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文本

　　 政治可谓是“让人欢喜让人愁”、“有人痛恨有人爱”，但无论你喜欢还是厌恶，它都与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普通民众对于政治的冷漠甚至厌恶不难理解，这来自于我们曾经历过政治主宰一切的时代，即所谓的“政治挂帅”——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例如文革时期，有所谓“政治生命”的说法，政治生命完结几乎意味着生存的绝境。政治决定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有人因政治而一夜间飞黄腾达，也有人因政治身家性命不保。当政治一统天下时，人们想逃避而不能。对于普通人来说，政治有着神魔般的力量，离不了躲不开，唯有受其支配与摆布。那是整个民族全面而深入地卷入政治生活的年代。 　　 以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转型过程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标志着社会逐渐从全面政治化的牢笼中解脱出来，社会生活重心发生的转变意味着之前的总体性权力与总体性社会的变革。然而，这一转型过程并不是顺理成章一路走来：渐近式改革中逐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迫切需要维护现有利益格局并使之定型化，导致转型过程中定型下来的权力-市场混合性体制形成自洽逻辑与路径依赖，进而中国社会的改革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局，羁于“转型陷阱”[1] 难以自拔。经济体制变革了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依然保持不变导致了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严重失衡，这意味着我们依然无法远离政治，或者说政治仍然是整个社会上空的巨大阴影。 　　 一、穷人的非政治化 　　 让我们先从基本概念入手。马克斯·韦伯在其《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著名演讲中指出：“政治”意味着在国家之间，或者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追求权力的分享和影响权力分配的斗争。[2] 这样一个关于“政治”的定义很容易让人不假思索地以为，政治是掌握权力者们的事情，与绝大多数既无权又无势的普通人关系不大，与处于社会下层的穷人更是无缘。 　　 在以往的历史与政治研究中，普通人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穷人从来不是政治性的存在。他们被认为缺少组织与合作、没有独立的意识形态、其行动是完全自利的或机会主义的、即使反抗也没有革命性的后果。例如，作为穷人的农民就经常被形容为一盘散沙或者一堆马铃薯。一个重要的学术团体——以印度学者为主的南亚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小组首先将这类底层人纳入政治研究视野。他们将从属阶级的日常经验作为研究主题，对“底层”的概念进行深化和丰富，从集体意识的角度，将“底层意识”（subaltern consciousness）视为带有历史与政治特性的类别。他们认为：底层意识的独特结构塑造了底层政治（subaltern politics），构成底层政治自主性的来源。[3] 例如，查特吉曾对印度加尔各答地区铁路附近存在了50年之久的违建户居民进行研究，分析这些非法存在的居民团体如何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动员公民社会的非官方组织与国家所属的社会福利部门来谋取自己生存的权利。对此，无论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还是非西方的民族主义和东方主义论述都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4] 在对这种“非政治的政治”的分析中，查特吉提出了“政治社会”的概念，用以捕捉许多国家在独立建国之后的后殖民时期所浮现的新的民主抗争空间与形式。他的核心论点是，既有的国家/公民社会分析架构并不足以描绘和解释第三世界的下层人民，是如何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创造非主流政治的民主空间的。这些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体，也不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定为非法的，或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最多不过成为社会精英动员的对象，在权力分配完成后，继续被统治；但是在许多状况中，为了生存，底层群体必须与这两者（国家及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或是公共领域）周旋。在这个周旋过程中，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夺取国家机器，也不在于取得公民社会的领导权，因而开启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暂时性空间，称为政治社会。