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文电披露的两次“反共高潮”
芦笛
（本文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六章第二节《中共“抗战”的真实过程》中之一段。该书将于年内在香港出版。敬请有兴趣的读者到时购买，谢谢）
抗战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杂乱战争”，日军自始至终没有统一的战略计划，却由各部随机因应、胡乱攻击。因此，它从未形成整齐划一的阵线，战线犬牙交错，类似围棋。所谓“敌后”不但有共军，更有大量的国军甚至国军的重兵集团。共军扩张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与国军发生冲突，而他们就是共军在此期的主要作战对象。用毛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我们要发展就还会有磨擦，休战也不过是暂时的。”[1] “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 [2] “反磨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3] 说白了，中共要扩大巩固根据地与军队，就只能去“反磨擦”，把土地、人、枪从国军那儿夺过来。
为此，伟大领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为全党全军制定了抗战中期的新战略。1938年11月5日，毛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突出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指出：在现时，有些事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则斩而不奏。有些如果做了要妨碍大局，则暂时不斩不奏。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并把它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4]
六中全会与洛川会议同为划时代的里程碑。在此会议后，党的任务就从初期的“合法扩张”升级为“非法扩张”，或曰“反磨擦”，亦即从初期的从内部攘夺国府地方政权军权以及分兵抢占真空地带，转变为直接攻占国军敌后根据地。共军在此期采用的军事战略，与十年内战时用的无异，仍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国军”，对日本人则游而不击，除了百团大战是因华北根据地被分割封锁造成了生存危机，不得不破袭日军的交通线外，其他地区顶多只在遭到日军进攻，而又实在无法逃走时才予以反击，但绝不主动出击，对国军则大打运动战、歼灭战。
要在抗日的名义下大打内战，痛歼国军，杀害卫国忠良，当然需要特殊技巧，而这可是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游民文化经典的伟大领袖的专长，说穿了很简单，那就是他最擅长的“后发制人”。在1939年5月5日的延安后方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毛说，“中国的事，历来如此，有枪为大”，强调要巩固边区必须坚持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两条原则的第一条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否则人家磨擦来，你不磨擦去，他便得寸进尺。所以，不管谁来进犯我们，都当汉奸打，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动摇。[5]
这儿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是“后发制人”。具体操作是：事前谋划好要攻占哪些国军防区，确定哪部国军是消灭对象，哪部国军可用又打又拉的革命两手拉拢过来，或至少使之保持中立，然后再不断蚕食或直接攻占选定的地盘。一旦到手，便将它化为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无论是国府向该地区委任官员或是派入军队，都是“进犯我们，都当汉奸打”，都要坚持“一步不让”的方针。
例如1938年12月，国府欲调高桂滋部驻防陕北。高怕引起与共军的冲突，派秘书到陕北探问中共态度。毛立即致电博古、叶剑英等人，表示“我们决不让高桂滋部来此”，令重庆办事处迅即设法打消蒋介石调高意图；令林伯渠、南汉宸迅即设法打消西安行营及蒋鼎文调高企图；令朱德、杨尚昆、左权即派人见高，表示此意见。并令重庆、西安两地办事处都向当局表明：如政府调高桂滋，中共就要加调一旅到两旅来陕保卫边区，亦令彭德怀向阎锡山表示中共态度。[6]
自己的地盘“一步不让”，别人的地盘则千方百计去抢，这就叫“发展”。谁要想制止或限制这种发国难财、消灭国军、颠覆地方政权的叛国行为，谁就是“反共”，就是“反动”，就是“顽固”，就是“投降”，就是“磨擦来”，就要“磨擦去”，“须坚决消灭之”。
例如1939年6月21日，毛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在敌人‘扫荡’后，鲁南局面混乱，山东省府秦启荣部及东北军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六八六团肖华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7] 这完全是趁人之危，在抗战国军背后捅刀子，却恰是中共所谓“发展”。
