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岁的孙银侠展示被打后留下的照片证据。 本版摄影：南都记者占才强
孙银侠演示“蹲马步”。
孙银侠被“针刑”吓坏了。
江苏省泗洪县，有个地方叫“那个地方”。
因为被关过“那个地方”的人，对“那个地方”叫法不尽相同。有的叫“秘密大院”，有的叫“黑屋子”，有的叫“黑看守”，有的叫“黑监狱”，有的叫“私设的牢房”，也有的叫“不知道叫什么地方的地方”，大多干脆就叫“那个地方”。
也许有人知道，但很少人愿意称呼那个地方的另一种称谓———信访学习班———被关过里面的人，自称没有接受任何法制学习，相反，他们受到的是“不许睡觉”、“面壁”、“蹲马步”、“端水盆”、“坐凉地”、“互扇鞋板”、“用棍抽”，甚至用针扎、猥亵性骚扰等等“酷刑”。
被关者多为当地“刁民”：上访告状者、拆迁钉子户等。在写下“检讨”、“保证书”，同意在协议上签字后，他们才被允许从“那个地方”放出来。
“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虽然泗洪县官方否认有“那个地方”的存在，但在南都记者三赴泗洪面访到的被关押者中，已有数十人亲证了“那个地方”的存在。而来自他们的不完全统计，泗洪县先后被关过者至少有一两百人。
更有当地知情官员披露，泗洪的“那个地方”，脱胎于早年的“信访学习班”，经数年嬗变，已由最初主要针对上访告状者，进而演变成也同时针对拆迁钉子户；由起初分散在各乡镇不固定地点，变成集中一处相对固定的地方。
这位良知官员呼吁，泗洪县“信访学习班”的实际操作手段，江苏省及中央并不知情，而这种由地方秘密私设、类似地下监狱的维稳场所，不仅让法律在这里扭曲，更极大伤害了民心所向，成为基层社会最黑暗的死角。其隐密存在与现代法制社会严重背道而驰，及时取缔已经刻不容缓。
被抓
“钉子户”被强行带入神秘大院关进小黑屋
64岁的孙银侠没想到，在她的后半生会经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幕”。
而这一幕的开启，始于从天岗湖乡政府打来的一个电话。
2010年6月1日下午，正在家中喂猪的孙银侠突然接到村干部的电话通知：孙主任你过来一下，乡政府有事找你。早年孙银侠曾做过村妇女主任，村干部还是习惯地叫她“孙主任”。
下午约4点半，孙银侠来到离家不远的乡政府办公大楼。乡干部在二楼接待了她，并谈起她家房屋拆迁的事———起初孙以为，这次乡政府喊她来还是谈拆迁，劝说她尽早在协议上签字。
等待过程中，另两位村民王乃谋、王乃好也被先后叫到了乡政府。两人和孙一样，是最后几家尚未在协议上签字的“钉子户”，也都以为是被乡政府叫来谈判的。
当着乡干部的面，王乃谋、王乃好先后表态，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孙银侠最后一个表态，“我就一句话，拆迁补偿(标准)太低，要么按面积一平方米换一平方米，要么你们就把我赶走！”谈话随后陷入僵局。
“过了没多久，”孙银侠回忆当时的突发场面，“从外面开进来一辆依维柯车，就停在乡政府的院子里，下来一二十人，两三个架一个人，把我们三人塞到了依维柯里面。”
王乃谋事后回忆当时情形与孙银侠相仿。
上车前，王乃好大喊“我犯什么法”，但不由分说被摁进车内。孙银侠上车后边挣扎边喊“你们要把我们弄到哪里去”，也被压得动弹不得。
“拖我们的时候，乡干部、村干部好几个都在场，他们看着我们被抓走的。”孙银侠的这种说法也被王乃谋佐证。
车子驶出一百多里，在近一个小时后开始进入目的地，“拐了一个弯，又拐了一个弯，进了一道门，又进了一道门”，最后三人在一个四周都是围墙的大院里被放下。
“有两个大铁门，这个铁门进去，里面还有个铁门。”事后孙银侠回忆大院的结构，“里面有一排带走廊的平房，一共是八间房，其中六间有窗户，东头的两间光有门没有窗户。”