这些来自下层人民的抗争其实是后殖民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只是国家精英不以“政治”来对待他们，也正因为如此，查特吉企图创造新的理论概念来揭示出这个新政治空间的重要性。[5] 　　 另一位提出并论述底层政治问题的学者是美国政治学与人类学研究者斯科特（James Scott）。他以infrapolitics一词指称从属阶级的行动与表达，并将底层政治形象地比喻为可见光谱之外的红外线——处于政治的视野和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外。斯科特指出：只要我们将政治的概念限定于公开宣称的行动，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从属群体根本上缺少政治生活或他们真正具有的政治生活只限定于那些特殊时刻的民众暴动。如此我们就会失去处于静止和反叛之间的广大政治地带，如同只关注可见的政治海岸线而失去它以外的大陆，而那正是被统治阶级的政治环境。[6] 与非常稀有的公开反叛相对的是大量存在的日常形式的反抗（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即斯科特所命名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这些看似琐细卑微的、匿名的、隐蔽的行动典型地体现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构成底层政治的基本特征。斯科特进而指出：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掌握这种日常反抗形式。[7] 　　 穷人作为非政治化存在的另一常见理由是其所追求目标的非政治性，简而言之，就是穷人通常并不关心社会制度的性质，也不思考价值理念的问题，更不会为某一政治目标而团结组织起来，而是以生存为取向的追求，即物质利益至上。这种情况古今中外都差不多。由此社会下层也被视为没有政治追求的乌合之众。这里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底层政治的物质基础，底层的非政治化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行动的物质利益诉求，人们通常把为减少剥夺、追求利益的行动视为无组织的、非系统的、自利的因而是非政治的当然也是非阶级的行动。其实在历史上与现实中，追求生存和个人利益与反抗的结合正是激发农民和无产阶级反抗的关键力量。正如斯科特注意到的，他们在被剥夺、被剥削的经历中意识到存在着与自己相反的利益，并着手围绕这些利益进行斗争，而且正是在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作为阶级而存在，这一发现就是阶级意识的产生。[8] 可以说阶级是在为利益而进行斗争中产生的，这是行动与意识的相互建构过程，也是底层政治的本质体现。 　　 较之葛兰西和以历史学家为主的底层研究群体，斯科特更为强调从属群体的行动和与之密切关联的意识形态并且试图以此对霸权理论有所超越。他提出的作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弱者的武器”和作为底层意识形态的“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都是意涵深刻的关于底层政治的洞见。斯科特进而指出： 　　 首先，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统治）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具体而言，剥削是农民在每日生活中经历和体验的，不需由外人教给他们剥削的概念。 　　 第二，霸权理论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的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而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出于暴力强制下的、实用性的顺从和由于“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而认同支配是完全不同的。[9] 　　 第三，根据定义，一种霸权的意识形态必须表现为一种理想状态，因而必然造成（霸权的内在）矛盾，它可以被批评但要使用它自己的话语。就此而言群众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源既可以在主流意识形态内部寻找，也可以在其外部寻找。从属者可以用支配者的承诺、话语作为反抗支配的理由。 　　 第四，对几乎任何明显的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历史考察都表明，目标的确定通常是有限的而且多带有改革色彩，尽管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方式可能是革命性的。因而，“工团意识”（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并非如列宁所称是革命的主要障碍，而是其唯一可能的基础。工团意识和改良主义也同样是政治性斗争。[10] 　　 斯科特更广阔的意图是要阐明如何在权力关系中理解和解释从属群体的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隐藏的文本”不仅是幕后的恼怒和怨言，它也是为减少占有而在实际上被实施的行动——“弱者的武器”（偷窃，装傻，偷懒，逃跑，放火等）。隐藏的文本不仅阐明或解释了行动，它还有助于建构行动。关键在于，反抗的实践与反抗的话语相互依存与维系，构成底层政治的领域和独特性。 　　 