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來一段時間，當局壓制社會抗爭，還能維持下去；但是黨內、體制內某個人、某批人、某個機構說了算的局面，越來越難以行得通。我們不必對黨內民主派寄予過高希望，未來中共分贓不勻本身就會產生變革的壓力和動力，所以我才說，中共民主化將會來臨。只是相對於隨時可能爆發的革命，和平的政治變革還需要考驗人們的忍耐力，也許還得有十年之功！
何頻
第一份中國“茉莉花行動”的倡議在博訊網站刊出時，一些人很亢奮，以為是中國革命掀起高潮的開始。有朋友來問我的看法，我說了兩個字：“戲弄”。
爲什麽我這麽說？因為依我對中國政治局勢的瞭解，對反對派實力的評估，我斷定，發起所謂“茉莉花革命”，只是“戲弄”一下當局，只是一個“行為藝術”——而且是模仿行為，難以為繼。
但是，當我看到有一些學者關於為什麼“茉莉花”在中國不會開放的論證，我反而有些不以爲然了。
當局不認真，“茉莉花”就會開放
有些政治分析家嘲弄：對這一事件，中共當局實在太小題大作，太杯弓蛇影了。像有人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還說：對“茉莉花革命”，“誰認真誰失敗”。
有人譏諷這不過是西方媒體製造出來的“新聞”而已；有人分析，中國與中東的社會條件不一樣，中國的經濟發展勢頭很好，不像中東那麽糟糕；有人還提出一個 “關鍵性的論據”：中國的多數民衆擔心動亂、反對動亂。在“茉莉花行動”中，記者比參與者多，警察又比記者多，而三兩個參與者又多是社會邊緣人士。
這些看法從各自層面表達了看法，有的不無道理。不過我倒是認爲，“茉莉花革命”在中國不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這裏，而在於當局高度認真地對待——如果不高度認真對待，“茉莉花革命”就真的可能在中國發生！
雖然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吸納了社會精英和各個階層的熱情；雖然一般民眾對政治變革的參與熱情被“八九”鎮壓之後，確實變得冷漠；但是，有一點是根本性、普遍性的，在民主與自由成為全人類普遍共識的情況下，在信息如此流通的條件下，在中國老百姓越來越瞭解世界大勢、外國真相下，沒有幾個人不明白，中國的决策者更明白：任何政權，不論將經濟搞得多麼成功，不論他們將社會管理得多麽精致，但只要是專制體制，這個政權下的國民，就有強烈衝動要去改變它！
所以雖然這次出來的人只有零零星星的社會邊緣人士或秉持理想的孤獨者，然而，只要他們的帶頭行動沒有遭到殘酷鎮壓，就真的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一天可能只有十個人上街，如果他們沒有被拘押被懲處，第二天就會達到上百人，第三天就會擴大到數千人，而第四天、第五天，就會發展到十萬人。
我相信，只要中共有任何鬆弛，“茉莉花”就可能在中國突如其來地開放。
革命只有在發生之後，學者才能真正掌握它，而在此前，歷史的轉折、突變，往往不是什麼理論框架能準確預測的。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掩蓋了很多問題，使中國官員洋洋得意，使西方的政客十分羨慕，使趨炎附勢的商人們都想到中國去撈一把……而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也確實比30年前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但所有這一切，都掩蓋不了、抵消不了政治不民主所造成的社會緊張和衝突，改變不了越來越不公平的狀況。從體制內到體制外，日益積聚起試圖改革、改進的衝動，都被體制本身的封閉、被警察的戒備、被軍隊的威懾所阻遏住了。但是中南海諸公心知肚明，這股能量並沒有消失。
我們不能去責備老百姓、責備知識分子爲什麽在專制統治下不起來反抗，責怪他們愚昧、麻木。我們必須明白，民眾在反覆的運動、在長期的壓制下，那種真實的恐懼心理——明哲保身，是老百姓在這種嚴酷環境中最理性的選擇。
