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单纯靠微博来改善中国社会这种基本的层面，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整个社会的改变依赖于我们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得到充分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之上能够形成共识；在共识之上能够形成决策，最后能够有很多制度上的变迁。那我觉得微博只是一个很基础的工作。换句话讲，就是它激发我们的讨论，那么这个讨论现在能不能形成共识，能不能进一步达成决策我觉得都有赖于以后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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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专访胡泳：不应高估微博对中国社会的推动力
记者：跟您讨论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微博的异军突起，过去一年对微博的讨论也非常热闹，您是密切观察中国媒体环境的一个学者，用简单的话来概括，您觉得微博在中国舆论、舆情的生态当中，它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胡： 微博用我的话来讲在中国它是第一次跨越阶层和地域的一个公共领域。在微博上你会看到任何一个小地方的事情都可能在瞬间传遍中国，然后造成遥远的地方的人们的回应。所以它是跨地域的。另外，虽然我们说微博上有它所谓的“粉丝”这种说法，但其实从发表的门槛上来讲，它是很低而且说是平等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任何人只要你想发言，都可以到微博上注册。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种跨越阶层的工具。那么这两点都非常重要，因为之前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然后瞬间反应的，并且跨越阶层的这样一种工具。
记者：确实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在微博上看到了几起非常突出的事件，通过在微博上传播而最后导致整个事态发生比较根本性的扭转，或者个人的境遇发生比较大的改变。比如江西宜黄强拆的事件，还比如说上海大火之后在微博上形成的这样一种氛围。（胡：对）您是否觉得微博在中国的公共舆论当中，在中国的言论环境还不是那么开放自由的这个状态下，它是给中国的媒介生存独辟了一条蹊径呢？
胡：我觉得是这样，对微博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作用，既不能估计得过低也不能估计得过高。因为当人们当初没有这样一种发声的渠道，或者是原来的无言者，现在可以变得有声了。那么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它释放出的力量是惊人的。因此它的确能推动中国社会在很多地方的改善。另一方面，单纯靠微博来改善中国社会这种基本的层面，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整个社会的改变依赖于我们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得到充分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之上能够形成共识；在共识之上能够形成决策，最后能够有很多制度上的变迁。那我觉得微博只是一个很基础的工作。换句话讲，就是它激发我们的讨论，那么这个讨论现在能不能形成共识，能不能进一步达成决策我觉得都有赖于以后的观察。
记者：现在有很多人会想到，当自己有些不平境遇的时候就上微博。呼唤万能的微博来帮助他。这是不是对微博的一种误用，或者是滥用呢？
胡：我觉得不是。因为首先我们要明确微博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中国的民意诉求渠道（就是传统的渠道）它是堵塞的。因此你就会看到，微博的井喷式发展是跟这样的一个通道突然打开（有关），就是像洪水的闸门一样。洪水它会喷涌而出。但是反过来说，有些基本的社会运行模式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比如说，以前中国的民众要是有了冤屈，他经常会去找包青天，或者去拦轿喊冤等等。那么无非就是转移到你今天用微博来解决你的问题。它的进步的地方在于，你不再去寻找“青天式”的官府来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它的模式还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如果制度的渠道不能完全畅通，总是依靠网络舆论压力来解决具体问题，那么这永远是个案式的，对中国没有一个累积的效应。
记者：那我们也确实发现，很多事件可以在微博上非常热烈地讨论的三五天甚至几周的时间。然后就发现它的声音渐渐地消逝了。
胡：“我爸是李刚”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记者：像这样一个事件如果您觉得根本制度层面上不发生改变的话，这样的事件还会继续下去？
胡：我觉得还会继续下去。它会像一波一波的浪一样，这波过去以后，再下一波到来。我们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上海大火各方相应的责任给予一个交待。宜黄事件虽然造成了一个拆迁的讨论，但是拆迁这个现实在中国仍然是一个严峻的存在。所以我的观点是把微博的作用无限地夸大是不切实际的。
记者：我观察过您的微博，您在新浪微博上非常直接地表示，我在这里不谈工作，只谈养儿育女。能不能分析一下不同的人在微博上使用它的心态呢。
胡：我觉得你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包括讲述自己种种生活当中个人的趣味或者个人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微博使用的常态。换句话说，微博诞生的前身，也就是Twitter，实际上更多它是一种社交工具。它为什么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很强有力的政治工具，这恰好反衬了中国舆论生产环境是有问题的。大家把一个本来用于生活用于社交的工具，现在用于大量地讨论关于国家的大事。甚至包括一些外交方面的事情也在上面讨论。我不是说这样是不好的，我是说这的确符合中国当下的发展的阶段。但是归根结底我认为每个人怎样使用自己的微博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无论你谈政治还是不谈政治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记者：微博成了你所说的跨越阶层的这样一个平台了，这个对中国媒体的监管者来说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胡：实际上来说，技术的发展会导致发言权越来越广泛地扩散。