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有影响的 公共知识分子 经过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在商业时代的边缘化之后，借助维权行动开始以一种温和的改良姿态，重新参与与介入广泛的社会政治生活（王怡：《2003 公民权利 年》，载《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12月22日）。（P197） …

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对待互联网（它虽然还不具备说服政府的能力，但意见的全球化，已经抬高了政权忽视舆论的代价。P57）这一研究对象，作者认为：“学术研究应当避免过热或过冷的极端态度。以本书的主题而言，所谓过热的研究，就是将自由民主等价值不分场合和历史条件强行推至普世和普适的高度，然后站在这种道义制高点上直接控诉政府滥用公权的行经，这种批判或义愤不仅没有难度，而且对解决实际问题作用有限；而过冷的研究，则是企图摒弃价值立场，没有触动，没有关怀，冷静处理数据，精确如同机器。”（P8）

□ 运动式风格的政策行动（中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是动员或运动偏好型。P113）：
某个领域的问题积累，经由单一事件诱发，监管层的主管判断和民众意愿部分合流，公共政策的“机会窗口”（windows of opportunity, 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9页）出现，很快出台重大行动，并且力道迅猛，表现出“防火墙”的巨大“防火”能力。这些行动又分别在特定的时空起到了强势监管的威慑或净化功能，为潜在的“火”之蔓延架设起预防阀门。（P90）
□ （后）全能国家的预设前提：
无论是全能国家还是后全能国家，其中蕴含的两个基本前提一直没变。其一是对权力效用的高度迷恋；其二是对民间自治的普遍怀疑。它展示了权力硬币奇特的两面，前者是权力的自信（一定能管好），后者却是权力的自卑（民间不好管，不管一定乱，监管的“封条”不可撕开）。两者都必然推导出监管逻辑——既然能管好，当然要管；既然不管要乱，还是只能管。其间的死结在于，越是迷恋权力监管的效用，就越是挤压民间自治的空间；越是挤压民间自治的空间，民间就越是不能自治、不会自治，因而就越可能在监管失常的时候生乱；而越是生乱，权力就越是坚信监管的必要。（P145）
□ 浮士德契约：
我来保护你的隐私，条件是你的隐私我可以 知道。（P149）
□ 用“多层级－多偏好”分析框架分析监管各方的动机（本书的中心架设、重点内容和方法论实践场）：
将互联网内容监管体系视为多方互动的合作产物，即充当主导者的中央政府、充当执行者的部门与地方政府；充当协作者的运营机构，以及充当自律和相互监督者的网民。在日渐零碎化的威权体制背景下，四种角色又各自有其行动逻辑。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强化监管的动力既来自全能国家的治理惯性所致，也是以退为进的博弈策略，但惯性和策略都是基于对现实的不安判断，这种不安一是因为信息多元造成合法性困局，二是虚拟广场的挤迫，成为事件放大器。
对于部门与地方而言，在意识形态的一般共识之外，也有其本位的盘算。例如基于仕途平安的利弊权衡，既要在问责制压力下严格控制焦点事件，还应与中央保持一致以显示政治忠诚；而监管政策的寻租可能，又给它增强了强化监管的经济动因。
对于运营机构而言，情况比较简单，资本求安全，权力要稳定，两者合流，不但本土企业自我审查，跨国公司也很快入乡随俗。
对于分散的网民而言，普遍的自律可能是因为对当下政策的高度认同，也可能是因为冷漠或谨慎。
不同角色的不同行动逻辑背后，则是核心价值观的差异。中央政府看重执政地位，部门和地方意在保守既得利益和圈划新范围，机构当然是盈利，网民则主要保个人平安。
各方不同的权衡，却共同选择合作。这个防火墙不仅在法律、技术中，还在国民的心中。（P173）
□ 监管行动背后的政治文化：社会记忆的唤起与重构：
当执政集团及公众在面临一个陌生的新事物，而该事物有对既定结构造成冲击的情况下，各方都会首先从历史记忆中寻求解决方案。从结果看上去，则是各种行动都或多或少表现为以政治文化为依托的社会记忆习惯。（P176）
□ 治国的伦理姿态：父爱主义执政风格
英明的统治者总是比一般的市井小民看得更远，他们就像父母为了子女的未来筹划一样，能够为平民百姓的福利作长远的规划。因此，政策的选择，并不以其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为优先考虑，而是以促进国家政权稳定和经济繁荣为宗旨。只要政府认为有必要，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干预民众的自发选择。政府还认为，向往和接受政府的照顾和安置，也是民众的心理习惯。即使政策一开始并不被理解，但假以时日并耐心说服，其良苦用心是能够被体会的。……其最精炼的民间表达方式是“管你，是为你好。”（P178－179）
□ 圆形监狱：虚拟空间全景敞视塔的形成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援引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即英国思想家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狱中人”处于圆形监狱的各个牢房中，而监视者位于监狱中心的塔。监视者从他的位置可以看到每个牢房的人，牢房里的人也知道有一个监视者随时可以看到自己，却无法知道他此时是否正在监视着自己。只要想到有一种监视的目光存在，每个人就会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福柯指称今天整个社会都是这样一个“全景敞视（Panopticism）监狱”，每个狱中人连越轨的设想都不敢有。“监禁的体系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权力可以如水银泄地般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第247页）”（P188）
□ 网民力量的显现轨迹：
