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韦森
来源：华尔街日报
2011年，是中国入世后的第10年。这1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崛起的10年，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在过去10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是如何快速融入全球化大潮中的世界分工体系的？中国的入世又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已经高度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和大国博弈中的中国在未来10年乃至30年的走向如何？这些已变成了当今中国社会各界乃至世界诸多人士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前30年计划经济实验，后30年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后的近10年，已经把当代中国一步步引领到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中国如何选择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在目前显得尤为突出和急迫。是沿着目前这种政府主导和统御市场的态势继续向前“自发演进”，从而渐进生成一个人类历史上独特的“中国模式”，还是深化经济与政治改革从而走向一个良序法治下的文明市场经济，这似乎是摆在当今中国面前须得选择的两条道路。面临着不得不做的选择，世界各国正瞩目着中国。中国的选择，不仅直接关系到13亿多中国人未来的福祉，也影响着人类社会在21世纪的经济、政治、外交尤其是社会制度的选择和大国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博弈。
当下，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才刚刚过去，全球金融风暴今天说来已经是“雨过”，但似乎仍然还没“天晴”。无就业的复苏，还像噩梦一样困扰着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中国为应对宏观经济增速下滑所投入的20多万亿信贷投资和创生的天量流动性，虽然推动了8％以上的高速增长，但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的隐患和问题，目前还无法评估。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是如何发生的？是否是市场经济本身所秉有的毛病复发了？在一个市场经济初成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一个强势政府的全面进入和干预，导致了中国经济仍然在世界经济大衰退中有8％以上的GDP增速，这一事实是否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失效和干预主义的合理？这种政府大规模借贷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创生近73万亿的广义货币，而且创造了巨大的政府公开和隐形负债，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带来什么结果？这些都是今天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警惕的问题。
刚过去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实在是考验了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也给一些长期怀疑市场并对计划体制怀旧的人士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弹冠相庆的机会。然而，对于大多数思想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市场本身会出错，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我们应当以法治化的监管和调控来促进市场的公正和有效率的运转，而非以政府监管、调控乃至强势进入来替代市场本身。中国从这场危机中所要吸取的教训，不是“市场失效”了，而是如何运用市场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中国经济要向前走，最大的风险也许并不如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在 2010年4月所说的“不继续或过于缓慢地推进这场使中国受益非凡的改革”，而是经由一种不怎么让人们察觉得到的方式逐渐强化政府干预和行政控制市场运行而在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当今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或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先生去年4月份在一次座谈中所说的是四个不协调：“一是改革滞后于开放；二是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三是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四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就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随着政府掌控的国民收入份额迅速增大以及国有部门的自我强势扩张，一个各级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凭借自己手中掌管的权力和所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的一个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正在当代中国内部逐步成型，并在不断自我强化。这种模式似乎可以被称作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府运用、参与、经营、控制和统御市场的经济体制模式”。在这个正在成型的“中国模式”中，从形式上看，我们有一个发展主义的政府，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推动着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从实质上来看，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是，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高管在一个巨大行政科层中不断运用自己所掌控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这种权力寻租，既构成了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能，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在目前是有一定的经济效率的；另一方面，它又不断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并不断积累一系列问题。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增大，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地发生又屡治不果，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整个社会越来越靠政府的项目投资和高投资率来维系经济增长，居民家庭收入和居民家庭的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等等，都是这一独特的“中国模式”渐进成型和不断强化的一些自然和必然结果。要解决这些问题，改革或许是唯一的出路，但似乎是越来越难。因而，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前景仍不明朗，也实在容不得盲目乐观。
对于过去中国所取得的快速经济增长的数据和事实，今天可能无人能再否认了。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社会大转型中积累下来和正在不断积累的问题，大概任何人也不能掩饰得下来和回避得了。当今中国，从某种程度上看，很多方面犹如吴敬琏老师所喜欢引用的《双城记》中的那句话：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一个方向。”
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大危险和风险，也许不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下滑，而一个几乎不受任何权利限制和约束的政府其行政干预和支配正在国民经济各领域无限膨胀且对整个社会管制的不断强化。在当今中国，政府不但是经济、法律和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而且是国民资产的一个最大拥有者和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参与者和统御者。于是，一个尤其值得警惕的问题被《新世纪》周刊总编辑胡舒立不久前一针见血地道了出来：“当前出现了一种论调：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政治上的成功。按此逻辑，中国60多年来几无变化的政治体制，先验地既适应计划经济，也适应市场经济；基于这种‘中国模式’之‘政治优势’，过去不必改革，今后也无需改革。这种论调无视当前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不相适应的现实，……也是对昭昭民意的漠视。”
当今中国的各种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和社会等问题可谓千头万绪，但胡舒立的这句话，应该说道出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不解决，尽管这些年中国政府所初步确立的 “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这12个字箴言中的前四个字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但后八个字却还只能是我们的遥远梦想。
法治民主政制下的良序市场经济秩序，是未来中国当走的路。中国须得选择，世界在等待着中国的选择。
（本文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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