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抗争带来的,并不是力量的此消彼长,而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围观改变中国”的唯一出口和可能性,就是在全民关注下,把隐蔽的文本公开化,让后台的讨价还价与隐忍委屈,慢慢走到历史的聚光灯下,走到众目睽睽之下。因为只有亮出弱者的武器,才有修改游戏规则的机会。

2010-12-29 文/蒋方舟

这并不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而只是一群已无恒心的人,站在权势的对岸。于是,这群人紧紧挨着,看牢对方守望着彼此。

全面围观时代的到来

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个阶级叫做地主富农,这个阶层的很多人在千百年的历史中源源不绝地供应读书人,继承着中国文化命脉,孵生中国文化和国民性(到了后来,人们莫名其妙地把鲁迅笔下的“阿Q”解读为国民性)。

很多很多年以后,当农业的恒产者消失,我们的心灵和文化不再能够承接土地的传统灵气时,城市里慢慢孕育出一个阶级,想把它称为“中产阶级”。因为,只有中产阶级,才能承接国民性和文化气脉。只有中产阶级心理上有安全感,有学习的欲望、文化的热情,还有艺术的闲心。时髦的话说那是“社会中坚力量”,古语叫做 “有恒产者有恒心”。

我的同学在报社实习,做一篇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调查。她怀抱着刚刚参与工作的巨大热情去采访许多人——那些在她看来算是颇为有钱的人。让她惊讶的是,所有人都谦虚惶恐地摆手摇头,声称自己不是中产阶级。这些人并不装腔作势,而是真的没有中产阶级的心态,因为中产阶级是非常有安全感的。可现代人即使收入高,也只战战兢兢觉得自己是暂时坐稳了既得利益集团位子的人,遇到更强的,则变成了弱势群体。

2010年,在某种程度上,是伴随着拆毁的轰隆声的。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改革,是以城市建设为重点,用以支撑城市经济的市场化和国民经济的全球化。而到了新千年,“剥夺感”由农村进入城市,不安全感逐渐笼罩整个社会——清华法学博士的家被强拆等事件,让人感到惴惴不安:站在自家门前,不知道何时自己和房屋都会被新一轮辉煌建设的狂潮裹挟而去,因为有宜黄官员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前段时间,瑞士瑞信银行发布了《全球财富报告》。中国人均财富1.8万美元,其中人均不动产占9600美元,约占总财富50%。数据一出,很多网友高呼自己“被富裕”。然而从总体看看,中国人均财富只有美国人的1/10,而中国人均负债只有136美元,美国人均负债则超过5万美元——这恰好说明了中国人骨子里几千年来“恒产”意识的顽固。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也说过,由恒产者产生的“士阶层”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分子。可时代还在像当年消灭地主富农一样,消灭着中产阶级。原来,我一直以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舍弃了弱者的社会。现在发现并不然。但弱者唯一的优势就是数量。这并不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而只是一群已无恒心的人,站在权势的对岸。于是,这群人紧紧挨着,看牢对方守望着彼此。

于是,全民围观的时代到来。

围观的力量与荒诞

当宜黄的钟家大伯、母亲、二姐选择在屋顶上烧自家的房子和身体的时候,钟家的小女儿钟如九在无助无告中选择离开宜黄到北京上访。她和姐姐在机场被截访,无助中躲进了厕所,拿出了手机,求助信息传到追踪此事的记者的手机上。记者赶到时,钟如九姐妹已经被带上了汽车,她拍打车窗伤心欲绝的样子,定格为手机照片,通过微博广为转发。那一刻,她就是所有被刺痛眼睛和心灵的人的姐妹。这是所有在微博上蹲守或路过的人们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事实。关注钟家的命运,就是保护自己的生活和性命。围观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转发动作,但是照见的是自己并不冷漠的心,是虽无权势和本领但却为权势所忌惮的看似微不足道的力量。钟家姐妹并不孤单,良心并不孤单,信心可以传染。于是,一句话成为微博的公益广告词:“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

此后,围观更显示出高效而坚决的行动力。钟如九的大伯因烧伤败血症去世,她的母亲和二姐也显示出相同病症,命在旦夕。钟如九再次求助:“各位网友,我妈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医院也拿不出解决办法……我们急需寻找好的烧伤专家帮她们脱离危险!我向大家跪下,求求你们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23分,在僻远的小城,希望也许正在沉沉黑夜中渐渐沦为绝望,但是在网络社会,却是围观人群最密集的时候……烧伤医生不仅提供了建议,也愿意前往;北京市红十字会的急救转运专用飞机,也确定可以把病人接到北京。在20个小时内,钟如九的母亲和姐姐乘急救飞机转到解放军总医院烧伤整形医院,她们的命保住了。

