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在文革中逝去的多位真正清华大师从此被遗忘；而同时，文革中制造了无数清华师生人命的造反派“领袖”蒯大富高调出席校庆，并被众年轻人簇拥签名
轰轰烈烈的清华百年校庆，走在清华校园旁，都会被裹挟入那种喜庆的氛围之中。家人们也都酝酿假期来京小游，看看百年的清华园。家乡小表妹们均到了高中奋战高考的年龄，每当问起她们想考什么大学，答案很多，清华一定是其中之一，原因却很简单，更好找工作。
中国的名校价值，越来也凸显的似乎只剩下就业好、地位高这一金牌附身了，这些天见很多人批评清华，也借批评清华来批评大学精神。我问一个小表妹，这样的大学你还愿意读吗？表妹说，愿意啊，能考上清华的都是成绩最好的学生，学校有奖励、市里面也有奖励。我问，那你喜欢读书吗，她说不喜欢。
当为人父母，我才越发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是简单一句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而是一个将终生伴人成熟成长的价值观。
才一岁多的女儿，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背起我的包包说，“上学去”。每每此景，我都有些迷茫，儿时的我也是很喜欢上学，因为有伙伴、有老师、还有天空。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上学的欲望越发淡了，也许是从“象牙塔”变成贬义词的那一刻开始。
（一）
清华百年最需要的是什么？大人有大人的世界，无论是批评还是颂扬，都参杂了太多的标榜。在孩子们心里，也许没那么多大道理，只是那里，有好的老师、好的同学，那么就仅仅是一个象牙塔又何妨？
我很久没逛书店了，几乎全在网上选书，前些日子看到刑军纪历时十年所写叶企孙传——《最后的大师》，网上售价却为0，只需出5元的快递费，我讶然，迫不及待地买了。
相比层出不穷的清华“大师”畅销书，这本书被称为冷僻读物，难怪宁可免费清仓，但是我几乎是含着泪读完的。包括叶企孙在内的很多好老师、学生都被清华遗忘了，既被那些供于庙堂之高的高级“牌位”遗忘，也被那些批判清华沉沦者遗忘。
畅销写手李承鹏说，清华六十年没有贡献过大师了，只剩一群上书房行走，和官场熟练工。真的没有吗？也许只是他们的名字被永远埋进了人们再无勇气面对的历史里。那些被遗忘的清华人，那一段被刻意遗忘的历史，才是今天的百年清华最需要铭记与忏悔的。
（二）
上世纪某一天，太阳很好，他就那样默默地站在清华园里，任由往事驰骋，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老人，人来人往，行路匆匆。他就是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叶企孙。我们都知道他的学生，钱学森、钱伟长、王淦昌，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等等，却多不知道他。
1967年，文革开始，他被突然打为反革命特务头子，从此噩梦开始。叶企孙有两个死党，一个叫陈寅恪，一个叫吴宓。他们三人有着近乎相同的价值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陈寅恪在王国维清华碑文上的绝唱。
陈寅恪提出“不反对共产主义，也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叶企孙这些学者们都有着类似的主张：“正是从斯大林那里，希特勒学到了对全体无辜人民进行斩草除根的艺术。我们不能抱着善心去抗击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却同时对600万苏联集中营难民保持沉默”。
（三）
1970年4月24日晚，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那年的五一，万人空巷，群众汇聚天安门广场庆祝，而在一个安静的黑暗角落里，传来叶企孙撕心裂肺的哭声，陆续听到好友陈寅恪等人在广逝世的消息之后，他最喜欢的学生赵九章也与他生死两别。
赵九章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奠基人。在大跃进年代，几乎人人头脑发热，热盼中国卫星上天，赵九章却保持冷静建议说，发射人造卫星条件尚未成熟，建议从探空火箭搞起。文化大革命初来时，赵九章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会与他所搞得卫星事业有任何关系，直到绳索在身，高帽压头，无休止的游街、批斗。
赵九章由于常年伏案，腰疾严重，实在达不到造反派让其弯腰90度的要求，造反派就用脚踢、烟头烫、逼其就范。年近60的老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接受批斗，直到没有了人形。
赵九章的好友姚桐斌，另一航天事业奠基者更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像扔麻袋一样，姚桐斌已被打残的身体被扔在家门口，邻居没有一个人敢冒险将他送到附近医院，最终因为头部失血过多停止呼吸。
姚桐斌死后，赵九章彻底失去了对“事业”的幻想，平静地服下安眠药而去。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秋风萧瑟”这是赵九章最爱的句子。
赵九章死后，已饱受肉体精神双重折磨得叶企孙，健康每况愈下，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如小桶，脚肿得穿不上鞋袜……当时钱临照先生来访，他拿出《宋书》，找出南朝史学家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给他看：“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任怀，尤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接，汝等或不悉知。”
叶企孙拒绝任何治疗，直到去世。去世前一直昏迷的叶企孙，偶尔醒来仍口中喃喃：回清华……但其逝世，有关部门仍规定，所有报刊不予刊登，即便今天关于其身平介绍，也仅有简单的几个字：男，汉族，物理学家，教育家，上海人。
（四）
陈寅恪生前，嘱其女流球一定要考回清华大学；杨武之（数学系主任）先生弥留之际说，他好像又回到了清华园西院十一号；陈岱孙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这里是清华；吴宓以清华园“藤影荷声”吟诵终老，几多梦回清华园……这些熟悉名字几乎都成了文革的受害者。
杨绛为文革往事写下<干校六纪>，钱钟书先生为其所作序中写，文革应该有三种羞耻：受迫害者感到的羞耻；打手感到的羞耻；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所感到的羞耻。我们如今早已忘记了后两者的羞耻。
但记得或不记得，历史都在那里。
清华百年，历史上的一幕幕再次若隐若现，羞耻已忘，那些再难以被追回的梦里，百年也成为国家盛衰的又一个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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