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酿制技巧更臻化境。中共全靠它从头建立并巩固了华中根据地。而促进中共向华中扩张的直接原因,则是共军在日军占领的华北难以生存,必须避实击虚,去攻占为国军管辖、中共尚未染指的华中。
早在1939年4月12日,毛便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将来趋势我们必将更加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27] 。同月21日,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和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28]
1939年5月4日,毛致电刘少奇:“据陈毅电称,苏北敌攻高邮与韩德勤激战中,日军岩木师团大部移江都、六合,有扫荡苏北模样,在韩与两李(指李明扬、李长江)不能支持下,为我夺取苏北良机。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二万人枪。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29]
韩德勤将军是著名的抗日功臣。台儿庄战役期间,他率所部第二十四集团军负责南线作战,在高邮、宝应一带奋勇杀敌,成功阻击了由扬州北进之敌,就连日酋板垣征四郎都承认韩部的抵抗非常顽强。徐州失守后,韩德勤任苏北兵团总指挥,留在苏北敌后坚持抗战,在武汉会战期间,韩德勤指挥第89军等部,在苏北敌后大举反攻,先后以血战从日寇手中夺回阜宁、盐城、东台、宿迁等大片地域,形成了真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为战功赫赫,他被国府任命为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他在与日寇苦战之际,大概做梦也没想到毛泽东业已决定趁人之危,利用日本友军的帮助扩大私人地盘,而他本人已被毛的瞄准镜套住,厄运即将来临。
1940年1月19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指出“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30]
1月28日,中央书记处指示:今年内中共中央中原局至少发展到10万军队,100万至150万自卫军。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的大部份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31]。 同月,根据中央指示,陈毅派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一、第四团渡江北上[32], 首次染指苏北。
2月10日,中央军委再次催促陈毅部进占苏北:“陈毅猛然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建立政权,扩大军队2万至3万,巩固根据地;尤其江南,可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越过淞沪线,直达海边。”[33]
3月23日,因为晋察冀地区头年多灾,军民粮食困难,朱德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王稼祥的来电,命令平汉路东的部队以相当数量移动,援助新四军与发展淮河南北,同时将磨擦中心移至华中,以巩固华北[34]。 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等,同意朱、彭将磨擦中心移至华中的决心。在华中武装磨擦中的军事策略如下: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35]
请注意,毛泽东口口声声骂国民党“吃磨擦饭”,还令八路军总部公开出版发行《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但这些电报明确无误地显示,共产党才是吃磨擦饭的专家,磨擦中心在哪儿完全由他们选定,而且事先就划定了要攻占哪些地区。然而因为我党强大的宣传机器与高明的统战策略,贼喊捉贼确有神效,于是是非被彻底颠倒,国府与中共之间便成了“挨了打的,忍辱负重驮着打了人的;打了人的,苦大仇深骑着挨了打的”。
为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3月22日,陈毅所部新四军在半塔集歼灭国军三千余人,打开了皖东新局面,不久即建立天长等八个县政权。陈毅后来对半塔集“保卫战”给予高度评价,说“半塔守备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36], 构成了在国家危如累卵之际大打内战的三个辉煌里程碑。
半塔集战役后,刘少奇及时总结了该役“固守待援,诱歼国军”的典型经验。向叶飞面授机宜,教他怎么去制造借口,消灭国军,用“自卫反击”的方式把苏北从韩德勤手中抢过来,还要把国军栽为“挑衅者”:
“少奇同志说,现在华中的情况就不同了。国民党接受了教训,对苏、浙、皖,他们也比华北更重视,不再跑光了,留在苏北为首的就是韩德勤,约有十几万军队。……现在我们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只能把阻碍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赶走,要把韩德勤占着的地盘夺过来。这个文章怎么做就难了。……
