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 第108期 本报记者 喻盈 发自北京
12月3日傍晚6点，北京单向街书店两层的小门脸儿里早已挤满了人，楼上楼下，水泄不通。
民谣歌手周云蓬坐在书店隔壁的咖啡厅，问自己的女朋友：“我能要一杯酒吗？壮胆。”一个小时以后，围绕他刚刚出版的诗文集《春天责备》，将举办一场沙龙，他自己取的名字：“百感交集的聊诗听歌会”。地点，就在单向街。
场地小，担心占不到座儿的粉丝们从下午两三点开始已经陆续到达现场。而整个下午，周云蓬接受了五家媒体采访，并摸索着，为一百本待售的新书预先签好了名 字。对于九岁起已经失明的他而言，签名是件繁琐的差事。出版社的编辑将书展开，翻至扉页平摊在他面前，他用左手拇指按住书页的底部，虎口张开，食指比出一 个距离书底的距离，然后握笔的右手才慢慢描画，写出一个大大的“云”字—横的起点，就是左手食指与书的接触点。很快，那一根关键的手指就被染成了黑色。他 的“云”字，两横又直又长，支撑的“ム”小小的，像个大伞篷的蘑菇，有时候，也像个“无”。一百个字，耗费了他整整半个小时。6点当他在咖啡厅做短暂的休 息，点烟的手都累得有点颤抖。
喝了一杯加冰的伏特加（这家咖啡厅最便宜的一种酒，38元），周云蓬靠在沙发背上闭目养神（尽管他戴了墨镜，我们看不见他的眼睛），很久的沉默，偶尔问女朋友几个问题。后来我才知道，他正在为自己将要在人群中的讲话打着腹稿。
7点还没到，他说：“我们去吧。早点开始，大家等得太辛苦了。”而他要到达他的“讲台”，不得不被搀扶着，缓慢地，拨开重重人墙。
北京星光现场，周云蓬正在为一场公益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 本报记者 郭杨 摄
献给没有社会保险的人
生于1970年的周云蓬，今年已经四十岁，在街头、地下通道、学校、乡村、大棚和酒吧唱了十五年的歌，并以此为生。但大多数人知道他，仅始于三年前。 2007年他自费出版了一张专辑《中国孩子》，不仅担当词曲作者、演唱者，还自己做经纪人、乐手、唱片推销员。他背一袋专辑，拄根盲杖，沿京沪、京广等等 铁路线漫游中国的27个城市，在或热闹或寂寥的酒吧里，巡回演唱四十多场。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 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地笑/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 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 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首痛感十足的《中国孩子》，像扎入现实的芒刺，从一个一个的酒吧间缓慢流传，最终被接收到的耳朵们植入内心。一年下来，周云蓬卖出了不到三千张CD——但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地下音乐极好的销量。
1994年，正在举行汇报演出的克拉玛依友谊馆发生大火，288名学生葬身火海，而观看演出的市领导全部逃生，起火那一刻，疏散者那句“不要动，让领导 先走！”至今让民众耿耿于怀。这则当年的社会新闻，发酵十三年后，成了周云蓬创作《中国孩子》的动因。他的歌词像是一则铭文，标记下现实里痛钝的节 点：2004年成都幼女李思怡因母亲出门吸毒被抓而饿死家中，2005年沙兰镇水灾205个正在上学的孩子溺亡、一桩接着一桩不断发生的矿难……
他在这张有着强烈批判现实基调的专辑里写道：“音乐不在空中，它在泥土里，在蚂蚁的隔壁，在蜗牛的对门。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愿你降临。”有人问他为谁唱歌，他说：“我献给平民，上班族，买不起房子，没有社会保险的人。”
