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北京共识”，各种版本的“ 中国模式 ”、“ 中国道路 ”成为他们热衷的话题。中国面临的问题和社会发展阶段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只能称为“经济增长的奇迹”，而“ 中国模式 ”的形成则须以社会转型为标志。西方社会呈现的病态需要医治，但不意味 着它的价值和制度体系的死亡；中国现代性方案也不可能时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它必然包含中国传统、 中国经验 的元素，它应该体现我们对西方社会危机和病态的认识和 批判 。 “ 中国模式 论”对普世价值的态度从用特殊性消解普遍性，转变为用“中国价值”取代“启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