钟如九,是个比我只大一岁的姑娘。她戴的那种红框眼镜,也是我配的第一副眼镜的式样,她没有上过大学,平日在县城卖服装。我觉得我们生活的背景不同,但是又那么亲切。她也许喜欢追星,也许喜欢八卦,也许喜欢时装,也许还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少女幻想……但是,她是手机不离身的一代。于是,她不再是封闭的一代、沉默的一代、下跪喊冤的一代、被迫认命的一代……四顾茫茫无人烟,但是只要大声呼喊,一定会听到回应。

围观,本不是褒义词,特别是在鲁迅的笔下,那是中国人闻血腥气而去的国民性格。在生活中,我是不喜欢围观的人。但是,我现在对围观怀抱信心,我宁可相信:围观改变中国。

围观,自动筛选出中国真正有价值的关注点。让有意选择性失明的人,不得不正面迎接民意的目光,向那些目光期待的地方做一些实质性的行动,这也许就是微博改变中国的唯一信心所在。围观不是浮云,行动才有力量。

黑格尔和马克思最喜欢说,大凡重要的思想和事件,在历史上总会出现两次:第一次作为悲剧,第二次作为闹剧。围观的戏码也是一样,当“微博”成为2010年最流行的围观平台,我们的眼神终于有了聚焦。可是除了间或的庄严宝相,我们面对的往往是滑稽和荒谬。

网络上从来就不缺围观,围观是嗜血和恶趣味的。自杀、杀人、丑态百出、娱乐至死,才有围观爆点。芙蓉姐姐是围观出来的,犀利哥是围观出来的,凤姐也是围观出来的……2010年最恶心的围观,是小月月。我以为围观是网络必需,便寻着气息而去,看了几段充满着各种恶心因素的半虚拟故事,终于无法容忍退出了。那是一个发生在博客上的围观,是审丑围观的延续,我也希望是个丑陋的终结。

“小月月”是2010年的避难所,正如她引发的“神马都是浮云”的造句,也是一个避难所。

我们围观着2010,看牢了时代,紧紧地盯着“巨灵”庄严的塑像,看着它脸上的金漆剥落,看着它露出一面凶恶一面嬉皮的嘴脸。我像被怔住的小和尚,只能强压着恐惧,也憋着苦笑打岔过去说:“你看你看,旁边那丑女人的脸。”

卡佛写过《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说些什么》。而2010年的语录,整个也可以被起名为《当我们什么都不能谈论时,我们在说些什么》,这语录里一定充满了诸如“小月月”的荒诞和“浮云”的黑话。

布罗茨基形容苏联,说那里的人不能谈钱不能谈政治,也不能谈些实际的真问题,而不知道在谈论些什么,大众像生活在虚妄中。有一次列宁格勒上演喜剧,他发现舞台上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是生活,坐在观众厅里的人却是“鬼才知道的是什么东西”,舞台上下完全颠倒过来。我想我们也一样。

维柯在《新科学》里说,任何文明都会经历神明的年代、英雄的年代、平民的年代,最终消解于“反思的野蛮”。这拗口的道理,翻译过来,是说诸神的恐惧之后,我们经历了火热的、粗暴的英雄年代,接下来是个人主义的盛行。在自私自利的急功近利之后,人们在反思中变得虚无,皈依荒谬,崇拜荒诞。我希望,围观带给我们的,是行动的力量,而非荒诞的力量。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

美国著名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写过两本书,叫做《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他分析的是底层的抗争,以及几乎在无望的悬殊中的反抗。

在他的分析中,由于公开政治活动的成本太高,弱势群体的反抗并不是揭竿而起,而是体现在日常的劳动和生活中,比如偷懒、偷窃、逃跑、装傻等等。而它所反抗的利益集团,也在这样近乎黑话的暗示中,进行妥协和沟通,比如退一步进三步的让利以及蝇头小利的贿赂。

中国的弱者,太熟练和精通于这种貌似顺从的反抗,当不去修改游戏规则,当遭遇严重不公底线失守时,弱者只能铤而走险,却没有能力报复强者,只能将怨恨发泄到同类身上,而强者就会以保护多数利益的名义将他惩处。

隐藏的抗争带来的,并不是力量的此消彼长,而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围观改变中国”的唯一出口和可能性,就是在全民关注下,把隐蔽的文本公开化,让后台的讨价还价与隐忍委屈,慢慢走到历史的聚光灯下,走到众目睽睽之下。因为只有亮出弱者的武器,才有修改游戏规则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