《中国孩子》成了《南方周末》2007年度音乐致敬入围作品，这家颇具影响力的媒体直接冠以周云蓬一个封号：公民歌手。台湾乐评人、时评人、《声音与愤 怒》的作者张铁志来找他，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大陆罕见的愤怒、抗议型歌手，没想到，此时的周云蓬已经开始对自己头顶的“帽子”感到不适了：“人应该时刻警 醒，不要为了一个角色而骑虎难下。”他对张铁志说，自己宁愿大陆多出现小花小草小清新的音乐：“我们的根源在于缺少个人主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公民社会的 土壤，而不是又出现一个伟人、英雄。”
出乎很多人意料，当2010年秋天周云蓬捧出新专辑，我们没有再听到勇猛直言的愤怒，而是《牛羊下山》的诗词古意、田园牧歌：
“远行的人/你在哪片云下歇脚/我们黑白条纹的日夜/飞跑过屋顶/鸡进窝了/炊烟蹲在烟囱上/大黄狗蹲在窗前/牛羊从山上下来/我和它们在一起/想你/想你有衣暖身/有食果腹/有水解渴/有我入你异乡人的梦。”
12月，他曾经自费印过一千册“地下”传播的诗集《春天责备》，辑入自选的若干随笔以及一则《读库》刊发过的周云蓬小传，由上海九久读书人策划出版，印量一万五千册，流入了“地上”。在作为歌者的周云蓬被众人致敬之后，作为诗人的周云蓬也终于浮出水面。
没人愿意永远做标枪、匕首
新书沙龙连办几场，北京的这一场请来了央视主持人柴静、牛博网创始人罗永浩，与周云蓬对谈诗与歌。两个人都比周云蓬要更有名气，于是他开场第一句话就调侃自己：“昨晚和朋友们喝酒，他们还问：柴静、罗永浩的讲座是不是就在明天？我说是啊，我去给他们当嘉宾的。”
柴静的提问带着一贯的“新闻调查”式风格：“很多人知道你是因为《中国孩子》，很多人对你的期望也都是表现出更多愤怒的劲儿，唱批判现实的、喊出大众心声的歌。你没走这个路，为什么？”
周云蓬回答：“我觉得愤怒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东西，人的常态应该是平静的生活，温和的生活。如果愤怒成了常态，人保证活几年就气死了。《中国孩子》， 可能我以后再也写不出这种歌了，但是有别的人还会继续写：《中国大人》、《中国女人》……”想了想他又补充：“没有人愿意永远做标枪和匕首。如果人们有愤 怒，就自己去做标枪匕首，这样比较好，不要总期待别人来做。自己不能做，就不要苛求别人来做，你可以期望他，但不要苛求。”
这并不意 味着他不再关注现实、介入现实。最近他常想，找个怎样的角度把“我爸是李刚”写进歌词，“它就像一个成语，包含很多寓意和概念”。不久前在上海演出，他编 了一首调侃的歌：一个犯人在监狱里天天看《人民日报》，拥护CCTV，最后被提前释放了，“结尾我加了一段吉他弹的新闻联播前奏，很抒情地哼唱，大家高兴 得要命”。他敏感于不合时宜的官方语言在新的时代里造成的反讽与幽默感；同时也警惕着任何别人试图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所有标签都是把你公共化的。被冠以 很多名头之后，我会注意寻找属于自己真正的私人生活。我要寻找自己隐私性的话语、空间、思想，而不是把自己后半生全变成公共产业。”
周云蓬想强调的还是“个人”、“个体”的自觉：“这个时代需要更多自私的公民，从勇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开始。”