又如1939年12月4日，朱德、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并中央书记处，谓冀鲁豫境内的石友三部企图截断我与山东的联系，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北上冀西，企图与我争夺太行山脉，还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我进行破坏与限制。为了应付这个局面，已命令平汉路东两个团到冀西确保山地，还准备将冀中一部份部队移冀南，冀南一部份部队必要时也南移，以加强鲁西北，向南开展工作[8]。 八路军与石友三部、朱怀冰部都属国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都守土有责，中共岂能阻止友军正常调动，甚至以此为由去抢占地盘？当然，石友三后来被八路逼得投降了日寇，但那并不能用来为共军在此前袭击友军开脱。
中共向国军敌后根据地“发展”，就是“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类似第一次国共破裂的局部重演——地方实力派发现自己上了当，想亡羊补牢，限制中共发展，而中共在羽翼丰满后便翻脸不认人，公开发动叛乱。
例如薄一波去为阎锡山工作之初，双方曾约法三章。薄保证决不在政府与军队中发展共党，阎便信以为真，让他一手策划建立牺盟会与新军，后又委他为专员，自己信守承诺，用人不疑，从不干涉过问，听任薄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一意孤行。殊不料薄一波利用阎的轻信，不但把牺盟会建成中共外围组织，而且在新军中大规模清洗“反动旧军官”，换成共产党员。一纵队纵队长鲁应麟是所谓旧军官，很能打仗，却因为坚持与日军战斗，就被薄撤职。到了1938年下半年，中共不但在政治上掌握了部队，军事指挥权也基本上拿过来了。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开始悟出开门揖盗之非，在秋林召开军政民高干会议，传达蒋委员长关于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度，以及文官不能兼任军职的命令。会议还讨论了取消战地动员委员会，限制牺盟会活动，缩小专员权限，取消“进步”法令等措施。薄一波等人认为这是阎锡山下定了夺取军权、取消进步措施的决心，遂决定丢掉幻想，准备应付突然事变，认定中心问题是牢牢掌握住对新军的领导权，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手软，于是明确宣布政委制度不能取消，果断撤掉旧军官，以中共政工干部代之，并下令部下把牺盟会在各地区的近70个县政权进一步掌握好，主要是粮食、财政和地方武装大权。
1939年8、9月间，中共北方局、中共中央和山西省委迭发指示，下令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11月初，薄一波特地召开决死队一纵队扩大会议，强调提出要加强组织上的准备，掌握部队，进一步巩固政权，准备在顽军进攻时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9]
这可真是井落到吊桶里了：新军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了抗战，用国府的钱和枪组建的，理应绝对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及阎本人的指挥，效命抗日疆场，何来什么“阎锡山下定了夺取军权、取消进步措施的决心”？到底是谁篡夺了国防军的军权，把它变成私家军？取消政委制度，不许文官兼任军职，正是军队国家化、军政分开的进步措施，也为举国一致抗战所必需，怎么又成“逆流”了？而且，那是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命令。在卫国战争中抗命不从就是叛国。国军即使武力镇压，也是完全应该的。
然而这却构成了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序幕。据中共媒体介绍，它是这样触发的：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于5日进攻日军，此举将使该部置于日顽两面夹击境地。因此第二纵队拒绝执行命令。阎便宣布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以6个军的兵力，向隰县、孝义一带的新军攻击。”[10]
在法理上，决死队从来不由共产党领导，是被共产党人欺骗长官窃为己有的。就算所述是实，共军也是国民革命军一部。对抗上级军令，拒绝开往抗日前线，当然就构成了武力叛国大罪，政府以武力镇压完全是应该的。
然而这却不是中共的“爱国主义”，于是薄一波操控新军公开叛乱，与八路军联手痛击旧军，重创后者，还反诬王靖国、陈长捷、赵承绶、孙楚等部国军以及拒绝附逆的决死队三纵队一部是“叛军”。12月30日，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建议，为巩固华北，应彻底消灭晋西反共投降势力，晋东南应消灭孙楚指挥之独八旅干部团及决死三纵队之叛军。毛泽东于1940年1月11日覆电说，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阎锡山是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份。我们要以贺（龙）、关（向应）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要巩固晋西南，打开一条通往洛阳的路，然后向吕梁山攻击。如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则让他占领吕梁山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11]
夺取晋西北，巩固晋西南，打开通往洛阳的路，攻击吕梁山，还事先划定攻占地域。莫非那些地方不是国军防地，而是沦陷区？这到底是谁的“高潮”啊？
然而我党就是有本事在国家危在旦夕之际“高潮”迭起，快感连连：
1940年1月1日，彭德怀向即将召开的牺盟会代表会提出建议，拥护阎锡山民族革命十大纲领（诶？他又不是“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份”了？），打倒叛军王靖国、赵承绶、陈长捷、孙楚。[12]
1月4日，八路军总部制订了讨伐石友三的战役计划。随后，冀南八路军向石友三部发起攻击。石友三率部逃到卫河以东[13]。 大众都知道石友三后来做了汉奸，却不知道他主要是被八路逼反的。