梳理和理解底层政治研究的经典理论，有助于我们去除穷人非政治化的幕障。将穷人排除在政治世界之外，抑或他们也自甘处于界外，不愿涉及政治事务，是造成“肉食者谋之”的政治垄断和政治冷漠的大患，也是背离现代政治文明的落后之举。 　　 二、对普通人而言，生存就是政治，有尊严地生存更是政治 　　 什么是政治？我们不妨先放下科学严谨的定义，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历程、我们如何与同属一类的他人相处，是由政治安排决定的。这一安排是好还是坏，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是公正还是不公正，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因而政治也是关于是非正误的常识。现实中的悖论是大多数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认为政治是政治家们特有的事业；甚至许多社会精英——在商言商的企业家、术有专攻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媒体人士……都不约而同地逃离政治，这也称得上是一种“中国特色”。除了如前所述中国社会曾全面被政治宰制所造成的心有余悸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并未真正理解政治的本质以及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事实上，若就人性的本质意义而言，我们既是社会的存在，我们因而也是政治的存在。你可能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政治对你却很有兴趣；你千方百计逃离政治，可政治却时时在你身边。 　　 你的身份地位——包括你是官（尤其是相当级别的官）还是民，你出生在城市还是农村，你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穷二代，你的性别是男还是女，决定了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非常不同的待遇，而这不同是制度安排也就是政治决定的。具体而言： 　　 你住在单位福利房还是商品房、保障房、租用房、农村住房中，取决于你的出身、你的职业和你的财富状况等。不同的居住格局反映了改革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安排和组合，对人们居住生活的重新布局和建构，也因此而形成了不同的居住群体，以及不同的身份政治，进而住宅成为当代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志。居住，这一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内容，却日益被涂抹上政治的色彩。都市住宅形态的演变，基于商品住宅私人产权诞生的业主群体，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群为维护自身居住权利而蔓延开来的都市运动，最直接地映射出转型期日常生活的政治。因而居住和与居住有关的活动不再仅仅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微小实践，而是往往直接演变成一种政治行为。不同的居住形态归根结底所反映的是居民之不同的体制身份、社会地位和资源来源，其背后的根本问题则是权利问题，因而归根结底是市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问题。 饮食，最为直接地满足生存需求的物质，依然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穷人，是否能够裹腹，是否可摄入足够量的营养，在饥荒之年能否活下来，不是取决于自然而是取决于政治。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的政治学”以“着眼于现实”的方式雄辩地论证了“为什么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可以免于饥荒”这一命题，森指出：“事实上，饥荒的发生与统治形式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只要公共政策得当，一个物质丰裕的现代世界是完全能够杜绝饥荒发生的”；“贫困必须从可行能力剥夺的角度来理解。因此，消除贫困以致防止饥荒发生最终就必须落实到提升个人的可行能力，(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04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反行为”是我的一个“发明”。最初以为，它只能应用于集体经济时期，后来这一概念被延伸了。 　　面对着中国农村的集体化，过去人们认为，农民总是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好像政府要干啥就干啥，只有某些积极性的“不足”而已。笔者通过近十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农民是有他们的“反行为”的（COUNTERACTION），通过那些静悄悄的日常行为，他们不但多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并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消解和改变着上级的制度规定。