他也不愿意看到诗与歌沦为简单的抗议工具，“音乐本身就是音乐，其他像公众性、教育性、道德性，都是附带品。像诗歌本身就是诗歌，它可以承载道德，也可 以不承载，但第一性是诗性的。” 音乐人心里应该揣度这微妙的界限，“不是大家一捧你：‘抗议歌手，很牛啊！’你就头脑一热抗议一辈子，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一旦变成‘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就是好’，那就走向反面了。”
清醒地反思《中国孩子》的“走红”，周云蓬说：“这种歌的反应热烈，原因复杂。听众喜欢它不见得只是因为音乐，可能是你替他把某种不满发泄出来，公众需要你‘再来一个，再骂得狠一点’。”
置身于审美的光明
现在的周云蓬，更喜欢具体的事。比如2008年他发起了“音乐照亮生活??贫困盲童帮助计划”，召集一群歌手、朋友录制了童谣专辑《红色推土机》。专辑 销售的钱用于为盲童购买乐器、MP3播放器、读书机、电脑阅读软件—正是这些工具，帮助失明31年的周云蓬获得了谋生之技，也一步一步趋近他独立、自由、 有尊严地活着的理想。
他早已坦然接受了自己的“盲”：“蛇只能看见运动着的东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里有一千个太阳。很多深海里的鱼，眼睛蜕化成了两个白点。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那是我们的宿命。我热爱自己的命运，她跟我最亲，她是专为我开，专为我关的独一无二的门。”
他向往的是“审美的光明”，同样，这也是他希望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带给那些贫困盲童的。最近，他想为一个西藏的盲童录制一些唱片，这个小女孩从妈妈那里 学会了很多藏语民谣，声如天籁，千回百转。周云蓬每次演讲，都要用电脑放几首给观众听，“我想以后唱片出来大家想买，可以直接把钱打到小女孩的账户，这会 让她有一种靠手艺生存的尊严感。”
周云蓬读过很多书，行过很多路，或许超越看得见的我们。少年时他教人弹吉他，一堂课换取别人为他读 两小时的书。现在，他随身带着的读书机里总是存着几百本书的TXT文档，一有空闲就贴着耳朵听。他喜欢反复重听《安徒生童话》，《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 《坚定的锡兵》、《香肠栓熬的汤》是他最爱的篇目，“安徒生的语言很有趣，很有想象力，就像孩子。”
他最早的文学读物，是盲校里仅有 的盲文版唐诗宋词、洁本《红楼梦》、泰戈尔《飞鸟集》，读书的渴望使他几乎把这些书翻烂。尽管后来到长春读大学、到北京流浪卖唱，各种西方文艺作品、思潮 相继在他的头脑与生活里进进出出，包括米兰??昆德拉、陀思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狂野呼告”式的哲学、基督教随时与上帝沟通的紧迫……但他后来发现，中 国古典诗词的影响早已深入骨髓，“它们不是曾经让我多么热泪盈眶、打动我，而是像亲人一样，你没觉得它改变了你，你对它也没有多么炽烈的热情，却潜移默化 地进入了你的生活，或者最终将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只有他在喧嚣的酒吧里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 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杜甫的名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周云蓬谱上曲调，拿一把吉他伴奏，一字一句吟咏。新专辑《牛羊下山》里，他还唱了白话版的 《诗经??君子于役》，李白《关山月》，孟郊《游子吟》，刘禹锡《竹枝词》、《乌衣巷》，南唐后主李煜、清纳兰性德的两首《长相思》……
