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日报 星期五，2009年1月2日 作者：大卫.戈登
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金融机构关门倒闭和大公司濒临破产的新报道。紧急援助和政府干预正在传言中。即使那些一贯声明支持自由企业制度的人也已经动摇了。难道我们不是火烧眉毛，需要立即行动“拯救”资本主义？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要比以往更加坚定地维护自由市场，无论如何也不需要政府管制。假如我们不能挫败这些措施，我们就将面临极度的险境。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记录表明，政府干预导致彻底的社会主义会有多快。这种情况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曾在多年前就警告过。
当保罗.冯.兴登堡总统在1933年1月30日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德国总理时，人们对新政权将采取的经济政策无法预料。国家社会主义者采取的激进改革给大家种种不安的印象。不说别的，1920年纳粹党的党代会提出的“永不变色”的25点纲领中就有，“所有的非工薪收入，和所有的非劳动所得得被废除”；“所有托拉斯企业国有化”；“大型企业利润分红”；还有“根据国家需要进行土地改革，颁布为公共目的可以无偿征用任何土地的法令。废除地租，禁止所有的土地投机买卖。”
在对沃尔玛和类似商业连锁店的指责声（有时遗憾地出于自称的自由主义者之口）充斥耳膜的今天，纲领的第16点值得一提：“我们要求……立即公有化大商店，将其廉价出租给小零售商人。”
其他迹象同样指向激进的方案。费迪南德·齐默曼，纳粹当局重要的经济计划者，在国家社会主义掌权之前，以笔名费迪南德·佛里德向汉斯·泽尔编辑的杂志 Die Tat（《行动》）投稿，并且是被称为Tatkreis（“环形运动”）的国家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团体的领导成员。佛里德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分析资本主义所用的几乎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在对佛里德著作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资本主义的终结》）的一个可能存在的英文译本的书评中，以赛亚·柏林指出：
“在终结个人主义，扩大大规模生产、集体主义等方面，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桑巴特主义的前提，自然从中得出结论：既然集体主义迟早会到来，最好通过将托拉斯集体主义转化为生产资料国有制的方式，从而既公平又有效率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一切当然是德国社会民主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1932年1月4日以赛亚.柏林致吉奧佛瑞.费伯，见以赛亚.柏林书信集（1928-1946年），享利.哈迪编缉,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638–639页)
威廉.罗利克笔下对佛里德的辛辣时评，现在可在他的译文集《反潮流》(雷格奈利出版社, 1969年)中查阅。而对佛里德观点最好的学术陈述，包括对其在纳粹政权中所作所为的探讨，可见于沃尔特.斯特鲁维的《精英对抗民主:德国布尔乔亚政治思想中的领导理想（1890–193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73年).
但在该政权成立之初，许多人推测他们的激进措施是否只是宣传。众所周知，该党也分成左右翼；人们对反资本主义观念是否限于该党左翼充满疑惑。也许最出名的党内左翼是格里格.斯泰泽及其兄弟奥托。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后来臭名昭著的宣传部长，也是个狂热左翼分子。古特里德.费德，20点纲领的主要起草人，因谴责“私欲的暴政”而闻名，成为当局的经济计划者。
但为什么认为左翼不会胜出？希特勒在掌权之前和企业家们会谈，保证对工商业没有敌意。（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纳粹的观点相反，希特勒绝不是大企业的工具。在享利.艾希比.特纳《德国大企业和希特勒的兴起》[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书中大量记载，在1933年之前大部分工商企业的支持贡献给了其他政党。）经济部长希尔玛.贺瑞斯.格利里.沙赫特并不是激进分子，并且希特勒自己拒绝使德国货币贬值。也许在那时，希特勒并不被大家视为认同党内左翼的观点。更深一层来看，希特勒未能马上获得完整的权力。恰好相反，他领导着一个联合内阁。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如副总理佛朗茨.冯.帕彭，认为他们仍能控制住希特勒。
当希特勒利用国会大厦纵火案引发的危机，确保通过《授权法案》获得独裁权力之后，这一切当然就改变了。（和流行看法相反，国家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亲自点火。参看弗里茨.托别斯《德国国会大厦火灾》，普特南出版社，1964年。）尽管纳粹当前已可随心所欲地治理，但这被证明并不是党内左翼的胜利。希特勒在著名的“长刀之夜”清除了激进的冲锋队，而格里格.斯泰泽也在此次血腥事件的其他受害者之中。戈培尔依然有影响力；尽管保持着左翼经济观点，但他完全屈从于希特勒。古特里德.费德辞去他在政府的职位，去大学任教。
那么，究竟什么是希特勒的经济政策呢？他会强行实施“永不变色的”纲领，抑或是采取克制的，支持工商业的路线？实际上两者他都没有选择。他的政策不妨说是相机而变。(A.J.P. 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中有争议地主张这同时也是希特勒真实的外交政策。)但他在这样的行动中，揭示了米塞斯经常强调的一个关键：“任何对自由市场的干预，会使进一步的干预成为必要，因为最初的措施无法达到目标。假如干预持续下去，对市场的全面国家控制就会接踵而来。最终的结果必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正如米塞斯在《人类的行为》书中写道：
“一切干扰市场现象的措施，不仅不能达成设计者和主张者所想达到的目的，而且会引起——从设计者和主张者的观点来看——比他们所想改变的原先事态更不好的事态。如果对于这些更不好的事态再用干涉的办法纠正再纠正，那就一定走向市场经济的完全崩溃，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境地。”
