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不仅限于社会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们的意义即使不比在社会经济方面更重大，至少也旗鼓相当。19世纪下半叶西欧、北欧拓展公民权的要 求以及自由民主的崛起，一般被视为资产阶级崛起的必然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中产阶级主导的管理革命， 则是发展大众社会、大众政治以及福利国家的重要部分。显然，中国新富缺乏这种鲜明的政治性，他们身上的中产阶级特征，恐怕只是他们那种生活方式，就像你刚刚举例的：拥有别墅、私家汽车，让孩子接受私立教育，消费奢侈品，爱去国外度假，等等。
专访悉尼大学戴维·古德曼教授
2010年33期 吴海云
2008年11月22日，北京，被认定为有购买能力的人受邀出席奢侈品博览会。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古德曼教授（DavidGoodman)，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中国学家，撰写与主编了包括 《邓小平政治评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团体和政治》、《中国解构：政治、贸易与地区主义》等近40本图书。他的研究主要针对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 建政后的中国，并且着重于探讨改革开放后造成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变。近日他在做客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期间，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他 告诉记者，和许多研究当代中国的海外学者一样，他对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崛起很感兴趣；然而在深入研究之后他发现，正崛起的财富新贵，很难说是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更非中国转型的中坚力量
凤凰周刊：大约从2000年开始，中国国内描述社会变化的讨论中涉及“中产阶级”的话语越来越多。为什么人们会对中产阶级的出现如此兴奋？
古德曼：就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鼓励和发展中产阶级，一般有一石三鸟的效果：一来可以提倡财富的创造，二来可以提倡个体的主动性，还能提倡自励型的 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与那种一心想成为商业广告的宠儿——比如影视明星或体育明星——的志向和抱负相比，成为中产阶级的个人理想要舒服和容易接受得多。中 产阶级理想由此在意识形态中成为现代化的一部分，更被大众媒体描绘为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
凤凰周刊：“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无须证伪的共识。中国政府似乎也对这个概念很支持。这是为什么？
古德曼：因为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社会主流价值的承载者，他们对现有的秩序有一种天然的认同倾向。由于自己拥有一定的财产并能从既有的体制中获取稳定的 利益，所以他们具有维持现状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再次，中产阶层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润滑剂，联接着社会上层权贵和下层民众，是二者矛盾的缓冲带。
凤凰周刊：像你一样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又是怎么看待中国出现中产阶级这一现象的？
古德曼：非常关注。事实上，关注得有点过了头。我的意思是，在我们这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中间，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试图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中 发现“就像我们一样”的东西。中产阶级的出现让我们很兴奋，有些学者甚至因此将中国19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等同于欧洲始于19世纪初的长久的工 业化过程。当然，也有不少人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兴奋，他们觉得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出现的中产阶级，必然是保证和平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力量，由此他们认为 中国的彻底转型是很有希望的。
凤凰周刊：听你的口气，似乎对这些同行的看法不以为然。
古德曼：我们中的很多人习惯于用自己生活经验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然后得出经验说，在中国发生了和我们那里一样的事情。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不可靠的；至少，这不能帮助世界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凤凰周刊：换句话说,你觉得中国社会正崛起中产阶级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古德曼：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富裕消费者。这次我来上海，就在商业街看到了LV/Channel/Gucci?的专卖店。但这 些奢侈品的目标消费者与其说是中产阶级，不如说是财富新贵。根据我的调查，这些新富大多是各类企业家，他们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 和推动者，在零售、制造、服务等行业中以大小不等的规模，通过发明、投资、拥有、管理等方式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财富。
凤凰周刊：有人这样描述他印象中的中产阶级：“年龄在30岁左右，穿着讲究，看各种铜版纸印刷的精美时尚杂志，受过良好教育，有不错的收入和体面的 工作，自己驾车或出门就打车，经常出没高尔夫球馆、保龄球球馆、西餐店等时尚场合，参加周末party，言谈中不时夹杂着英语单词。”这样的界定是否流于 肤浅？