这些，对于集体经济制度，对于日后的包产到户，都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也势将深化和改变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 　　本篇英文本发表于Eating Bitterness，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2010。 　　……（中国人）服从归服从，但其服从的方式却是皇帝老儿所始料不及的。 　　——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 　　我们能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让他们以为能控制我们。 　　——《惊悚12小时》 　　我的文章的主题，是谈农民的“反行为”。但在正文开始之前，也许有必要插述一段小故事。 　　近年以来，有学者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中国人的“反抗性”不如他人。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全盘集体化”时苏联农民做出的激烈反应，导致政府不得不派出军队、飞机和坦克，去轰炸那些坚决抵抗的村庄，最后通过几近“国内战争”的方式，才把农民征服的。这与“社会主义高潮”时中国农民的行为，对比起来岂非一个极大的反差？ 1 　　一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请允许我“打破沙锅纹（问）到底”： 　　一．在1928年的“全盘集体化”及“反富农”运动中，苏联农民所面对的，仅仅是一个“集体化”么？他们所拼死反抗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想，如果具有一个清醒的而不是先入为主的观点，这个问题并不难于回答。在苏联这场运动中，所反对的对象，并不止是所谓“富农”，而是包含大量中农在内的劳动人民。其划分并无明确的标准，“富农”常常就是“反对集体化的人”的代名词。这一点已为许多学者所指出。 2 这一运动的目标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要“消灭富农阶级，消灭富农生产，没收富农土地和生产工具，剥夺富农一切现金、家具、粮食，没收富农住宅与经营用建筑，把他们驱逐到特别划定的地区”， 3 一句话，就是强制迁徙“富农”，要把他们“扫地出门”。前途未卜、毫无保障，结果不知多少人死在了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换句话说，在这之前，苏联虽经过“土地改革”，却没有经过“土改运动”和土改运动的“磨砺”，特别是对那些中农和新的富裕农民来说，未经受过土改的“触动”，更没经历过“大开杀戒”。眼下，就是他们的“土地改革”了，而且，是最严酷的“斗争土改”。 4 这可不是什么一般的什么“集体化”啊！ 　　实际上，所有那些的激烈反抗都发生在这上百万户农民与政府之间，否则，如果仅仅是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劳动组合”）的话，请想一想，就凭他们手里那点玩意儿，能和重装备（飞机、大炮、坦克）武装起来的红军相对抗吗？他们且先加入就是了，顶多是吃不饱饭、没自由而已，何至于一定要以性命相搏呢！ 　　所以我们不要再随意说：这仅仅是一场“集体化运动”，苏联农民反对的是“集体化”，他比中国农民“反抗性”、“斗争性”要强，…… 　　其实，他们是被“扫地出门”了，只有死路一条，他们能不“反”吗？ 　　这哪里是什么“集体化”之长长短短呀！ 　　历史学不赞同“假设”，我们也无法设想1955年在中国，如果这样会引出什么样的后果？…… 　　二．如果说苏联政府是用这样一种“变相”和“曲折”的手法实现了集体化，那么，在1955年的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情形？质言之，这还是一场集体化的“胜利”吗（就当年的表象而非从长远的结果来看）？ 　　其实，早在“高潮”以前，就有把躲避统购误认为农民入社热情高的反映；毛泽东也说过“一吹二压三许愿”的话，所有这些都可构成一种说明。为此也有新的研究指出： 　　——对于集体化的“成功”，原来人们以为，农民是在“高潮”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入社，跟上走的。现在看来，问题远非这么简单。“高潮”以前，全国只有14%的农户入了社；几个月后，到1955年底，增加到了60%以上。但是还有大量的近40%的农民没有入社，他们是在1956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才入社的。这时发生了什么情况，迫使他们做出了这一决定？一批内部资料显示，他们是在“高级化”和“并社”的“高潮”中作出入社的决定的。这个决定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入社会（指社会主义）”、“吃官饭”！ 　　——农民说高级社是“政府办的”，这不对吗？通过高级化，土地白收走、不分红，农具、牲畜作价低，还期长，也等于没有了。所以农民说高级化是“二土改”，巧收庄稼人的土地财产。他们的态度就是：不是非让我入社不可吗？那我就入，我就给你去“抗长活”， 5 别的什么都不操心了！…… 　　——所以，眼下的“国营化”，可能正是一个“不祥之兆”，甚至可以说是“凶险无比”。它表明此时角力双方已是多么的互不理解，和释放出带有蒙骗性的信息！——党没有想到，农民是给它当“长工”了，而且比长工还消极（在通常情况下雇工并不导致饥灾）；农民也没有想到，政府既没有给他发放一定的可靠的工资（有如昔日的雇工或现下国营农场的农业工人），在实行了那样全面的控制之后，却出现了一个由“承担后果”到“不承担后果”的转变 6 （或者它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后果的可能发生？）