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开车时间长了，我慢慢发现很多时候，什么样的人开什么样的车，而这车谱的两极，往往最为凶险。如果某人开的是奔驰或豪华别克，那司机很可能是刚刚暴富的生意人，开起车来横冲直撞。而看见最便宜的车，比如破破烂烂的夏利和长安铃木，我也是尽量躲开，那些司机早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如果是在小城镇或农村，遇见车窗贴反光膜的黑色桑塔纳，要格外小心。这些是领导用车，一般都是因为当地政府太穷或领导挪用公款不力而买不起奥迪。游荡的黑色桑塔纳活像小镇街头的流氓：猛按喇叭，右侧超车，别行人。而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腐败领导们一般买黑色的奥迪A6或A8，看见这种车务必要躲，尤其当你开的是自行车的时候。小型车比如都市贝贝，也很可怕，但原因不同。这种车一般是中低阶层的人购买的第一辆车，这类司机没有经验，而且开车极无章法……”
“在中国，汽车喇叭的功能实际是神经性的—它传递司机的反射。司机手不离喇叭，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喇叭声听起来都一样，但时间长了，你就能听出其中的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讲，喇叭语的复杂程度不输汉语。汉语是声调型的语言，同一个音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字，声调不同，意思就不一样。而简单的喇叭声，起码可以有十种不同的意思。一声不间断的‘滴……’，那是为引起注意。两声‘滴……滴……，那是司机怒了。一声特别长的‘滴…………’是说司机堵车彻底堵死了，所有东窜西窜的招都用过了，只能等着路上其他车都蒸发了。而其他司机也长‘滴…………’就证明了确实走不动了。也有像结巴似一声一声特别短的‘滴滴滴滴滴’，那是司机完全慌了或吓坏了。还有一种事后诸葛似的‘滴’— 那是菜鸟司机在有情况的时候干脆就没反应过来。最后一种也是最基本的‘滴’一声，没来由也没特别的意思，就是纯粹‘滴’，表明：我的手还在方向盘上，所以这个车喇嘛依然还是我神经系统的延伸……”
“中国变化之快，和扩张时期的美国有相似之处。19世纪，当美国第一波城市化浪潮席卷西部的时候，对那些仿佛一夜间兴起的新居住地，欧洲访客往往赞叹不已。而今天我们这些身在中国的局外人，看着那些急速发展成城市规模的开发区，也往往有类似的赞叹。然而，我在浙江丽水待的时间越久，看着那些工厂慢慢兴旺，我就越注意到中美的关键区别。并不是简单的因为时代不同或文化不同，真正不同的是兴建并迁居到这些新兴城市的基本动力。在中国，那些率先进入新兴城区的人，是类型非常单一的一个小群体。而回顾美国那些城镇的成长史，第一批居住民一般肯定有律师，商人和银行家。当第一批居民还住在帐篷里的时候，第一份当地的报纸多半已经开始印刷了。城镇第一个永久性建筑一般不是法院就是教堂。生活虽然艰难，但起码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社区和法律的雏形。
而在中国的新兴城镇，则是完完全全的商业：工厂，建材铺子，卖手机的。在发展的初期，完全是市场主导，所以就算连当地的娱乐业也都开始兴盛了，各种社会组织都还差不多没有影踪。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工会，共产党禁止这些。也许在个人层面宗教盛行，但宗教机构肯定不成形；在丽水的开发区，没有一座教堂或寺庙。没有律师事务所也没有非营利机构。连警察和政府官员都很少—只有当有机会牟利的时候，他们才会出现。”
这几段话，我翻译自Peter Hessler的《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这是他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者从北到南开车走了一遍中国，写北方没落的乡村和南方新兴的城镇。我很久没有一字不落的看完一本书，这本书是例外，写的极好看，妙笔生花妙语连珠，跳读我怕错过了精彩段落。我翻译了三段，算是借用书本身的内容，极力推荐。
我曾在微博上说过，写当代中国的海外作家中，Hessler可能不是最深刻的，但如果是深刻加幽默再加善意，他是我心目中的一哥。
中文译本已经上市，叫《寻路中国》，我没看过，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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