古德曼：这个人描述的只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品味、格调、消费倾向。而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
凤凰周刊：那请用你的方式定义一下“中产阶级”。
古德曼：说到底，这个词是个典型的西方概念。而且它并非一个简单的概念，其构成成分多有不同。从历史成因来说，中产阶级可以归为两个普遍定义：资产 阶级和现代国家的管理者。具体而言，前者在地位上处于普通市民与拥有土地的贵族之间，他们在经济上推动工业化，而在政治上于体制之外扩大了公民权并推动了 自由民主进程；后者在地位上处于控制资本与管理国家之间，他们在经济上为生产方式服务，在政治上同样于体制之外发展大众社会、大众政治以及福利国家。
凤凰周刊：你的意思是不是，中国当代企业家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原因在于他们产生的原因和途径不一样。
古德曼：这是原因之一。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不仅限于社会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们的意义即使不比在社会经济方面更重大，至少也旗鼓相当。19世纪下半叶西欧、北欧拓展公民权的要求以及自由民主的崛起，一般被视为资产阶级崛起的必然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中产阶级主导的管理革命， 则是发展大众社会、大众政治以及福利国家的重要部分。显然，中国新富缺乏这种鲜明的政治性，他们身上的中产阶级特征，恐怕只是他们那种生活方式，就像你刚刚举例的：拥有别墅、私家汽车，让孩子接受私立教育，消费奢侈品，爱去国外度假，等等。
凤凰周刊：中国的企业家也不是没有政治活动。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私营企业主成长很快，同时对政策的满意度下降，致使中央提出“三个代表”政策，对私营企业主敞开政治的大门。这似乎符合罗伯特·达尔提出的走向民主的两个重要标准——参与和竞争。
古德曼：你说的情况恰恰是值得讨论的。如你所说，中国的新富们绝非独立于政治体制也非被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相反，政治体制想要积极吸纳他们。根据 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企业家调研，中国的新型企业家有三个清晰的特点：第一，他们是一个复杂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类别，不仅包括私营企业 主，还包括国家、集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士，加上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次类别；第二，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仅是富裕，而是非常富有，甚至超级富有； 第三，他们与党政存在结构上和联络上的关系。
凤凰周刊：我们先说“非常富有”这一点。中国的新贵们确实拥有非常惊人的财富，与此相对应的是人口总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低收入者。有这样一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一方面，我们号称“中产阶级”正日益增强，而另一方面，社会的贫富差距又呈现两极分化的激烈走势。
古德曼：你说得很对。在现代工业化国家中的中产阶级，通常被认为是经济财富、社会地位及政治权利等级中庞大的中间部分。而眼下中国的情况是，新企业家占有相当多的财富，普通人的平均收入与他们差距甚远，因而这些企业家在收入即经济地位上绝不能代表全国人口的中段。尽管中国官方已经承认存在国民收入的 巨大差距，但这个差距仍然是被低估了。倾向于融入国家机器的中国商人正享受着“成本较低”的资源准入和别人无法获得的有效津贴收入。这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的观点：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
凤凰周刊：再说企业家与党政的关系这一点。你的调研发现了什么？
古德曼：具体情况也许你要比我清楚，呵呵。新企业家们与党政的关系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密切。很多企业家现在主管的企业都是从党政活动中发展出来的，而 那些没有正式参加党政活动的、特别是没有参加领导层面的党政活动的，现在也已被完全容纳进去。许多企业家看来都依赖党政内的家庭关系网，这些关系网络的影 响甚至已经延伸到私有部门的小生意、小企业中去。通常的世代模式是从农民中招募干部，到这些干部退休时，他们的子女变成商人，建设父辈发展的地方关系和势 力网络，所有权、管理权和控制权在世故人情的地图上相互交织、错综复杂。
由于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以及1978年之后中国企业形成的主要方式，那些后来成为企业家的专业人士或管理人士，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 分，原先是在党政系统内工作的。同时，私有企业家虽然可以独立地建立并成功发展他的企业活动，但如果想要继续发展的话，就只能与当地的政府或党政机关的其他部门合作。走上这条道路的私有企业家们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他们得承认和维护当地领导的权威。这种权钱交易常常坦率到了让我瞠目结舌的地步。山西的 一位煤老板在受访时告诉我，他为了建立企业，不仅得把自己公司的一半股份给当地县政府（虽然他说在他眼里公司仍是“自己的”），而且还得准备加入共产党 （在此之前他一直拒绝加入）。他现在考虑在县党委会上“买”一个领导职位。
凤凰周刊：你的意思是，所谓的中国新型的中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党的造物，而不是经济自由或思想自由的成果。
古德曼：你总结得很好。即使他们不是执政党造出来的，也与19世纪的欧洲资本家有天壤之别，因为他们从既定政治体系中崛起，并始终与之关系密切。
凤凰周刊：那我又有一个疑问：一个兴起的新富团体在经济发展中渐渐发展成为统治阶级的骨干，是西方国家实现政治民主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个情况在今天的中国上演，为什么反而是令人担心的？
古德曼：因为从他们与社会地位、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利的关系，我们可以推断，中国的财富新贵可能不是新的中产阶级，而是未来统治阶级的中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