孙银侠被关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关上门，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有十几个平方米，里面脏得不行，只有一张破破烂烂的小床。”
然而这张床并不是给她睡的。孙银侠说，床是给负责看守她的人睡，“我们只能站着，或坐在地上。开始不让俺们睡觉，后来实在困得不行，也只能坐在墙边靠一下。”
负责看守他们的人，孙银侠说，有十几个人，年龄大的五六十岁，小的一二十岁，“有几个胳膊上刺着青，一看就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
“教训”
饿着肚子接受各种“酷刑”，还要用拖鞋互抽脸
当天晚上，孙银侠被要求面朝墙壁，脸贴着墙站了一夜。“不给吃也不给喝，还不能动，动了就要挨打。”王乃谋也一样，饿着肚子站了一宿。
一个年龄稍大的看守，在刚进去时就给他们“打预防针”：你们来了就要服从这里的纪律，要不然就得皮肉受苦。王乃好喊，我们犯什么法？当晚就被“教训”。
孙银侠在王乃好隔壁，“就听到把王乃好打得嗷嗷叫，王乃好在隔壁喊，你打吧你打吧，你继续打，你把我打死吧。就听见抽打声，王乃好在那边使劲叫唤，打了有半个小时吧，后来就不吱声没听到动静了。”
事后孙银侠听王乃好讲，当天晚上他挨了一百多下，打断了两根棍子。
到第二天他们才知道，就在当晚，天岗湖乡另一名拆迁“钉子户”王乃陆也被关了进来。一大早，他们被要求到院子里“蹲马步”。
“除了屈膝伸臂，每个人手上还端一碗水。旁边站的人拿棍子监督，手端得不平了就打。”孙银侠说，“实在蹲得受不了，他们就问，签不签字？不签字，还蹲，还打。”
“实在不是人能受的罪。”王乃谋说，“进去之后，有四顿饭没给我们吃，两夜没怎么睡，第三天才给了大半碗稀饭。”
而第三天，天岗湖乡又一名被拆迁户兼上访户张秀林也被送了进来。60岁的他之前去过北京，事由是他位于天岗湖乡王集街共9间、总建筑面积为30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和住房，按拆迁补偿标准只有3.9万元。而按市场价，早年曾有人出40万元他都没卖。
张秀林事后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一进去他们就打我，用皮带抽，你要看到你就会淌眼泪。打了以后，叫我蹲马步，端水，还要手臂一般高，头不能低，低头就打。一天要用棍子打三遍，不签字就往死里整。我在里面呆了10天，因为有高血压实在受不了，最后被迫在拆迁协议上签字，被放了出来。”
在张秀林被关前后，另有一对母女也被关了进来。“是另外一个乡的，也是因为上访。那娘俩姓什么叫什么，我们互相都不知道。”孙银侠说。
那对母女给孙银侠留下的难堪记忆是，“看守的人让我和那对娘俩对打，就是用拖鞋底板，互相抽对方的脸。你抽我一下，我抽你一下，还要听到响，打得不响了，看守人员就来打你。”
这种被关人员之间“互打”的经历，也同样留在了王乃谋、张秀林的记忆里。
还有一种“酷刑”曾经让孙银侠“差点死去”，这就是“坐凉地”、“端凉水”：人坐在地上，两腿伸直并拢，两臂也同样向前伸直。然后两手端着一个盛水的盆，脖子也要伸直，不能低头。“我有一天端得天眩地转的，真的想死了不想活了。后来我昏过去了，醒来看守的人还说我：你要不行你就报告啊。他们也怕我真的出事。”
签字
在“针刑”前屈服被迫“自愿”，还要写检讨
但这些还不是最难以承受的“体罚”。
在被关12天中，事后给64岁的孙银侠留下挥之难去的精神阴影的，还是她曾在里面受到的“性骚扰和猥亵”，尽管在她的激烈谩骂下未遂。
据孙银侠自述，在她被关小屋期间，曾有两名男性人员对她有明显的“不良企图”。