但是，我認爲，以今天中國國民的素養，變革的要求是強烈的、普遍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噴出是隨時可能的，中共只要膽敢開一絲縫，就會面臨垮台的危險！
中共當權者很明白，不會上“誰認真誰失敗”這種說法的當：民運不認真，民運還可以混下去；共產黨不認真，就要了共產黨的老命！
而且，我也不同意一些朋友的善良預測，認為如果一旦發生大規模的動亂，軍隊不會再開槍。我相信，軍事鎮壓還是可能發生的，甚至比“六四”更殘酷。原因很簡單：利益集團遇到如此巨大利益的得失，必然是不惜代價。“六四”20多年了，別看中共高層不提“六四”了，似乎覺得理虧，但其實他們中不少人在慶幸呢：幸虧“六四”開槍，才贏得了政權的鞏固！
中國的亂源到底是什麼？
中共為了維護自己群體的利益，擺開了強力鎮壓的架勢。他們給出的理由卻是冠冕堂皇的：“中國民眾被折騰很久了，他們不願亂。”
表面上看，這有道理：老百姓確實不願陷入動亂。但是這種說法，卻恰恰提醒我們要追問下去：為何中國老是有“不穩定因素”，要勞煩當局投入重金、布下重兵來 “維穩”呢？是誰處心積慮要把中國搞亂？亂源到底在哪裏？是感到利益受到了威脅的西方國家？或者，是中國暗處隱藏著若干想趁亂漁利的野心家？
我們來仔細考察一下。
先來看西方國家。雖然西方朝野都有堅定的民主自由普世價值觀，但西方政府都是通過利益集團之間的較量，並通過大體公平的選舉而產生的，决策者在執政過程中時刻感受到來自民眾的壓力，這種壓力，歸根結底就是要求發展經濟，實現公平。決策者身處民主政體內，在三權分立、多黨環伺、媒體監督的複雜制約下，根本不可能像中國决策者那樣，無須顧及法治、民意、乃至環保、生態等等事關長遠的諸多因素，在國內折騰。他們運用自己的技術優勢、經濟優勢，在與中國的交往中盡可能多得到好處，倒可以來緩解國內的壓力。
我們很清楚，中國外交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金錢外交”的成功：西方大部分政府，一方面不能無底線放棄自己的價值理念，但另一方面，他們希望通過支持中國政府、與中國合作得到好處，來緩解自身面對民眾的上述壓力。
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西方政府多半很功利地與中國打交道。中國的外交官、商業部官員和經常出入國門的地方官們，應該對此深有體會：西方對中國並沒有深刻敵意和戒心，更沒有想搞亂中國、火中取栗的心態。只是在極其罕見的情況下，往往還是基於他們自己維護國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出發點，才會由政府出面去干預它國事務。
批評中共的聲音是什麽人發出的呢？主要是西方的一些正義人士，人權團體。他們在國與國的交往過程中，本身很弱小、很邊緣，他們對中國的社會穩定怎麽可能構成真正的威脅？中國的一些官方媒體，迎合决策者的圖謀，惡意扭曲西方媒體的報導，歪曲西方的形象，不僅不真實，而且反過來誤導中國的決策者和中國的老百姓。
那麽，是中國有些野心家要把中國攪亂？任何一場政治運動，都包含了各種層面的人士，其中自然有抱著各種目的的邊緣人士，包括欺世盜名者。就像1989年的風潮，經過20年時光淘洗，現在不是也能看得很清楚了嗎，當時某些所謂“領袖”的人格、政治素養究竟如何？他們對自己宣揚的價值、理念的背叛，讓人明白，他們不比老百姓高尚到哪裡去，甚至還更低。
問題是，若真像中國官員和媒體所說，中國“茉莉花革命”只是極個別的心懷叵測者所挑動，代表不了大多數民衆，那當局不是應該寬鬆嗎？對他們難道還用得著大動干戈？美國也不乏“野心家”、“邊緣人”、“欺世盜名者”，他們多年來一直在大衆媒體和自辦媒體上鼓噪、在建立一個又一個組織、在發動一場又一場請願遊行。但是西方國家為什麼不恐懼呢？而中國政府就如此害怕別有用心者會一呼百應？
