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不是不能够，而是不作为。你抗争了，就会对政府有所震慑。你不抗争，他们当然就乐得不变，当然了。权益不可能靠他们赐予，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事实证明，现在中国的维权，确实推动中国政府在前进。当然我也并不那么乐观，我看了今天的广告，我不能说我不能坐牢，但是即便坐，也已经不是毛的时代了，这是一个博弈的时代。
作者：陈希我
香港外国记者会主页： http://www.fcchk.org/fccweb/news.html?id=FEB2A21F276022A98CEFB01412BA1C3A
陈希我演讲公告： http://www.fcchk.org/fccweb/news.html?id=FB25C3B85003BE515C38994D99D4EF3E
我想先跟大家讲讲我的父亲，我父亲是“文革”过来的，他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不是保毛泽东，而是当时的已经在台上的领导，其实就是保持现状。所以他文革期间被“造反派”追赶，东躲西藏，我童年的相当多时间里是没有父亲在身边的。他并非保守分子，他也有热血，所以选择了做“保皇派”，那是因为他必须选择——要么选择“造反”，要么选择“保皇”，他处在中国历史上最严酷的王朝：没有逍遥的自由。他只能选择做温和的“保皇派”。但“保皇派”也是一种政治立场，所以我的父亲仍然逃脱不了被整的命运。
经历过那种怎么做也不行的年代，我父亲至今仍然心有余悸。好在现在可以不被卷入政治了，可以远离政治而活着。所以当我父亲见到我发表在报纸上的一些言论，就惊吓得失眠。他说，如果放在过去年代，我少说也是“右派”。是的，其实当年的“右派”并没有说出什么“反动”的言论，他们其实是热爱党的，他们希望党好。
在我父亲眼里，我是不可思议的。他是反对我写作的，也确实，我曾经长期无法发表作品。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写作，但是我不能歌功颂德，政府希望写“光明”，即使写了官员不好的，也是正职是好的，只有副职才不好。并且还要有“光明的尾巴”，也就是最后一切都好起来了。我还曾被要求把我小说中黑暗的事情改成是在台湾香港发生的。我不干，结果20年几乎没有发表作品。后来终于能发表一些了，但是仍然经过大量的删改的，至今我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不经过删改的，有的在出版后还被禁，至今有四部作品被禁。那些发表我作品的出版机构也是战战兢兢，我曾经问一个杂志社主编：到底有没有具体的规定，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他说，有时候是有，但是更多时候没有，只能靠出版机构自己去把握，先自我审查，然后出版了，再有一批审读员来审查（中国是有审读员的）。出版机构为了不出事，只能自己审查得更严格一些。这更可怕，是无形的恐惧。我的博客也是经常被删，我曾经责问编辑，你们不是设有“敏感词”过滤吗？你告诉我这些“敏感词” 是什么，我不用就行了。他说，虽然有敏感词过滤，但像我这种人，不只靠敏感词来审查的，上面专门有人看你的全篇文章，即使没有敏感词，也会勒令删除。中国作协主席对着全世界说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我不知道没有审查制度，这些事怎么发生？
在我身上发生的另一件事，更能抽这个作协主席的耳光。2007年，我在台湾出版了小说《冒犯书》，但在寄回大陆时，被海关查禁了。所以被禁，主要就是现在被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我爱我妈》里的内容》。当时我提出了抗议，并且向法院起诉。回头再讲我父亲，这事被我父亲知道了，在我父亲看来，我简直是疯了。自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被禁的书不计其数，包括我在2006年被禁的另一部小说《抓痒》，所有被禁的作家，包括当时的我，都没有提出异议。禁你没商量，只是把你的书禁掉，没有把你的生命斩尽杀绝，已经是阿弥陀佛了。可是我却要反过来起诉，纠缠这事，他们都认为我是自讨苦吃。
那些查禁我的官员，也对我的举动不理解。一个海关工作人员曾厉声喝斥我：“因为你是作家、教师（我是大学教师），我们对你已经够客气了，你不要太过分！” 一个海关监查处的处长找我谈话，开口就是：“我们从来都是这么做的，你不要再闹了，闹也没用！”如此蛮横。我回答：“从来如此，就是对的吗？没用？那我就闹一闹看看！”
确实，他们所以这么说，就因为他们真能够做得到让我闹不成。比如，宣传部门给所有媒体打了招呼，不许介入这个案件。又比如，法院规定这案件不公开审理，因为涉及“国家机密”，不让旁听，于是审判变成了秘密审判。在庭审时，我问海关为什么禁我的书？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他们一直不告诉我。我以为在法庭上，应该有对簿公堂的机会。可是对方回答：“这是国家机密，无可奉告，理由我们告诉法庭了。”于是我转头问法庭：他们为什么禁我的书？法庭也说：“这是国家机密，不能告诉你。”这样，所谓控辩阶段，就不可能进行了。我又问：你们说是国家机密，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必须有个“密级”、“涉密范围”、 “解密时间”，那么能告诉我吗？他们无一能够回答。庭审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完全是走过场。虽然没有回答我任何质问，没有给我理由，但是他们仍判定我败诉。我上诉到高级法院，情形仍然一样。我有着被暗杀的感觉。
我又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写信，但是也没有任何答复。
