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建光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5月04日 12 版）
岳建波在矿井下
岳建波和妻子在家里
岳建波在演出
岳建波在练习长跑
岳建波上井后在澡堂里
这个通道连接着两个世界：一个地上，一个地下；一个光亮，一个幽暗；但有时候，一个过于束缚，一个反倒清净。
在这两重世界之间，岳建波已经“穿越”了9年。他今年31岁，在山西省阳泉市一个国营煤矿上班，是中国上百万煤矿工人大军中的一员。
4月初的一个下午，太阳暖洋洋的，岳建波像往常一样，换上散发着汗臭味的工作棉服，提上一个分辨不出颜色的挎包，走到这个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
“不了解我的工作，你就无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一切。”这个矿工眯着眼睛说。他是近视眼，带点散光，但从不戴眼镜，因为“不想把这个世界看得太清楚”。
在地上世界，这个煤矿工人是一个摇滚歌手。他不懂乐谱，不会玩乐器，歌唱得也“不咋地”，他的“陷乐队”甚至只有他一个人登台表演，但这些并不妨碍他玩得津津有味，甚至还玩出点名气。
他还是一个长跑爱好者，经常自费参加全国的马拉松比赛——从未拿过名次，但乐此不疲。
因为这些爱好，周边的人视他为“怪人”，认为他“不务正业”。不过岳建波不在乎这些，他略带着点结巴说：“别人怎么看我都无所谓，我只是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黑》：我瞎了一只眼，我瞎了第二只眼，我瞎了第三只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在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缆车循环地转动着。每个缆车只有一根柱子一个座。
矿工们习惯叫缆车为“猴车”。“过来一扒，像猴子一样坐上去，所以叫猴车。”岳建波打趣地说。
一辆猴车过来，岳建波把挎包往背后一甩，双手扒住柱子，骑在座位上。猴车缓缓下行，他把头靠在柱子上，摆弄着手中的矿灯。
很快，地上世界的景物和光亮消失了。在寂静的通道中，“滴答滴答”的水滴声显得清晰透亮。
9年前，岳建波拿到了到矿井下工作的分配通知书。在他父亲退休后的第二年，父子二人成为工友。
在阳泉这座以煤炭为主要产业的城市中，矿区人口占了城市人口的1/3。就像农民祖祖辈辈固守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样，生活在矿区的20多万人中，相当一部分世代相袭，固守着地下的那个世界。
岳建波打小就不喜欢煤矿。他听说过煤矿上经常死人，也见到过皮肤里渗着煤灰的矿工，其中就有他的父亲。
小的时候，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和邻居们总忘不了夸奖他几句：“这孩子将来一定能上个好大学。”他也在这些夸奖中暗暗设计自己的人生：考个大学，最不济也上个中专。然而两次中考失利，之后他在父亲的劝说下，上了当地一个技校，学的是家电维修。技校毕业两年后，他拿到了分配通知书。
他的第一念头是“不干”。回到家中，他和父亲说了自己分配的工作，到井下做瓦斯设备检测。父亲点了一根烟，沉默一阵后告诉他：“井下有什么不好？我不干了一辈子嘛。有份工作不容易，你就知足吧。”
他的父亲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先是当兵，复员回家后赶上阳泉一个国营煤矿招工。1974年他成了煤矿工人，在井下足足干了27年。在他的一生中，成功地让整个家庭摆脱了农民身份，但没能力让这个二儿子摆脱矿工身份。
“那有什么办法，咱没有一点关系，也没有钱。”父亲说。打心里，他并不想儿子步自己的后尘。
最终岳建波屈服了。他知道父亲说的是事实。他的两个儿时伙伴，一样都是煤矿子弟，也一样读过技校，但在他拿到分配通知书时，他俩的工作还没任何着落。两人落实工作，是在他下井几年之后的事了。