——这终于使日后的大饥荒无可避免。又怎能说这一切都是农民拥护集体化的表现呢？ 7 　　原来，在中国，那么多农民一窝蜂入了社，竟然就是为了来“吃公家”、“吃官饭”的，这还是什么集体化的“成功”吗？ 　　三．如果我们那样称赞苏联农民，以为他们的反抗性强、手段有效，那么就应该追问，在苏联，集体化运动是被农民“挫败”了吗（就其基本目标来说）？在中国又是怎样？集体化，在这两个国家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对集体化事业的成败得失，我们须从两个层面分析。一个是从生产上，一个是从征购上，如果所得量提高了（不是仅增加一点点），那就是成功，反之则不是。须知，这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从这一观点来看，在第一点上，苏联农民是“成功”了；在第二点上，则不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呢？ 　　集体化以后的30年代初期，苏联的农业产量降低了30%以上，到1938年才略微超过1928年的水平，但此后一直到50年代，也未能恢复到一战以前的水平（1913年8600万吨）。1953年苏联粮食产量仅为8250万吨，按人口平均计算，要低于沙俄19%之多。对此，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有所了解的；1952年因为相信了苏联宣布解决了粮食问题的说法，还闹出了一段“公案”，直到1956年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8 　　但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却在一点上完成了预期的目标，这就是在农产品的征集上。新的收购制度规定，农庄首先要满足国家的交售任务（当然是低价的）。农庄本身没有自治权利，农民原来所有的人力和财产，实际上是都被国家征用了。结果农产品的“上市量”确实增加了，据说它在1938年达到了1928年的4倍以上！尽管它是在生产总量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如果说苏联集体化是什么“成功”，那么，也只能说是一种征购手段的成功。 9 　　如此看来，苏联的农民是“胜”还是“败”了呢？ 　　相反，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情况。根据正式发表的国家统计数字，我们可以把中国的集体经济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十年里（1955－196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零增长”（中间曾经过大饥荒的三年）；在第二个十年里（1966－1977年），确实出现了粮食总量的增长（从4000亿增加到6000亿斤左右）。这一点和苏联是很不一样了，但是，它究竟是谁的“胜利”呢？进一步研究就不难发现，其实它只是随人口增长而增长罢了，人均的收入并没有增加。也就是说，这增产出来的粮食，是被新增加的人口消费了，而且，大多都留在了农村（关于这点，下面还有解释）。 　　再看征购方面的“战果”。从官方统计数据看来，在统购统销以后的20余年时间里，农民交售的“任务粮”数字始终就没有多大增长，而一直维持在800－900亿斤的水平上（个别年份如大跃进的几年除外）。换句话说，他们成功地挫败了政府征收“余粮”的原有企图，而多少保护了自己的生产所得（参见图1，曲线1和曲线2中间的部分）。也就是说，政府不但没有取得粮食生产中的增加额，实际上所拿到的，不过是一个“定量租”而已，而且它在农业产出中所占比例是越来越低了。 　　 　　本图是一个示意图，表示的时间是大约从60年代以后，直到1977年。水平线上部的两条基本平行的曲线，上面一个（曲线1）代表粮食总产量，下面一个（曲线2）代表的是农村的留粮数字，中间部分即是每年的征购数量。 　　以上大都是依据公开发表的数据史料或文献资料所作出的分析，也可以说是“以文字史料解读历史”。然而“历史”并不仅存在于这一层面，它还存在于更深的层次，不了解这点，或不能深入实际生活世界，就可能遗漏很多重要的东西。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实际上，在图1水平线的下部还有着一条斜线（即曲线3），即还有一部分鲜为人所知的“帐外数字”，是被农民悄悄地拿走了（这样看来，粮食总产量就不是在曲线1到水平线之间，而是在曲线1到曲线3之间；曲线1和曲线2之间征购部分的比重也就更小了）。进而言之，农民实际拿走的粮食，比从表面上看，还要多的多。 　　这一笔“帐外帐”究竟是有多少呢？根据我在某地的调查估算，在粮食产量中有接近百分之二十是被农民私下拿走了，这与老县长的说法不谋而合。 10 全国情况是怎样的呢？为此，我专门征求了杜润生杜老的意见，在他看来，全国也差不多。 11 在当时中国粮食年产约6000亿斤的情况下，约有1200亿斤没有进入统计。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这怎么能说中国农民就比别人“差劲”呢？ 12 　　最后，就要回到我这篇文章的主题上来：如果说集体化在中国并没有获得那样的“成功”，那么，中国农民是通过什么行为（我称之为“反行为”），才做到这一点的呢？ 　　二 　　在解释中国的农民反行为之前，有些问题需要先弄清楚。 　　比如，中国人首先可能并不是“反”，而是“从”。对这一问题，我以前并未理会，后来才发现，它却是一个有必要议议的问题。 　　美国人何天爵（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