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嘉相信，她刚刚在争取民主的道路上赢得了一次不大、但相当重要的胜利。这位41岁的家住重庆的化学教师是当地一个住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负责人。最近，该小区的业主们举行了一连串精心组织的选举，最终通过投票解雇了小区原来的物业管理公司。

整个过程是如此令人揪心，有位业主竟然被咬掉了一个手指。但谢嘉的态度很乐观：“这一路走来，我们确实遇到一些问题，但这是建设更高层次民主的一块基石。”

这次公民维权行动从规模上看，并不像受到中东民主浪潮鼓舞的一些中国博客作者们所希望的那么大。事实上，在学生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活动22年后的今天，在中国掀起一场茉莉花革命的网上呼吁，基本上没有得到响应，招来的只是当地维稳官员的强硬回应。在中国，并没有一大批对社会感到失望、迷上Facebook的二十多岁年轻人渴望政权更替。

相反，未来十年中国政府在政治稳定上面临的一些最大威胁，却将源于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以及伴随它产生的社会不满情绪。

在很大程度上，房地产是当代中国这个故事的焦点。过去十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由100多个走向工业化的城市中急剧膨胀的房地产业推动的。这也催生了已持续数年的一个明显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一些观察人士把房地产视为中国经济的最大软肋，因为泡沫可能正在堆积起来——用美国投资者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的话说，就是“一步一步奔向地狱”。

无论前景如何，房地产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事实证明，数千万中国人从公有住房迁至私人所有的公寓，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流动。这为他们跻身城市中产阶级、摆脱伴随公有住房的社会管控和监督提供了机会。

然而，房地产也成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冲突的焦点。这些冲突既包括谢嘉那种温和而坚持的维权，也包括数量众多的暴力抗议活动，抗议者往往是那些为给新开发项目腾地而被强制拆迁的贫困农民、或被赶出居所的住户。

上个月，在大工业城市郑州郊区的一个满地瓦砾的巨大拆迁现场，当地居民看上去怒气冲冲。这个地方曾经坐落着一排排住房，但去年已被拆除，目的是为一个工业园区让地。有四名拆迁人员在与拒绝搬走的居民的对峙中丧生。

据下达拆迁命令的当地政府称，居民刘大孬故意撞死了那四名拆迁人员。但那些被赶出住所的住户却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他们说，拆迁人员用铁棒敲碎了刘大孬的窗户，而且那起事故是在刘大孬试图逃跑时发生的。

生于该村的72岁农民刘明秀（音译，非刘大孬亲属）表示，当时的场面相当可怕。他说：“当地政府的头头带来了好几十号人，包括武警和便衣，开着大卡车，车上装着成捆成捆的铁锹和铁棒。他们的粗暴让我们惊呆了。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住在这儿的居民。政府负责人只喊了一句‘第一组，上！第二组，上！’，然后他们就开始拆房子。”

刘明秀说，房子被拆六个月后，他仍未拿到拆迁补偿款。目前，他与妻子、儿子以及七岁的孙子一起蜗居在一个废弃的计划生育诊所里，房子里没有自来水。

接连不断的此类冲突，已成为城市内部、以及城乡之间不平等日益加剧的一个主要标志，这也让北京领导层感到越发不安的一个原因。然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教授华志坚(Prof Jeff Wasserstrom)指出，这些抗议的深层次原因与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并不相同。

“某种意义上讲，1989年的抗议是关于如何使中国现代化，”他说。“今天的抗议，在更大程度上则是关于如此高速的现代化带来的社会成本。”

竞相收回土地通常是出于两种动机：或是建设新工厂，或是建设高层住房，销售给城市中产阶级。即使是在这种居民小区建成之后，也会积累起形式不同且更微妙的政治压力。

位于重庆西郊的新意境小区为迎接春节挂上了大红灯笼，这个四年前建成的小区有十几座30层的高楼，可供2180个家庭居住。像这样的小区中，有许多正在筹建业主委员会，代表新生的有产阶级的利益。业委会与旧有的居民委员会不同（新意境小区也有一个居委会），后者是城市中最基层的地方政府机关，也是党组织的代表。

直到去年年底前，这个小区的物业一直由开发商的下属企业管理，而开发商是一家有政治实力的大型国有企业。但居民们开始抱怨保安措施不佳、电梯故障，且绿化面积低于开发商的承诺。谢嘉和她的业委会于是决定，利用重庆市允许业主投票更换物业公司的新规定。

就该问题征求意见并举行公开讨论后，居民们举行了一次选举，结果是65.5%的家庭赞成更换物业公司。不过规定颇为复杂，这个决定还需要得到按照面积计算的小区多数家庭的批准，最后业主们以51%的微弱优势跨过了这一道障碍。

三家物业管理公司参与竞标，小区居民又举行了另一轮投票，选择了其中一家。然而当居民们前往原物业公司索要钥匙时，却发生了冲突——那个手指就是这时咬掉的。（一个邻居说：手指“怎么找都找不到了。”）

谢嘉说：“民主会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但我们这里做到的，是中国人民取得的进步的一个象征。”

推动居民参与小区管理所产生的效果，可能超越单个小区的范畴。三年前，在业委会蓬勃发展的上海，住在规划中的磁悬浮高速铁路延长线附近的郊区居民们组织了抗议活动，最后项目被迫取消。

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的芮杰明(Benjamin Read)说：“我认为，可以将业主的维权行动，视为中产阶层推动改进问责的一个迹象。”不过他也告诫说，政府并不喜欢处在其控制之外的组织，而实力雄厚、拥有强大政治靠山的开发商也经常把业委会看作一种威胁。碰巧，重庆和上海这两座城市将率先尝试征收物业税，对于手头拮据的地方政府，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也会增强公众要求政府改进问责的呼声。

这些纠纷当中，民众的抱怨很大程度上都局限于当地。郑州农民刘明秀说：“我们虽然经历了这么多事，但是我并不抱怨中央。是地方政府没有落实好的政策，应该怪他们。”

谢嘉和她的业委会也绝非反对政府的叛逆人士。在被问及对鼓励复兴毛泽东思想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何看法时，他们赞许地竖起大拇指。薄熙来在重庆积极打击腐败，这使他得到新生的中产阶层的拥护。

然而，这类冲突还是显示出北京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的复杂性。城市发展带来的危险不只是吹起房地产泡沫，更在于广泛的政治冲突。

陶然教授说：“这是一种十分扭曲的城市化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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