其中之一是同样被关进里面的张秀林。“他跑过来刺激我，就是有强奸那意思。我就破口大骂，我拿东西跟他打，他看我接受不了，就上来劝我，说开玩笑的。我就骂他，开什么玩笑啊，后来他就不敢再来了。”
“我考虑他是受里面的人指使的，姓张的那个人也是我们天岗湖乡的，以前都认识。没有人指使，他不可能这样做。”孙银侠说。
另一人是负责看守孙银侠的刘某。“有一次他坐在床上，我坐在地上。他就叫我，到床上来坐。我当时以为他是好心，就到床上坐了。他就开始对我不怀好意，我当时就跟他说好话，求他，后来他就放过我了。”孙银侠说。
“我真的没想到，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还在里面受到这样的污辱。我有时晚上想着想着，胸口闷得气醒过来了，我就觉得我太受屈辱了！”从里面出来后的孙银侠，多次对记者这样诉说。
就孙银侠的以上述说，南都记者辗转通过泗洪县一位当地人向刘某求证。但刘否认了孙银侠的说法，他说是“那个姓张的，也是被关的，跟她同乡的一个人”，当时只是跟孙银侠开过类似的玩笑。
南都记者随后向张秀林求证，张承认“是有这个事”，“当时我是被逼迫的，就是‘看守所’的人，(他们)让我调戏孙银侠，不那样做，他们就每天打我一百棍。”
最终让孙银侠“屈服”的，还是一种令她极度恐惧的“针刑”。据孙描述，这天，一名看守手提一根坠着针的细线来到她面前，另一只手拿着打针用的棉签，“他们拿针在我眼前晃啊晃，说大姐你签吧你签吧，我们也不想这样弄你。我当时是真的怕了，我怕他们真的拿针扎我。”
在被押12天后，孙银侠被从里面放了出来。左眼留着淤青，头发被揪掉一大块，同时还被迫同意让家人“自愿”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孙说，放出前，一名自称公安的人曾向她这样问话：(在里面)打你没有？没有。学习好了吗？学习好了。那你签个名吧。孙银侠说不会写字，最后按了手印。
王乃谋被放出前也履行了同样的程序。“当时来了两个人作笔录，一个说是公安局的，穿便服，还亮了警官证给我看。另外一个说是信访局的。他们问的是，你在里面学习怎样，吃住怎样，要求我们只能讲好，你不敢不讲，不讲就出不来。”
除了要在“没有”、“好”等回答内容的笔录上签字，被关者放出前还得写诸如“检讨”、“悔过书”、“保证书”之类的材料。在泗洪采访期间，南都记者曾看到一个先后被关过三次、青阳镇阮庄二组59岁村民王淑英写的一份“检讨”：
“……由于我贪心想让政府多赔钱，情节恶劣，政府为了改造我给我单独办信访条例学习班，财力人力花费很多……我现在后悔莫及，我错了，请政府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孙银侠被放出前也被要求写类似“保证书”，但其严词拒绝，“后来是他们帮我写的，只让我在上面按个手印。”
探访
“那个地方”戒备森严，神秘院落前记者遭遇警察
直到出了大院，孙银侠才知道关押她的地方在泗洪县青阳镇大楼社区工作委员会办公大楼的后面，一处不易被人发觉、被围墙和铁门深锁起来的院落。
“在讯问时，他们管那个地方叫信访学习班，这个名字我以前也听说过，当时觉得办学习班是好事，但你到底凭什么叫学习班？我们被关进去没有学习，进去就是打。”王乃谋说。
王出来时左眼淤青，腿部多处外伤，到卫生院检查为轻微脑震荡。他说另一被关者王乃陆放出时，“从后腰到前胸，全部都打花了，就像紫茄子一样。”而和王乃谋同一天放出的王乃好“脸上青一片紫一片”，就在他到家之前几个小时，其位于街上的房子已被扒掉。
上述天岗湖乡几名被关的拆迁户，仅是“信访学习班”的短暂过客。从去年至今，南都记者曾三次来到泗洪县，仅有限接触和了解到的被关者就有数十人。其中青阳镇有多人愿意通过媒体以实名、并出具相关证据证明他们的遭遇：付存久、陈建国、宋松涛、虞宏伟、许友生、王庆奎、王淑英、路成明、江献兰、蒋正祥等。