这个文章怎么做?少奇同志把地图铺开,一边指点着一边告诉我说:中央已抽调山东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已经到了陇海路边;江北指挥部在皖东,四、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靠拢了。要解决苏北问题,就要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因此,顽固派在华中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吸引顽固派来围攻我们,孤军坚守一个星期,充分暴露了是顽固派猖狂进攻,衅自彼开,我们就可以增援,八路军部队南下,皖东部队向东,江南部队向北,到苏北来消灭韩德勤。”[37]
所谓“阻碍抗日”乃是诬蔑,很可能是叶飞在写回忆录时涂上的化妆油彩。韩将军一直在英勇抗日,屡建奇勋,新四军从未像他那样打过日本人。事实上,日本人、韩德勤与中共构成了个传送链:韩把国土从日本人手中抢回来,中共又从韩手中抢过去,就连新四军总部所在地盐城都这样。刘少奇承认了这一事实:“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争夺的对象不是日本人,而是国民党。毛也说明了韩的真正罪行是什么:“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凡是不向中共拱手让出防地的,都是“反共顽固派”,都是“磨擦专家”,都该无情消灭。
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韩德勤进攻皖东虽因失败退返淮河以北,李品仙受李先念纵队5个团向大别山脉攻击之威胁,而有停止进攻皖东之意,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是欲把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是,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我党我军不控制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党我军最重要的生命线。[38]
这就是说,虽然蒋介石与国军都想停止冲突,共军仍坚持避实击虚,以夺取华中国军根据地为生存前提。而且,为了为全面内战爆发(所谓“全国性突变”)作准备,也必须从国军手中夺取华中。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东南局的指示,指出:“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39] 这里的“敌人占领区域”,指的其实是国军敌后根据地。然而该电报在苏南县团以上负责人会议上传达时,“全场振奋,指出过去关于国党的限制未能充分发展自己”,今后“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然发展”。[40]
1940年5月8日,陈毅向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省韩(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下手。”[41]
12日,毛致电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毅、彭雪枫、黄克诚:“目前华中斗争应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以对我。”[42] 全力对付的是在苏北敌后坚持抗战的国军,对之取守势的则是另一部国军,仿佛日军压根儿不存在,毛泽东何以如此有恃无恐,知道日军只会坐山观虎斗,绝不会介入?
然而共军就是有恃无恐,“猛然发展”内战。5月间,陈毅和粟裕令东路部队在一月之内将国军胡肇汉、杨忠、赵北三部武装肃清;令第二团在近日内将江南张知衡部肃清,力求在最近一月内控制京沪路全线,待忠义救国军东进至江阴、无锡地区时予以全部歼灭。[43]
5月30日,毛明知韩德勤是抗日功臣,毫无通敌证据,却以诛心国术肆意诬蔑,致电刘少奇并告叶挺、项英、陈毅:“韩德勤部受我打击后必定谨慎,目前虽无证据说明韩与日勾结,但至少是心心相印,故我一鼓而干脆消灭韩已不可能。”但次日他又致电刘少奇、陈毅,要他们充分利用日本友军的援助,策应日军打击国军:“应利用敌攻河南,汤恩伯、李品仙大部被牵制机会,加速整理部队,消灭可能消灭的韩德勤、沈鸿烈反共军。”[44]
6月15日,陈毅致电中央,谓:“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18日,挺进军五团击溃冷欣所部第四十师朱团。[45]
5月17日,新四军挺进纵队进占郭村,李长江多次派人索还。六月下旬,李向挺纵下了最后通牒,限三天内退出郭村。叶飞将此情况分别电告中原局的刘少奇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陈毅。刘少奇回电,要叶飞按他在半塔集战役后所授秘计,“在冲突前争取政治上的优势”,“固守或以游击战支持一二星期,让顽固派进攻你们,你们自卫,造成充分政治理由,然后再由八路军与四、五支队援助你们协力侧击顽固派。”叶飞依计而行,未听陈毅命令,固守待援,诱歼国军。6月29日,李长江率兵包围郭村,战斗打响。7月1日,挺进纵队突袭李明扬军后方重镇宜陵,消灭其一个营和团部,李军大恐。2日,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歼李部3个团,迫使李部全线溃退。3日,陈毅对叶飞说:我们要打开苏北局面,非把韩德勤打败不可;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二李中立,不使他们投奔韩德勤。4日,陈毅指挥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分路出击,一举夺取塘头,俘虏李部官兵近2000人,直逼泰州城下。过后陈毅却打电话向李明扬道歉,声称该役是“对部下约束不严”造成的“误会”[46], 以拉拢他在即将到来的灭韩战役中保持中立。
