郭的谄媚无底线与亲情丧失症则是缘于极权主义的诱惑。当过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郭沫若，一生对名誉、地位的异乎寻常的追求，几乎所有他同时代的人的回忆以及后世研究者们的发现，都指向这一点，无需犀利公再饶舌。
为了保住“国家领导人”的地位，郭像变色龙一样，用他那拙劣的诗句，不停地变换着歌唱或谩骂的对象。1969年4月，他斥责刘少奇“大工贼，黄粱梦”。1976年5月，他响应江青指挥的反右倾翻案风运动，骂“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5个月后，江青垮台，他又写“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而此前（1967.6.5）他曾当着亚非拉朋友们的面朗诵过“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壮美诗篇。
对极权主义狂热分子而言，“令人惊异的是，如果他遭到厄运，甚至自己变成被迫害的牺牲品，被整肃出党，被送进苦役营，极权主义的魔鬼开始吞噬它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动摇。”（《极权主义的起源》第十章），汉娜.阿伦特早在郭世英兄弟遇难前16年所写下的这一论断，无论是应验在他们的父亲郭沫若身上，还是应验在刘允斌遇难时的刘少奇身上，或孙维世遇难时的周恩来身上，都是那样地精准。
令人钦佩的是，郭世英的“X小组”在40多年前所探讨的问题的深度甚至是今天的部分青年人都难以达到的，如，共产主义是否是乌托邦、毛泽东思想是否也要一分为二、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现行政治的种种弊端……尽管伟大的革命家父亲们用儿子青春的血无情地浇灭了他们思想的火花，但留给今人的启迪却仍然闪现出耀眼的光芒。我们在记住林昭、李九莲、张志新、遇罗克这些体制外的反极权青年们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那些体制内的叛逆青年——他们更能够证明一条真理：邪恶的东西终究是邪恶！这对今天热衷于到重庆红歌会赶场子的朋友来说，尤为重要。
五、极权主义变种
在对曲啸现象所引发的问题二的思考中，我描述了，被极权主义洗脑后的民众失去了判断常识的能力，也失去了正常的逻辑推理能力，以至于从曲啸受迫害22年却能够华丽转身的事例中，竟然得出了两条变态逻辑：（1）虐待你越厉害的组织越伟大；（2）组织越迫害你而你却越爱它，那么你就越伟大。许多被平反的“右派”，听曲啸的报告以至于感慨泣涕，甚至登上本单位的小舞台也作起了报告，就是基于上述逻辑，一方面认为组织伟大，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也挺伟大。坦率地承认，犀利公当年没少听曲、李二人的报告，也是感动非常，持有的正是这样的逻辑。
然而，认识到此不能算完。上述那两条变态逻辑以及“母亲打儿子论”，还有许多新的变种。
1、“新父母论”
通常从“我代表电视机前的观众”开口说话的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女士，在劝导民众不要埋怨政府以及解释自己从不投反对票时，说过几句名言：“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就像一个家里一样，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你还得体谅父母，得知道父母的难处……这就像孩子能理解父母在抚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顾得上老大顾不上老二。”
倪女士所言的“父母”是指政府，她穿上“爱国”的盔甲来为自己不给“父母”添乱作辩解，企图占据道德制高点，以阻止别人“添乱”。这种“新父母论”是曲啸“母亲打儿子论”的变型，是极权主义宣传的新变种，其实质就是欺骗民众不要给政府“添乱”，至于政府给百姓添乱（诸如任由房价上涨、任由开支失控、任由腐败蔓延），她则不管。
2、“多难兴邦论”
热衷于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的犬儒，千百年来从未断绝，毛时代尤甚。新时代的文犬们更是练就了一身与时俱进的功夫，每当灾难（多是人祸）发生时，他们首先嗅到的总是诸如“党员干部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之类的闪光点，对灾难背后的贪腐和渎职刻意掩藏，炮制出一篇篇充满谄媚和冷血的犬文。“变坏事为好事”，这种极权主义宣传之风至今仍在盛行，涂抹的结果必然是“难很多、邦难兴”。
3、“自我纠错论”
不管开多少次大会，只要下一“大”能够认识到上一“大”的错误（不一定能够纠正），那么组织就是伟大的，因为它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民众希望建设一种权力制衡机制，以走出下一“大”否定上一“大”的循环怪圈，“绝不们”是不赞同的，因为那样就没有证明自己伟大的机会了。只有巩固能够继续创造失误的体制，才能为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战胜N年不遇之自然灾害”以证明其伟大的机会，如同无良软件商先制造病毒然后再向群众证明其杀毒软件好使一样。
4、“纵向比较论”
极权主义洗脑，通常要洗到你只知道纵向比而不知道横向比的程度。他们这样教导民众：甭管62年前与我们一样落后的日韩台如今怎么样，只看“旧社会”咱们自己怎么样，今天的我们比62年前的祖爷爷们吃得饱，那就说明组织伟大。
尽管在斯大林死后，阿伦特也曾说过苏联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尽管万岁毛死后中国逐步从极权时代走向了威权时代，但极权主义宣传却仍然存在。反思曲啸和郭沫若现象的意义就在于：别忘了，那部宣传机器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