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平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爸是我爸，李刚是李刚。”据说这是中国2010年最为悲摧的网络恶搞诗。李刚是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分局原副局长，其子李一帆在河北大学校园内醉驾肇事，致两名女生一死一伤之后，说出了“我爸是李刚”这句网络名言。这句话在转发过程中成为“官二代”作恶多端、无法无天的象征符号。无数人因此而作身世之慨，对自己的父辈恨铁不成“刚”。
然而，回首2010年的时候，我看到了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含义，那就是很多人开始把自己和“李刚”（事实上或者想象中的不正当权势）区分开来。从这些区分的努力中，我们可以看到，“我爸是我爸”不再是对命运的抱憾，而是为自身的独立和清白感到骄傲。
在我看来，中国的2010年以始于谷歌事件，终于诺贝尔和平奖。这年头年尾两件事情互相呼应，连成与某种强大势力进行切割的一条线索。谷歌公司退出中国市场最能让人接受的理由，至今仍然是商业上的失败。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一月的刺骨寒风中，很多网民赶到谷歌的北京办公楼前敬献鲜花，并高唱《草泥马之歌》。
百度的确从谷歌的退出中获利甚丰，但是它的股票增值幅度还是比不上新浪。新浪今年最耀眼的成绩是微博。在饭否被关、推特被墙之后，新浪微博的崛起是一个奇迹。它见证了新浪如何适应中国特色的网络环境，也见证了网民们对话语平台的如饥似渴。从普通网民到媒体从业者，从地产商人到娱乐明星，所有人似乎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话痨。在这个话语的实验场中，对话的规则让位于事实的呈现。
发生在九月间的江西宜黄自焚事件中，媒体从业者综合运用传统媒体与微博的优势，使舆论监督达到了一个新的境地。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网民关注一个叫“钟九如”的网络新ID。强行拆迁造成一死两伤的自焚悲剧之后，钟家姐妹在赴京途中，竟然遭到官方四十余人的围追堵截。她们在得到记者帮助进行抗争的过程，在微博上全程直播。此后受伤者也通过微博寻求救助，直到今天这份关爱都还在延续。
强制拆迁遍地施暴，悲剧连连。其行为之粗野和卑劣，往往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还是以地方政府的名义。不仅现行“拆迁条例”重重违背现有法律，而且执法权竟然可以移交给地痞流氓。因此“拆迁条例”的“变法”难产，让更多的人看透了政府。更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新法，被舆论认为是当下最急迫的事情，可是在1月29公开征求意见之后就不见踪影，直到12月15日才突然钻了出来，第二次征求意见。这中间，野蛮拆迁事件一直在持续发生，悲剧从被拆迁者自焚发展到拆迁者被刺。
多少有点讽刺的是，如此艰难孕育的新的“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并没有惠顾到占中国土地绝大多数份额的农村“集体土地”。正是这些沉默的土地上，记载着中国最大的不公正。改革开放前，农民们把土地上的大部分收成上交国家来支援城市；改革开放后，他们离开土地把身体挪进沿海的工厂来支援城市。他们的子女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却被人叫做“新生代农民工”。到了2010年5月，他们发出了和父辈不同的声音。一方面，他们接二连三第从深圳富士康工厂的宿舍楼顶跳下，沉重地落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虽然血迹很快被打扫干净，可是肝脑涂地的声音烙印在无数人的心头。于是在另一方面，就在相距不远的佛山本田公司，爆发了罢工事件，并且工人代表与资方实现了较为成功的谈判。
产业的升级换代，是中国经济历年来的重要问题。在往年的讨论中，只有政府、专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的身影，而今年这些跳楼和罢工事件，让人们听见了产业工人的声音。他们不愿意仅仅被当作生产要素，而是呈现为要求公民权利的个体。随后，罢工事件在很多地方出现了不成功的复制。
这些声音往往被当作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事实上他们是向上生长的力量。真正令人不安的是长期被压制的情绪或者未能得到救治的疾病，转换成屠杀弱者的暴力。在福建南平、陕西郑南、江苏泰兴、山东潍坊都相继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屠童事件，突破了人伦道德的底线。
并没有清晰的证据表明，这些残忍的屠童者心怀对政府的不满。但是，在民间舆论中，政府官员纷纷成为“替罪羊”，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这种现象在2010年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叫做“王家岭后遗症”。三月份山西王家岭矿难发生之后，政府组织了有效的救援，115名被困矿工获救。但是遇难名单自始至终未能公布，而且疑点甚多，使得政府信用大打折扣。
民众自身的信用和信心，则在“11.15”上海静安大火之后得到了重建。火灾后的“头七”日，数以十万之众的上海市民手捧菊花，自发走向火灾发生现场，就这样开始走向公民社会。
历史又到了一个关口，再次追问中国往何处去。温家宝总理多次“政改”呼吁，唤起了千百年明君贤相的历史记忆。而薄熙来领导下的“重庆模式”，从“打黑”到“唱红”，将“我爸”与“李刚”的区分，升级成了政治道路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