從這裏，我們就能看清造成中國不穩定的根本原因了——這是所有地球人、所有有常識判斷力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的：不穩定的根源，正是那個極力維穩、卻堅决不肯放棄專制體制的中國共産黨和政府！
動亂的國家中，是民主國家多，還是專制國家多？不穩定的國家，到底是哪些？看看三、四十年來國際進程就不難明白，絕大多數動盪和混亂，正是因專制或民主不徹底而起。而中國不穩定的根源，就在於中共一黨獨裁，才無法建立真正的社會穩定機制：中國沒有公正、透明的選舉機制，沒有獨立、專業的司法體制，沒有獨立、自由的媒體，沒有公平的社會分配機制。好，由共產黨說了算，壞，也由共產黨說了算。什麽時候，中共最高决策者想明白了、清醒了，政策就好一點；什麽時候，他糊塗了、混帳了，政策就壞一點。而現在，就算最高决策者腦筋清楚了，但是有了利益集團的強大牽制，也無法建立和推行公平的制度；何况更糟糕的是，他們知道這些制度都是臨時的、短期的，都是拆了東牆補西牆的。
民主不一定帶來穩定和繁榮，所有國家在民主的發展過程中都出現各種問題，民主成熟的國家也存在問題，甚至是嚴重問題——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更基本、更普遍的事實是：全世界範圍內，絕大多數穩定繁榮的國家，之所以穩定，之所以繁榮，是因為建立了公平、民主的制度！
中國式維穩能否成功？
搞清了中國不穩定的根源，我們才能搞清楚中國式的維穩，能否成功。
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靠閉關鎖國，靠思想灌輸，靠行為控制，使得政權能夠生存下來。但即使禁錮得如同罐頭一樣，當周恩來去世時，還是引發了民衆內心蓄積已久的憤怒。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國人的創造性、積極性開始發揮出來了，這是中國高速發展的真正的秘密。我要强調指出，中國的國民潛質非常好，不敢說比別的民族好多少，但至少絕不比別人差。我走的地方越多，越為自己身為一個中國人而自豪，越反感某些自以爲是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國民性的太偏激的抨擊和批判。中國民衆之所以表現差，多是由政府造成的，只要政府放開桎梏，民眾勤勞、聰明就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有學者指出，中國社會的潰敗比動亂更危險。我要補充說，社會的潰敗，並不是國民素質低所造成的，恰恰是中共多年的政策造成的。例如，“全國人民都在賭，都是非法的；從上到下都在嫖，都是非法的” ，中國人的賭與嫖的普遍性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但是恰恰都是中國的法令政策明令禁止的。這種明規則基本不起作用、潛規則和無規則大行其道，這種無視法令的現象的蔓延速度，不就是不穩定的重要因子嗎？比賭博合法化、妓女合法化不知嚴重多少倍。
中國高層决策者難道不知道這一切嗎？不知道，說明他們愚蠢；知道了但是管不了，說明既愚蠢又無能。
中國人同樣充滿對民主自由、實現自我價值的向往，這是正義的、合理的、作爲文明國家的公民應該享有的，但在中國，居然被說成是動亂的因素，居然要遭到百般阻撓、打壓！自然就逼使民衆的能量向不具有社會進步意義、建設意義的方面發展。
當局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將媒體控制在自己手裏，要壓制普世觀念的討論，要禁止民眾自發集會……但是越來越多的老百姓走出了中國，看到更多元、更公平、更穩定、更和諧、更合理的外部世界。改革開放的進程喚醒了人們內心的渴望，已經不可逆轉。當局想將之再裝回瓶子裏，已經是不可能的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社會穩定、可持續發展，不是靠黨中央這個政策那個政策，不是靠總書記這個口號那個口號，不是靠經濟學家這個方案那個方案，更不是靠宣傳部這個禁令那個禁令。社會穩定、可持續發展，最基本的保障就是要建立法治，由各社會階層、利益集團之間進行爭論、妥協來形成的法治，才有真正的可操作性、可持續性。