四处巡演，他喜欢去听当地的地方戏，有一阵子非常迷恋苏州评弹，也喜欢广东的粤剧，“好几个伟大的粤剧演唱家是盲人。有个叫欧君祥的，在雨果有张唱片， 《客途秋恨》唱得特别好，一听就是北宋南宋的语言，古雅好听。”他追溯诗与歌的传统，认为它们就像一对青梅竹马后来分手的夫妻：“中国古代那些诗歌和音乐 的结合后来去哪儿了？我觉得都在那些地方戏曲里。”他觉得嵇康就是中国最早的摇滚音乐人、行为艺术家，在刑场上不喊口号，不做演讲，只弹一曲《广陵散》， 引颈就戮，“千载之下，令人神往”。
我的根就是泥沙俱下的
从1995年怀揣父母给的六百块钱来到北京，卖唱为生开始，周云蓬十五年里至少搬了四十多次家。他的居所从北五环到东六环，几乎是围着北京的城乡接合部打转。经济上最贫困的时候，每天吃盐水煮面条；精神上最困窘的时候，独自上路，越走越远，最后到了西藏。
直到最近，他的生活才渐渐有了点安稳的迹象—北京的生活成本太高了，他和女朋友一起搬到了绍兴，已经住了半年。租着出门便是河流的老式屋子，木头地板； 城市小，去火车站，可以走路，不用担心堵车；“书圣故里题扇桥对面：相当于北京的后海或者景山后街，有个小酒馆，老板早上把菜都做好，埋在地下的酒缸装满 新鲜的老酒，然后就开始一天的生意。什么时候把做好的菜卖光了，就立马关门。哪怕早上卖完了，也不会等到中午，立刻打烊。我们去他家吃饭，一盘油豆腐烧 肉，一盘茭白，还有一盘芋艿，两碗米饭，一碗黄酒，结账25元，不是美元。然后爬一百米之外的蕺山，那山是王羲之家的后花园。不要门票的。山上很香，种满 了桂花树，还有苍耳，这算是饭后散步……”周云蓬在博客里写，这一篇日志的标题叫：便宜的生活万万岁。
演出已经排到年底：宁波、广 州、深圳、南京……这已经不同于当年乘绿皮火车、逃票、睡硬座车厢过道的流浪，“巡演，只是巡演”。路费可报销时，他乘坐高铁，但他觉得“高铁太快了，听 不到人们的聊天”。韩寒《独唱团》杂志的第一篇，就是周云蓬回忆行旅生涯的《绿皮火车》，里面有段说他攒了一书包卖唱赚来的毛票，坐五十个小时的硬座去云 南，为熬时间，耳朵像收音机更换频道一样换着听周围人的谈话，“二十个小时后，周围的声音都变远了，有点像喝醉酒的感觉”。这些磨砺与阅历，都渗透进周云 蓬的文字与音乐，成为他血肉躯体的滋养。
他在走自己的路，也像在冥冥中重演他的盲人先辈荷马、高渐离、阿炳的道路，耳闻世事，脚踏八 方，用身与心、诗与歌践行自己的江湖轨迹。有人说他是 “中国民谣最后的知识分子”，他一定不会认同这样的“大帽子”，他是市井的、民间的，他说：“我的根就是泥沙俱下的，有缺点也有陋习。”
“春天/责备没有灵魂的人。/责备我不开花，/不繁茂，/即将速朽，没有灵魂。/ 马齿咀嚼青草，/星星在黑暗中/咀嚼亡魂。”
周云蓬的诗《春天责备》，就像在一张明亮的画布上，映照自己的晦暗，“那一年我去上海，到酒吧里驻唱，我在浦东唱歌，晚上回到动物园，很远很远，特别疲 劳。后来就离开上海去宣城、泰安，又回到北京。回北京，租房子，住在草场地，周围全是考美院学画画的高中生，像个公寓。那时觉得心情很灰暗。北京的春天， 没有风沙时生机勃勃，周围又都是很年轻的人，自己却很疲倦，所以写了这么一首诗：面临美好的事物，心里总有虚度时光的愧疚感。”
而另 一首《水的一生》，周云蓬用越来越长的句子、越来越紧迫的节奏，追溯古今中外各种有关水的神话、传说：“我平常的生活是特别静态的，不动，但我觉得水是大 自然里最活跃的东西，无时无刻不在动。可能是想从心理上突破自己生活那种静态，于是就借助无数想象中水的故事，探索自己所能想到的关于水的最远的东西。我 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开阔、更复杂、更加多样性。”
就像他热爱的野孩子乐队在《伏热》里歌唱的梵高，真正的艺术家从来不是明星与英雄，只是这太阳底下平凡、坚定的石头与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