同日，彭德怀命令贺、关、聂等部争取在晋西北解决陈长捷、王靖国、赵承绶三部主力，避免与中央军直接冲突[14]。 为什么要解决该三部的主力？莫非他们是日军？
1940年1月5日，毛致电彭德怀：晋西北有贺（龙）关（向应）率两个团去即可保障逐渐消灭旧军，化为根据地。晋东南已失之七县可选择无中央军之数县消灭孙楚，恢复人民政权[15]。 “逐渐消灭旧军，化为根据地”，读之令人胆寒，实难想象世上竟有这种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民族中流砥柱”：要创建根据地，何不去日本人手上夺取？
1月5日，朱、彭致电聂荣臻等，指出侯如墉、乔明礼一贯反共反八路军，应立即抽调兵力歼灭之[16] 。“反共反八路军”便是被歼灭的理由，那八路不打日军，是不是因为他们不反共也不反八路军？倘确实如此，那又是何原因哪？
1月8日，彭德怀向毛泽东、王稼祥报告：庞炳勋将调河北，与朱怀冰、石友三、侯如墉等部合七师之众，难对付，建议贺龙、关向应仍回晋西北全力打击阎锡山，掌握同蒲路西及绥远政权；决死一、二纵队东移太岳；陈士矩支队调豫东与杨得志支队发展冀鲁豫边区；吕梁山军事行动可适可而止[17] 。所以，“砥柱”全力打击的不是日寇，而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再无余力留给日本人。
1月19日，蒋介石命令八路军移邯（郸）长（治）路北，朱、彭认为那是“欲逼八路军退出太岳”，因而顶风上，电令刘伯承、邓小平，着陈赓率771、773两个团移驻太岳，与决死一纵队会合，统一指挥太岳之八路军与决死队；由黄克诚统一指挥太岳各部。[18]
1月21日，朱、彭致电徐向前等：对盘踞在山东对我军搞磨擦的沈鸿烈顽固力量，需在有理有利的原则下在军事上打击之，在政治上孤立之，并推翻其危害抗日的反动政权。要力求掌握鲁南之蒙阴、日照、诸城、安丘、莱芜、新汶、泗水等十一县以及胶东半岛八县地区[19] 。偌大地盘，中共要去“力求掌握”，敢问是去谁的手里夺啊？中共有何权利去武力推翻国府地方政权？
最绝的是，一边高潮迭起，到处攻城掠地，一边还要贼喊捉贼。1月25日，朱、彭及其他八路军将领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进攻边区。[20]
1月29日，朱、彭致电黄克诚，指出：壶关、长治、潞城、黎城、平顺是我基本地区，必须巩固，并尽可能争取巩固陵川、高平、晋城（不含）大道以西山地。对高平、阳城、晋城等地的叛军反动政权，应寻求机会打击消灭之。对中央军应避免冲突。在其进犯我军时，则给以坚决打击，消灭其一部[21]。 凡是共军想夺取的地方，驻防其上的国军不是“叛军”，便是“顽军”。欲打内战，何患无辞，据说这就是“枪口对外”。
就连国军调动，也能构成共军“反磨擦”的借口。1月30日，朱、彭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鹿锺麟有东进濮阳与丁树本会合可能，我对其磨擦采取自卫立场，可先消灭反共的齐子修部[22]。 连国军两部会合在一起都不能容忍，必欲消灭之，简直比日军还霸道。“先消灭”也是“自卫立场”，绝了。
2月11日，据称国军朱怀冰部向八路军发动进攻，11日至16日，朱、彭定下了消灭石友三、朱怀冰各部的部署。3月4日，朱、彭指挥17个团在平汉路东发起卫东战役，至15日歼灭石友三部六千余人。3月5日，朱、彭指挥13个团的兵力，在平汉路西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至8日全歼朱怀冰两个师、侯如墉一个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一万余人，并控制了武安、涉县公路以南，西平罗、临淇镇以北地区。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23]
2月20日，毛泽东满意地总结道：
“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边区二十三县已逐渐统一，华北（新黄河以北整个华北）我们已占领了优势，中原我们也发展了。蒋现已整个处在防御地位。”[24]
迫使蒋“整个处在防御地位”，也能是抗战的伟大胜利？就是“砥柱”对民族圣战的伟大贡献，可以为此心花怒放？没有中共帮忙，蒋也本来就“整个处在防御地位”了，怎么还忍心去雪上加霜？
中共中央书记处总结的“反磨擦”赫赫战果更全面：
“晋西北顽固势力已全部肃清，（河北）石、高已溃败，残部退山东之荷泽，朱怀冰一个师大部被消灭，鹿、朱退（河南）辉县”，“在华北特别是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治、磁县、大名之线以北，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双方尚在对峙中，惟我有政权之县份已达四十县。”[25]
据此，中共中央计划下一步“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达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且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里能够达到扩军百万的目标。[ ]
这就是中共文电披露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真实过程。不难看出我党是怎样酿制这“高潮”的，那就是事先看好要侵占的地盘，千方百计巧取豪夺之，激化双方矛盾，直至对方忍无可忍，以武力反击或试图收复失地。共军便全速开动宣传机器，恶人先告状，作出一副受害人状，将忠勇抗战的国军诬为“反共分子”、“顽固派”。等到舆论造得差不多了，便开始“反磨擦”，调集早就部署好的重兵围歼“顽军”。在国军主力被歼后迅速扩大战果，占领周边地区。等到地盘扩大到了原定边界，便开始“呼吁和平”，作出“相忍为国”的崇高状来。国府为避免大局崩坏，国家沦亡，也只好承认现状。这就是毛反复强调的“有理有利有节”——“有理”，是以贪得无厌的扩张引起国军反击；“有利”，是事先必须选定有利的战场，战后能迅速扩大地盘；“有节”，则是在达到预定目标后便暂时“和缓”下来，等待下一次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