如果说1999年是网民力量开始凸现、2003年是网民开始影响中国的话，那么2007年则是网民踊跃接入社会公共事务、改变中国的一年。（P202）
（2003年）更重要的年度事件是“孙志刚事件”、“宝马撞人事件”、“黑社会老大刘涌重审事件”。“民意”开始在网络上现身，不是嘘的一声，而是轰的一声。不是意见领袖振臂高呼，而是陌生人成群结队（王怡：《网络民意与“程序正义”》，载《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月19日）。一批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经过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在商业时代的边缘化之后，借助维权行动开始以一种温和的改良姿态，重新参与与介入广泛的社会政治生活（王怡：《2003公民权利年》，载《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12月22日）。（P197）
□ 防火长城的睁眼与闭眼：
对于缺乏影响的小众事件，“防火长城”并不真正放在心上。但是一旦成为公众话题，则必须消除影响。（P209）
□ 中国转型之艰难的难点所在：
中国在1978年后同时在进行3项大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型为开放社会。这3项大转型中的任何一项都会给一个社会带来空前震荡，更何况它们同时发生。（P218-219）
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只遭遇过单一转型。例如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跨国海洋贸易使西欧经历了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使美国等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20世纪末期俄罗斯和其它东欧国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即便如此，上述单一转型仍然给所在国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变迁。（P219）
□ 当一个人同时被手铐和脚镣所束缚时，他对自由的憧憬微乎其微；然而一旦手铐被打碎，脚镣的存在就会变得百倍的不能容忍。（P220）
□ 意识形态的主动性调整：
中共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引发的公共政策变迁，是一次又一次“内核”与“保护带”的调整。每一次调整过后，社会主义要守卫的“内核”就越来越少，而可改革的空间就越来越大。倘若单以政策转型的力度和效果来看，30年来改革的不断调整，并不亚于西方民主制下的多次“政党轮替”。（P226）
□ 中央与地方的政策博弈：
这种现象（中央对地方的间歇式控制）不仅出现在中央与地方的政策博弈过程中，治乱反复交替还逐渐积淀成某种几成“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用官方语言可表述为带有悖反的两句政策口号：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旗帜下，有利于发展的政策变通都是可取的，它既为管制松动提供了理由，也为漠视规则找到了证据，容易放也就容易乱；在“稳定压倒一切”解释下，对既定秩序有干扰的事项都是可干预的，它既为管制强化提供了原则，也为打压升级重设了边界。问题是，这两个核心价值总是拥堵在一起，从整体看有点“分裂人格”；在细部观察，能够谋求合力的同时，也经常造成彼此的相互削弱。（P234）
□ 中国网络狂暴现象的存在背景：
“其实网络狂暴的另一理由监管者更应听取，内地的网络已被屏蔽掉许多不合适的网页，内容纯洁，观点和谐，为什么我们的网民比别人更野？那是因为这个网络上的虚拟空间里是许多人唯一的言说机会，他的怒气只有这个机会发泄。他们在网上骂几句，只留下几个字节，却使他在现实中温和起来，有什么系统比这个更节约？更有效？聪明的监管者看到网上的怒气应该觉得庆幸才对，在键盘上拍人，就不会用真的砖头拍人。”（连岳：《匿名网络是公民大学》，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27日）
□ 政府责任的理想状态：
在纯理论设计中，我们能预期的政府责任理想状态是：政府在市场运作良好时充当无为之手；在市场失败时充当扶持之手；至于掠夺之手，最好永远不要使用。（P242）
□ 宽容的价值：
宽容的价值从反面来看更容易理解，即：如果没有宽容，不同的意见就会因冲突而导致暴力、压制、迫害、杀戮或战争；如果没有宽容，人们就不能和平地取得关于基本价值（或其它事情）的共识。（王怡：《2003公民权利年》，载《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12月22日）
□ 结语部分：
本书在有限的篇幅中勾勒了6幅“路线图”：一是互联网整体结构的宏观变化路线图，它是本书的讨论背景；二是互联网上民意表达及其传播路线图，它是中国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三是政府主导互联网监管的政策学习变迁路线图，它是我们着力分析的经验世界四是多角色多层级复杂互动的互联网监管社会生态与权力结构路线图，它是将平面景观做立体化处理的某种尝试；五是互联网监管背后的政治文化传统路线图，它是用望远镜和显微镜交错观看描摹的草本；六是我们的防火墙偶然失常状态下的民众表达路线图，它从一个侧面证明监管预期与效果之间的落差。
对于每幅“路线图”，我们……以温良中道的“和事佬”立场，少批评，多理解；尽力实现情理辩证的“公共修辞”。（P250）
……在实然与应然之间，我们的心态也不像早年那样昂扬，更加懂得一个巨大的现实存在必定有其深厚的支撑基础，而一个看上去美好的价值追求，也绝非知识分子登高一呼即可抵达，对其间要经历的艰难反复和社会阵痛，有更清醒的认知。所谓“对理想不奢求，对进步不放弃”的说法甚合我心。（P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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