這難道不是最基本的常識嗎？只因為中共不想放棄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的佔有，才製造各種藉口，來拖延民主化，才用暴力手段來維持穩定。於是我們年復一年看到，當局增加人手，疲於奔命，無論是北京奧運、是上海世博、是廣州亞運、乃至“茉莉花”網絡倡議，都讓當局如臨大敵——即使沒有這些事，當局也如臨大敵，一絲一毫不敢懈怠。
沒有任何疑問，中國式維穩最終是注定會失敗的！維穩費用越來越高，維穩手段越來越多種越來越野蠻。不維穩不行，但是，維穩會越來越不行！
高壓社會反抗易，消除黨內不平衡難
應該承認，中共目前確有一定實力，對社會進行有效高壓，在一定時間內，能一次又一次地將來自民間的抗議和反抗扼殺在搖籃之中，堅持一黨專制，打壓異議人士。民間的抗爭難以發生、更難以擴大、難以成功，不足以動搖這個政權。
三四年前，我曾做出過一個相當主觀性的判斷：2021年中國民主化將來臨。雖然我舉了一些歷史的巧合的因素，列出這個時間卻是比較隨意的。我講的基本邏輯是：一定時間內，社會不公平導致的反抗，中共能用暴力機器壓下去，但中共體制內不平衡導致的紛爭，是他們更難控制的。
不少人將中國變革的希望寄託在黨內，我倒不一定寄望於黨內的民主派或者某一位開明領袖，我只是認為，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並沒有使社會變得和諧，而體制內人們對公平、對得到自己利益的要求，會産生對原有體制的壓力。現在表面上是很平靜的，不存在毛澤東時代那樣的你死我活的爭奪，但幕後的、深處的絞殺是每時每刻都存在的，而且是不斷在增長的。或許剛開始還可以用理念的整合、用經濟利益的交換、用黨紀黨規的壓服來消除，但勢必越來越擺不平。
對社會不公平導致的反抗，可以增加警察、武警、特務，甚至隨時準備動用軍隊；但是對消除體制內的不平衡，消除不同的聲音，能動用的有效手段就遠沒有那麽多了，所花的成本也將會越來越高。在未來一段時間，當局壓制社會抗爭，還能維持下去；但是黨內、體制內某個人、某批人、某個機構說了算的局面，越來越難以行得通。我們不必對黨內民主派寄予過高希望，未來中共分贓不勻本身就會產生變革的壓力和動力，所以我才說，中共民主化將會來臨。只是相對於隨時可能爆發的革命，和平的政治變革還需要考驗人們的忍耐力，也許還得有十年之功！
有人擔心中國的民主化變革，會造成巨大的不可收拾的混亂，甚至重新陷入上個世紀袁世凱死後的軍閥混戰。但我看，還是應該有這樣的信心：中國出現大混亂的可能性很低。這不僅因爲我相信中國國民的素質和國際主流的力量，而且，第一，中國並沒有什麽軍閥和地方梟雄，當今之世，哪有幾個將軍真正具有帶兵打仗、割據一方的能力和膽量？第二，除了一些民族地區之外，各個地區沒有彼此大規模爭奪土地和資源的背景和理由——中國與非洲的大背景畢竟很不一樣，沒有那些族群極端對立的大動亂根源，不會出現你死我活的毀滅性衝突；第三，新的政府、新的政黨，一定會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種利益群體；第四，世界列強接受一個中國新政府的時候，雖然他們有功利、勢利的一面，但從價值觀和長遠利益考慮，他們會更願意認同和鼓勵擁護民主、保障自由的勢力。
有人說，為什麼不能讓中共垮台？是因爲沒有力量取代中共；那麽，爲什麽沒有力量取代中共？這不正是因爲一黨專制的中共沒有垮台嘛！如何打破這個“循環論證”的鏈條？還是毛澤東說的（雖然他根本沒打算做）跳出王朝興替輪迴的週期率的那個辦法：實行民主，這才是中國長治久安之道。（根據何頻2011年1月8 日談話錄音整理，《明鏡月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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