这里面有一个模式的变化就是，以前对于控制者来讲你所要控制的点就几个。你控制了整个信息的中心，你就控制了整个信息的分发。这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说，所有国家发生政变的时候，政变的部队会去抢占电视台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这种模式今天它被打破了，今天信息中心变成一个多点的中心，所以你仅仅控制少数的这几个中心，比如说你当然可以看中央电视台或人民日报报道什么，但是现在无数的人已经不看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了，他们有别的信息源。当你想把力量分散到各个信息点，不再是少数的信息中心的时候，其实对于监管者来讲挑战和付出的成本都将是巨大的。
记者：那么在中国要做微博这样的平台，我们发现有好几家互联网的门户网站都在做。对于这样的互联网运营商来说，他们在搭建平台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新浪有小秘书。可能不同的网站都有他们自己的行使这样职权的一个队伍。您认为对于他们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挑战？
胡泳：门户网站在中国之所以能把微博做起来，显然跟你刚才的问题相关。就是它们都有更多的能够监管的资源和力量。因为如果是单独的微博网站，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像饭否就是前车之鉴。但是我个人的主张就是微博在中国的这个生态当中，竞争者越多越好。将来形成每个人都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去选择自己的微博服务商而不仅仅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待在新浪。因为新浪有很多服务完全不为用户着想。它是一个媒体概念出发的，它想的是怎样最大化自己的流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在所有这些门户网站的微博当中，都很难进行隐私设置。为什么呢，很简单，它并不希望你进行隐私设置。它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到我这里来发，越来越多的消息对我是越好的，因为我可以把这个东西转化为流量，进而转化为更多的商业收益。
记者：那微博上我们也常常看见，比如帖子被删掉，比如整个帐户可能被冻结等等，有些帖子知道这个底线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话能说，什么样的话不能说，这个是不是中国微博平台上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就是本来这个平台应该是让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的，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有限在什么地方。
胡：这个不是微博平台上独有的现象，这是所有中国媒体的现象。换句话说，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监管意识深入到每一个人，每个人心里都有墙，这是中国媒体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的现象。
记者：您觉得整个微博的力量对于推动中国媒体更加公开、透明、更加独立，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胡：当然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说墙倒要靠众人推么，现在讨论公共事务的人多了，愿意说话的人多了，肯定会对整个生态有一个大的改变，我觉得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对于未来我们还是乐观的，就是一寸一寸地前进，还是能够渐渐把中国媒体变得相对的自由，相对的独立。
记者：因为互相“粉丝”，互相“跟”，很容易形成我只跟我想关注的人（在一起）这么一个很小的圈子。我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会因为这些人而更加加强，我的信息渠道也因此局限在这个小圈子里。您觉得在微博上会形成这么一小个一小个封闭式的圈子么？
胡：百分之百会出现。第一不是微博这个媒体单独存在的问题，在其他的Web 2.0媒体上会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第二这个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以前大家成群结队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今天这个成本非常低，不仅低，还是跨地域的。你完全可以对你身边的事视而不见，但你可以对遥远的某个地方跟你有相同志趣、爱好的人聊，你觉得和他是很亲密的朋友。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全世界的传播学者，甚至是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都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记者：在国外的微博平台上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营销的模式了，不仅是在微博上，在各种社交网络上通过一种软性的方式来产品营销，您觉得这个趋势会在中国出现么？就是我们的微博平台会不会有一天变得非常商业化？
胡： 我觉得这个趋势一定会，所谓的网络空间开始的时候，从技术上达到这种成就的人都是很天真很理想化的。他们认为政治的利益或商业的利益不应该入侵到我们的空间里。但事实上看到互联网这些年整个的发展就是政治利益、商业利益不断地进入，然后不断按照自己的意愿企图对之加以改造这样的过程。我觉得商业进入到这个领域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我为什么特别强调用户的力量，对于任何一种势力，如果没有一种制衡，它都是极其危险的。甚至包括Wikileaks，尽管它在一方面解放很多我们对信息的封锁，但是如果Wikileaks 本身没有人为它负责任的话，它本身也会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的主张永远是说对于所有这种力量必须有制衡。而为什么主张用户权利，就是用户对于政治利益、商业利益作用于自己的这些势力，要有能力进行制约。
（谢梦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