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短缺
童大焕—2011年1月29日星期六
中国早已经告别了基本生活必需品时代，然后，各种结构性的短缺仍然像驱之不散的梦魔，若千斤重物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一年一度几亿人千里还乡的春运，铁路运输由于通达性好、票价相对低廉而备受青睐，火车票一票难求也成为每年上演的季节性痉挛。有关春运的著名段子是：离火车站还有3站路的时候，公交司机提醒到：要买票的同志可以下车排队啦！
尽管河南商报的调查表明，84.21%的网友对于老家的发展现状表示不满意，尽管前程无忧的调查也表明，七成受访者表示过年回家成本上涨，春节返乡压力大，但人们还是愿意花两个月以上的工资回一次家。即使买不到票，即使路费很贵，十万摩托车风雨兼程也要奔着家的方向。家，是精神的港湾，是游子的故乡。
外地人返乡，北京市民再次感到生活的不便，买煤无人送，早餐无处买，十人找保姆只能解决俩……总是要等到失去才会知道应该珍惜，而人字的笔画结构不过是一撇一捺相互支撑！
但现实中的我们却在“以业引人”、“以房管人”千方百计奖励和吸引“高端人群”，歧视和排挤“低端人群”。殊不知这样只会提高市民的生活成本和不便，同时还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主体功能区人口管理政策研究”课题组组长贡森所言，同等数量的高端人口消耗的资源远高于低端人口，高端人口对住房、水电、医疗、交通、教育等的资源消耗都更大；高端人口还需要大量低端人口为他们服务。城市择“高”弃“低”只会加剧城市病。
择“高”弃“低”大抵也只是一厢情愿吧？春节一过，潮汐般的人群还得从农村回到城市。在越来越大的城乡落差里，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永远也回不去、待不住的故乡。故乡只是精神的旅馆，不是家。
在城市的治堵声声里，北京的新车限购措施也引发了汽车牌照的“结构性短缺”，首轮购车摇号，平均10.6个人中标一个购车指标。至于调控的效果，可能还要假以时日才能检验。而现有的汽车存量，则已经使节前的北京几乎不分时段地堵成了一锅粘稠的稀粥。
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住房尤其是城市住房也是稀缺资源。为了遏制旺盛需求导致的房价上涨，继去年国庆前宣布停止三套房贷款后，春节前“国八条”再度收紧购房政策：二套房首付从国庆时的50%比例再提高到60%，同时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1.1倍。此外，在一定时期内的一些城市，将更严格执行限购措施。原则上对已有1套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一定年限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
很明显，新政更进一步明确了住房的自住需求功能、限制甚至严格制止新增住房的投资功能。新政必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重大影响，但目前对于影响的具体方面还难以预料，但有些方面我们似可大致推测：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78%的财富都掌握在22%的人手里，这部分人多数已经实现二套房三套房，他们接下来的财富向何处去？剩余78%的人群能否迅速成长成为购房主力？北京各股份制银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取消首套房贷优惠利率，表面上是因为信贷额度紧张，实质上更可能是为了冲抵新政后信贷减少带来的赢利压力。新政如果执行一段时间（比如一年甚至两年），则可能对租房市场造成“结构性短缺”，导致房租大幅度上升。
另一方面，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可抑制需求拉动型房价上涨，却也有可能刺激成本推动型房价上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给理财一周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经过粗略统计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00万元的房款中大体的资金走流向是：40万元属土地成本，30万元归于建筑成本，15万元为各项税费，剩下的15万元左右则为企业剩余。“在30万元的建筑成本中，有部分是用于市政建设和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如果将这部分也纳入政府收入份额的话，比例会更高。”
当前的商品房，事实上承担了过重的负荷：低价甚至倒贴的工业用地成本、保障房与商品房用地成本的差价部分，以及相当一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都一古脑儿压在了商品房头上。因此，保障房建得越多，实际上要求商品房价格越高。因为，保障房用地也要按市场价格征地拆迁。
1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国家信访局，首次与来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温家宝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政府，负责任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
天下的父母官都能像总理一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有多好！但也恐怕存在“结构性忧民之心短缺”问题。据《东方早报》跟踪调查，尽管得到了温家宝在上访群众座谈会上“城镇房屋拆迁要依法进行”的承诺，拆迁户们甚至放了鞭炮、跳了秧歌，但当地副市长告诉记者：“（直接见到了总理的）许桂芹信访所反映内容与事实不符，拆迁是在业主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已报告给吉林省委、省政府和国家信访局。”人民日报亦刊文指出，“正如总理不可能亲自帮所有农民工讨工资一样，从根本上解决群众上访所反映的问题、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还要通过制度的改进和政策的完善”。如果我们有一个“当官不为民做主，让他回家卖红薯”的民意民选机制，总理之忧将大大缓解，诸多问题可以基层解决，不必总理事必躬亲。（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