这个过程恰好就发生在1933年以后。正如亚当.图泽所指出，希特勒1932年在创造就业方案上饶有兴趣，这当然需要政府开支。但一旦掌权后，他的兴趣就从创造就业转向重整军备。这需要更多的政府开支；于是军备迅速地扩张。
纳粹党直到1932年晚春，才把创造就业作为计划关键，但此状态仅维持了18个月，到了1933年12月，此时为平民创造就业正式从希特勒政府的优先考虑中移除……（创造工作岗位）和三项将民族主义右派真正团结起来的议题形成鲜明对比……这三项优先议题包括扩充军备、废除德国的外债和拯救德国的农业……正是希特勒在这三个议题上采取的行动，而非创造工作岗位，在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之间真正划清了分界线。(亚当.图泽,《毁灭性的工资》，维京出版社, 2006年, 第24–25页)[1]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伯顿.克莱恩，在《德国的战争准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一书中，早就指出德国在1939年尚未有充足的武装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德国的军备只足以应付一场较小的冲突。
实际上，德国实施的是凯恩斯的政策：政府开支在引导经济进入希特勒所欲的军事通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约翰.T.弗林指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使美国摆脱萧条的国内计划失败之后，效法了相似的政策。
“这里他（罗斯福）手上的萧条，正如他自己所说，（正）克不容缓地需要在每个财年花掉2或3万亿赤字的金钱，最为糟糕的是，正如他对杰姆.弗利所说，没有办法花掉这个钱……现在天赐良机……现在联邦政府有地方真正可以花钱了：陆军和海军装备。”《罗斯福的神话》，福克斯与威尔克斯, 五十周年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凯恩斯自己也看好纳粹的努力。在他的《通论》德文版的序言（1936年9月7日）中，凯恩斯表示，书中的思想在一个独裁政权下能更容易实施：
“尽管作为同一整体的理论产物，书中接下来旨在提供的（思想），比起在自由竞争和大规模自由放任经济条件下的生产理论及给定产出的分配理论，更容易适用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情况。”
正如唐纳德·莫里奇指出，《通论》德文版（但非凯恩斯原稿）中还有如下语句：
“尽管我是根据盎格鲁—撒克森国家的情况来搞懂它（凯恩斯理论）——那里极其自由放任的经济依然盛行——但它仍然适用于国家统制经济居更突出地位的情况。”(唐纳德.莫里奇,《梅纳德.凯恩斯:一个经济学家的传记》, 路特里奇出版社，1995年，第611页)[2]
一旦这个计划开始，米塞斯提醒的连续动态就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模式发展着：一个干预导致另一个干预，直到整个经济都被带到国家的控制之下。不情愿遵守“新秩序”计划的企业被强迫协调一致。一项法令允许政府实施强制性的卡特尔。到1936年，由赫尔曼.戈林领导的“四年计划”改变了德国经济的本质。
“1936年10月18日，戈林被希特勒正式委任为“四年计划”的全权代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颁布法令授权自己掌管了几乎每个方面的经济政策，包括控制商业新闻媒体。”(图泽, 第223–224页。)
当然，在一个计划体系下，国际贸易必然受到严格的控制。米塞斯所提醒的干预措施递增也在这个领域产生效果：
“德国经济，如同任何一个现代经济体，没有食品和原料的进口就无法正常运转。为支付进口，它需要出口。但假如货物流被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紧缩政策所阻碍，就使德国别无选择地依靠对进出口更大规模的政府控制，转而又需要一定程度的其他干预措施。”(图泽, 第113页。)
有一种类型的贸易干预政策是国家社会主义政府的特色。在和美国的贸易大幅度地萎缩后，沙赫特和东南欧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双边贸易。这些协议涉及特定的商品，在德国和外国货币之间采取的汇率“是固定在一个和真正汇率不同水平上的汇率……易货贸易也给予德国一种与东南欧国家的贸易垄断，成功地使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和帝国联系起来” ” (《人的行为》，学者出版社, 第 797, 799页。)
德国经济再也不能被描述为资本主义。的确，私有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政府并没有像苏联那样国有化生产资料。但名义上的业主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定价。政府作出一切重要的决定。正如米塞斯所说：
“[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典型（我们可把它叫做兴登堡型的或德国型的）名义上表面上保留生产手段私有制，也保留市场、物价、工资、利率的面貌。但是，再也没有企业家，只有一些工场店铺的经理（在纳粹的立法术语叫做Betriebsfuhrer）。在被授权对企业的经营当中，这些经理们都如同是些工具；他们做买卖、雇用和解雇员工、给员工发薪资、借债付息、乃至做质押。但是，在这—切的活动中，他们必得无条件地服从政府的上级管理机关所发的命令。这个机关（在纳粹德国叫做Reichswirtschaftsministerium）吿诉这些经理们生产些什么、如何生产、按什么价格从谁买进、按什么价格向谁卖出。它指派每个工人的工作，也规定每个工人的工资。它命令资本家把他们的资金按什么条件委之于什么人。市场的交换只是一个幌子。”
与弗兰茨.纽曼所著《巨兽》(哈柏出版社,1944年)为例的宣称相反；纳粹并不是一个“极权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表。
今天，许多人呼吁用严厉的措施去应对经济衰退。如保罗.克鲁格曼在《大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 (诺顿出版社, 2008年)一书中所述：“不得不下个断言需要更多的政府控制——事实上，它将接近于对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全面临时性的国有化。
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发生的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迅速过渡揭示了这个进程的危险。
禅心云起译
原文地址：http://mises.org/daily/3274
来源：奥地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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