在他们的材料诉称中，无一不是控诉当地政府“私设牢狱”、“滥用私刑”、“毒打、关押、折磨、报复”上访者以及被拆迁人员。而他们材料中又极少人称被关过的地方为“信访学习班”，而是叫做“秘密大院”、“黑屋子”、“黑看守”、“黑监狱”、“私设的牢房”等。在他们面对记者的口述中，对被关过的地方通常就称为“那个地方”———一个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准确表述的称呼。
而“那个地方”在当地的高度敏感和戒备森严，从记者的实地探访中也可窥一斑。
2010年6月24日，南都记者曾试图进入青阳镇大楼社区办公大楼后面的那片院落。但刚靠近，便被一名尾随而至的男子叫住盘问，并告诉记者“不要随便走”。
站在记者的位置能够看到，通向大院的一扇铁门紧锁，隐约可见里面深处一片被围墙圈起的院落。与院毗邻的是几间平房建筑，其中一面墙壁上挂有“青阳镇大楼社区居民法制学校”等牌匾。
记者随后向社区门房一位毕姓值班人员询问“学习班在哪里”，对方反复打量记者后反问：“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是干什么的？学习班是保密的，一般情况是不让讲的。比方要哪里逮人来了，这能够告诉你吗？”
见记者继续问，对方急了：“那地方不能去！你怎么不懂呢？(里面)都是南来北往的，有无聊的，上访的，告状的，乱七八糟的人，不正当的人逮到里面的，那能随便进去吗？你该干嘛干嘛去，在这里呆时间长了不是好事。”
与毕姓人员的交流还在继续，这时，七八名身穿警服的公安人员已来到现场，对记者进行盘查。在记者离开之后，一辆警车在身后尾随。当记者登上一辆公共汽车，警车上随即下来两名警察将记者从车上叫下。
“你有什么工作可以跟我们联系。现在，我们要检查你的包。”被记者拒绝后，对方抄下了记者的身份证号。随后在两名警察的目送下，记者拦车离去。
求证
县委宣传部否认，乡党委书记证实
隐身于大楼社区后院的“那个地方”到底是干什么的？是否有拆迁户和上访者曾经被关在里面？泗洪县有没有“信访学习班”？而“那个地方”是否就是坊间所说的“信访学习班”？当南都记者来到泗洪县委县政府，就以上问题逐一进行求证时，县委宣传部均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记者提出核实，天岗湖乡等被拆迁户及上访户投诉曾被送到位于青阳镇大楼社区的“学习班”，是否确有其事？对此，泗洪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同闯的回答是，“我们对这个不太了解。”
记者问泗洪县是否有“信访学习班”？大楼社区的是否就是“信访学习班”？金同闯说，“不太清楚，没听说大楼社区哪里有信访学习班。”而在场的新闻科科长许昌亮告诉记者“泗洪县没有信访学习班。”
但金同闯表示，“虽然泗洪没听说有‘信访学习班’，但是办‘信访学习班’这个事，据我所知是有政策的，是可以办的。从中央到地方以前提到这类事情，好像其他地方有。意思就是说群众在和政府合作过程中，法制意识不强的时候，要安排到一起学习。”
“譬如遇到拆迁问题、计划生育问题、面对其他纠纷等等，法制意识不强，越级上访甚至寻衅滋事，就组织(他们)到信访学习班，把国家政策和相关法规系统地向他们介绍，(让他们)理解，配合，和谐发展。”
“我们确实不知道学习班的情况。”金同闯最后建议记者，可到泗洪县信访局去了解，“他们是管信访的，应该比我们更清楚一些。”
但当南都记者来到泗洪县信访局，局长石峻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你问的这些事情，应该到宣传部去了解。我不好回答你什么。”