他们不如不给我立案算了。但是奇怪的是，他们让我立案了。他们明明是专制，但却又要把自己打扮成法制国家，现在中国，到处都可以听到他们在说“依法治国”。他们明明暗箱操作，但他们却又让我走过法律程序。他们为什么要演这么一场戏？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都不敢说查禁的理由，只说已经做出了鉴定，什么鉴定？“国家机密”。那么是什么部门鉴定的？当我追问时，他们也不敢把那个部门暴露出来，只说是“有关部门”，所以不告诉我，仍然是因为“国家机密”。后来我从私下里打听到，那个有关部门做了鉴定，但是叮嘱海关不能把它说出来，所以海关也叫冤枉：他们被推到前台，他们有口难言。
于是我们明白，这仍是一个专制的体制，但这专制已经脆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不可能游离在外。其实统治者特别清楚，所以那个有关部门不敢露面；所以法院也要走个过场，演戏；所以宣传部门在禁止媒体报道这个事件时，只用电话通知，不敢留下书面文件；所以查禁的部门，连查禁的理由都不敢说出来。其实在最初，他们也透露出一些，指《我爱我妈》写了“性”。这是理由吗？众所周知，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性最开放的国家之一，性极为泛滥，就说出版物吧，很多色情出版物堂而皇之地叫卖，没有人管。
当然政府有时也来个“扫黄打非”，不知大家留意到没有，在中国，“扫黄”跟“打非”（打击非法出版物等等）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省市都有“扫黄打非办公室”。其实“扫黄”只是幌子，“打非”才是真正目的，而这里的“非”，最后我们会发现，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非”，最后被整被禁的，往往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扫黄”成了对政治异见的打压。明白地说，《我爱我妈》最让他们不舒服的，是里面写到了妓女是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很多时候是“妓女经济”模式。只要来钱就行。从上到下，人们在“性”中苟且，当局其实也高兴这样，因为大家都钻到被窝里了，就没有人去关心社会正义了，就很“和谐”了。但是如果这个“性”冲击到社会制度，那么就不能够容许了。但是这又不能公开地说，他们没法说你的“性”冲击了社会制度，所以就只能用 “国家机密”来搪塞了。
更有意思的是，在庭审过程中，查禁我的海关工作人员，对我一直面带微笑。庭审过后，还试图跟我打招呼。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在我身边发生的另一个案件：三个中国网民因为代人发帖鸣冤，被当做“诽谤”逮捕了。在庭审时，群众被阻止在法庭外，警察挡着。但是那些警察也是面带微笑的，他们小声说：“请支持一下，我们也是没办法，是为了饭碗。”这是当今中国特殊景象，谁也不愿意为不合理的制度买单，谁都对这个制度不满。在当今中国，那些当官的骂起制度来，比普通百姓还要咬牙切齿。他们是在竭力表明：这罪恶跟我无关，我也是受害者。至少，他们希望将来被清算时，能有一番说辞，说他们也是被逼无奈，能够逃脱审判。
但他们是无法逃避审判的。比如我的《冒犯书》事件，假如我能找到得力的关系人，假如我能够对他们行贿，他们可能也会对我网开一面，他们其实不是那么在乎所谓的法令法规，那些法令法规，只是他们的尿壶。他们心里没有法，只有利益（私情也是利益）。只是我没有能够做到这样，既没有钱，也没有关系，我也不愿意这么做。所以他们对我依法办事了。他们为了利益，可以放弃原则，却不去因为正义，而放弃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做些什么，所以他们仍然是“有辜”的。
其实，就是最高统治阶层，也是没有人愿意为这个制度承担责任的，更没有人愿意为曾经的、由别人做下的事承担责任。执政者不希望跟过去纠缠在一起，也是个希望，只要民间推动。可悲的是缺乏推动。谁都只是在推卸责任。推动的力量，本来主要应该是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但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作家是怎样的呢？特别是作家。很多作家受尽了审查制度的苦，但当我为当局查禁我的《冒犯书》，北京一家媒体采访一批作家，问他们对此事的看法时，除了一个作家，所有的作家都不敢表态。你说他们是“无辜”还是“有辜”？
其实我们不是不能够，而是不作为。你抗争了，就会对政府有所震慑。你不抗争，他们当然就乐得不变，当然了。权益不可能靠他们赐予，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事实证明，现在中国的维权，确实推动中国政府在前进。当然我也并不那么乐观，我看了今天的广告，我不能说我不能坐牢，但是即便坐，也已经不是毛的时代了，这是一个博弈的时代。
当然，既然是“博弈”，就要有理有据。用什么理？用法律。当然，我也知道执法者很会用一些手段来对付我们，这就是：“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了，他就又跟你讲法律。”但是，总归有讲法律的时候，总归有面对公众的时候，只要公众睁大眼睛，执法者是不可能肆无忌惮的，他们也害怕舆论。当今中国处在干柴烈火状态中，政府是有所忌惮的。比如我《冒犯书》的事件，据说他们现在很为撞上我而大叫倒霉了。他们后悔怎么会抽查到我了。一个西方学者前一段时间去采访海关，他们说，他（指我）当初如果把邮件寄到单位，而不是寄到家里，我们就会注意一些，不会去抽查。他们似乎也记住了我的名字，那之后，我的小说《抓痒》的法文版出版，样书从巴黎寄到国内，顺利到达我的手里，没有被查。
这就是舆论的作用，也就是你们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