7月12日,毛致电周、刘、项、陈等,重申5月12日的命令:“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47] 再次强调全力对付国军,不留半分余力给日本友人。
1940年7月20日,刘少奇与邓子恢联名致电陈毅并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并致彭德怀、项英、叶挺、黄克诚,分析比较大别山、伏牛山、苏北这三个地区的利弊,指出苏北最有利于我发展,必须取得苏北,为整个华中建立一个总的巩固的根据地。并提出下一步作战计划:陈毅所部暂不去黄桥,在原地“让韩(德勤)李(明扬)集中部队从东北方向”向我进攻时,我军“以逸待劳,严阵以待,最好在他来攻三五天之内我不作大出击,在原地则应准备独立坚持两星期至一个月。”以便在政治上向全国舆论和苏北群众证明“衅自彼开”;在军事上则等待与配合强大的增援部队的到来,共同进行决战,“赶走韩德勤,最好李明扬也同时赶走。”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中原局和陈毅:对二李采取缓和方针,对桂系李品仙也采取和缓冲突的态度。并指出,韩德勤部进攻新四军可能性很大,因此苏北已成为顽我双方必争之地,故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仍须增援陈毅,以求压下韩之攻势,发展苏北。[48]
7月25日,陈毅指示陈丕显,谓与韩德勤部决战的战场选择已初步拟定了几种方案。总之要远离那些中间势力的防区才对我有利。[49]
7月28日,陈粟率队在老叶庄、徐家桥一线击溃国军陈泰运部两个团歼其一个营。当晚,以第二纵队占领黄桥以北及东北一线,以第一纵队占领搬经,截断国军何克谦退路,以第三纵队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经一夜激战,次晨占领黄桥,歼何克谦部主力近2000人。[50]
30日,毛致电刘少奇、陈毅、叶挺、项英:“同意刘少奇关于苏北战略的意见。”“苏北全部为我必争之地,韩德勤部攻我时,我应大举反攻,一举驱逐或歼灭该部,发展苏北。如其对我不进攻,我则步步发展,待其攻时才大举反击。以保持有利原则。”[51]
8月上旬,陈粟分兵发动群众,清剿散兵游勇;成立泰县、如皋、靖江、泰兴、江都五个县政府;委派县长,成立军政干校,出版报刊,设卡收税,招募新兵。[52]
8月31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八路军应迅速南进,主力要在省韩未攻我前先行占领盐城之线,五支队则应先占领平桥、宝应之线,才能密切配合我一举解决苏北问题,否则要失良机于万一。”同时表示自己“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53]
9月3日,刘少奇、邓子恢致电陈粟并报中央:“韩德勤已开始向你们进攻,这已给了我们解决苏北问题的极大可能。现决以9个团参加,由苏北全部南下,配合你们解决韩之主力,完全占领盐城、东台、兴化、阜宁四点。这对我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在华中之作战地位具有决定意义。”次日,陈毅致电中央,谓“我处即照胡服3日申电原则办理”,吸引韩德勤,固守待援。同日,陈毅派黄桥著名士绅和民众代表到泰州转海安、东台呼吁和平,展开政治攻势,下令新四军放弃黄桥及其以北阵地,并致电蒋介石,通报韩德勤纠集兵力进攻及新四军退让情况,要蒋制止韩进攻。次日晚上,陈、粟指挥部队反击,一举歼灭国军先头部队第一旅两个团。6日,陈致电蒋介石,再度恶人先告状:“恳钧座立电韩主席制止友军行动,主张公道。”13日,陈、粟再次令二、三纵队对国军防区姜堰发起攻击,以一纵队打援。歼张少华部1000余人,于次日攻占姜堰。陈毅声称:“我们打姜堰的目的很简单,是为求得和平。”此后陈毅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并拉拢二李,试图通过他们刺探到韩德勤的部署。[54]
9月22日,毛电令叶挺、项英:“苏北主力须即动手解决韩德勤部。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55]
10月3日,毛致电周恩来,让他在重庆恶人先告状,“告(国府)以韩德勤部现又大举压迫陈毅苏北部队,据陈毅称战事不可避免,要求黄克诚增援。我们的部署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56]
嗣后,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再三命令新四军撤出姜堰,经黄桥开回江南,否则即动武。陈毅为了诱敌深入,同意退出姜堰,并以此作足宣传文章,在姜堰邀集各界人士举行告别会,声称新四军东进黄桥以来,真诚维护团结抗日大局,一直采取退让态度,但韩德勤既不许我们抗日,也不准我们生存,他丧失了人性,简直是一条狼!我们是遵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的![57]
10月4日上午,国军进抵黄桥,黄桥战役爆发。10日,战役结束。国军第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等部16个团共1.1万余人被歼,89军军长李守维在撤退过程中落水淹死,独立六旅旅长翁达自杀。这些忠勇卫国将士抗过了日军屠杀,却死在共军手中。33师长孙启人、99旅旅长苗瑞林以及117师参谋长以下3800余人被俘。新四军攻占海安、东台,八路军黄克诚部也南下攻占东沟、宜林、阜宁、盐城等地,与新四军在东台会合,苏北与苏中的中共根据地连成一片[58]。 国军在苏北敌后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就这样基本被共军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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