然而在泗洪县下的乡镇，对“学习班”却已有明确的说辞。就在“钉子户”孙银侠被抓走第三天，孙的丈夫王言东曾拨通天岗湖乡党委书记钟波的电话，“钟波当时告诉我，人被带到泗洪县‘学习’去了。”
随后南都记者也曾联系到钟波本人，钟在电话中也告诉记者，被带走的几个人是到县里参加“学习班”。
变异
“通过已严重变形的‘学习班’，他们都由‘强拆’变成了‘被自愿’”
诚如金同闯所言，其实地方政府办“信访学习班”并非没有依据，而且就在泗洪县所属的江苏省亦早有先例。
2009年3月、5月，《中国青年报》和《瞭望东方周刊》先后报道了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57岁残疾退伍军人王信书等十余人被送“学习班”一事。其中被关最长时间达五个多月，有人甚至还被打断肋骨。
另经披露的还有：2007年3月，江苏南通市民胡志泉、吉桂英等“被学习”近十天；同月江苏苏州居民俞根元、宣卫明等被镇政府送进“信访专题学习班”7天后放回；同年7月，江苏仪征市胡女士被送进“上访学习班”两个多月；2009年9月江苏无锡市民丁红芬被送“学习班”半个多月。
响水县信访局局长顾从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举办信访学习班有法可依。”
据他介绍，“学习班”可追溯到2006年，当时称之为“三个讲清楚”培训班。2006年江苏省联席办会议曾出台了关于对相关的上访人员举办培训班的文件。2008年为防止个别群众非正常上访，江苏省相关部门联合发文明确了举办信访学习班的相关事项。
南都记者在泗洪县采访期间，一位知情官员也向记者证实，泗洪县“学习班”早在2006年就有了。“江苏某些县先搞起来之后，开会时有些地方官员在一起交流，认为这个经验很好纷纷效仿，很多地方就都办起来了。”
他说“学习班”举办初衷是好的，引导一些访民依法合理地表达诉求，但由于疏于监管，再加上地方情况复杂、操作简单粗暴，“办着办着就走了样”。
最开始被送“学习班”的，多是计划生育超生人员、上访户等，“每个乡镇都有，地点也不固定，通常这个小旅社关两天，那个小旅社关两天。”
随着近年经济快速发展，房产、基建迅猛升温，县城及各乡镇因征地、拆迁补偿等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多，“被关‘学习班’的对象，像拆迁中一些比较难缠的钉子户，也就越来越多。为了逼他们尽快在协议上签字，各种体罚甚至是酷刑都用上了，手段也越来越恶劣。”
“通过已经严重变形的‘学习班’，不用强制拆迁，他们都签了字，就由‘强制拆迁’变成了‘被自愿拆迁’。”
该官员说，大约2009年，泗洪县原本分散于各乡镇的“学习班”开始收拢，集中在相对固定的一处地方，就是位于大楼社区后面的那个“隐密大院”。在那之前，网上对泗洪县几个不固定的“学习班”已开始曝光，如举报2007年、2008年先后有多位村民被抓到县分金亭酒厂招待所、县洪翔中学外“自然堂”等“学习班”内，遭受打骂、侮辱、面壁(鼻子不能离墙)、罚跪、蹲马步、做俯卧撑等折磨。
“从良心上说，我心难安。他们把老百姓当成刁民、敌人，甚至连个犯人都不如。我总感觉不应该这么对老百姓。”
这位良知官员介绍，泗洪县“学习班”的实际情况，中央及江苏省并不知情，而这种由地方政府秘密私设、类似地下监狱般的场所，不仅让法律严重扭曲，更是极大地伤害了民心所向。名义上是维稳，其实是对政府形象的损害。
他也希望通过媒体呼吁，这种已经严重变异、完全走样的“信访学习班”。其存在与现代法制社会严重背道而驰，应及时取缔刻不容缓。
南都记者占才强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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