不过他并不甘心。后来的日子中，这个年轻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路。最终，“摇滚改变了生活”。不上班的时候，他是摇滚歌手，用音乐“玩儿”，也用音乐表达；上班的时候，他则是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到那个幽暗的世界“混饭吃”。
大约10分钟后，猴车到达终点。岳建波的脚踏在了这个煤矿的“594点”。这意味着，他到达了地下594米的地方。
下了一段长长的台阶，拐个弯，走上10多米，就到达运输巷口。在这个地方，岳建波和他的同事们，即将坐上被叫做“人车”的有轨电车，前往各个工作面。在井下有3种车，除了猴车、人车外，还有一种是货车，运输煤炭和井下设备。
从下猴车的地方到运输巷口的这段通道，全部是乳白色的大理石铺面。岳建波说，这是最近两三年才铺的，有人定期擦拭。“全是形象工程。领导来视察，就走到这里。记者拍个照，回去一宣传，还以为煤矿工人的条件有多好呢。”他使劲跺了一下脚，嘟囔着说。
走出这个光鲜的地方，真正的地下世界出现在面前：巷道里的风呜呜地响，冷光灯发出的光亮，仿佛被黑暗吞噬了，如果没有矿灯做标志，根本看不清10多米外有人在走动。
去年，摇滚歌手岳建波给矿工岳建波写了一首叫《黑》的歌。歌词只有4句话：“我瞎了一只眼，我瞎了第二只眼，我瞎了第三只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有人说我写的歌屁都不是。没有下过坑的人，理解不了我的歌词。就比如《黑》，只有在井下，你才知道什么叫‘黑’，才知道所有的眼睛都不管用。”风呜呜地响，一阵阵阴森的冷，岳建波裹了裹棉衣。沉默了一阵，他突然又接着说：“地面上其实也挺黑。”
他的一些工友很理解他。在这个8000多人的国营煤矿上，有不少岳建波的“粉丝”。老刘就是其中一个，他最常说的话是“小岳唱出了我们煤矿工人的心里话”。
很快一辆人车过来了。岳建波坐下后，车子启动，“咣当咣当”响。
《窑工》：800米下的动物世界，生生的弄死个人
行驶10多分钟后，人车停下，岳建波在第一站下车。车子还要继续前进，在前方还有几条巷道。
下车的地方有一条巷道，长1.5公里。他今天的工作是检查这条巷道中的瓦斯监控设备。每遇到这样的设备，他都要过去看一眼。碰到电话，他还会和井上的控制室联系。
相对于人车行驶的巷道，这条巷道要亮一些。巷道顶上犬牙交错，一根根钢筋裸露出来，仿佛稍有动静，这些钢筋就会扎下来。水鞋踩在水泥路面上，发出的声音能回荡很久。
上海摄影师陈晓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岳建波，后来曾专门到阳泉，与他同吃同住同工作4天3夜，给他拍摄过一组照片。陈晓峰走到井下巷道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世界的尽头到了”。他说，在井下自己“就像老鼠一样”，面对“从未有过的黑暗”，感觉“非常压抑”。回到地面后，他想，再也不下去了！“我想象不出那些每天下井的矿工们是什么样的心境。”陈晓峰说。
半道上有个小巷，岳建波钻了进去。突然一声响动，他稍一弯腰，摸了摸头顶的安全帽。“没事，经常会有这样的声音。”他说。
一路上，只碰到不到10个人。每碰到一个人，双方都要拿矿灯互相照一下。这算是打招呼。
“说实话，一个人走在空洞洞的巷道，心里还是非常害怕的。”岳建波笑着说。
这条巷道里风很大。走路出了满身的汗，风一吹，一会儿整个身体就透心凉。岳建波的棉服已经有一年多没洗过了，因为“洗了也白洗”，一趟下来，棉服就全湿透了。
20多分钟后，他走到了工作面。那一天，这个工作面没有生产，矿工们在庞大的采煤机旁扎堆闲聊。
工作面看起来似乎更加可怕。一根根液压柱支着黑漆漆的顶部，不时还会有小煤块掉下来。但闲聊的矿工们看起来若无其事。
这个地方没有一丝风，待一会儿就热得要命。矿工们说，要是生产的话，工作面上的情况还要糟糕，不仅热，还到处是粉尘，说句话就会吃进去不少。
一线的矿工们本来配发有防尘面罩，可没有几个人愿意戴。因为一戴上，连气都喘不上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一干就是8个小时。
早在2007年，岳建波就写了一首反映矿工生活的歌，《窑工》。在那首歌中，他写道：“破衣裳、烂雨鞋，针个盈盈的疼；阴凉凉的黑洞洞里，四疙瘩石头夹疙瘩肉；黑脸脸、灰脸脸，醋个溜溜的酸；800米下的动物世界，生生的弄死个人。”
“井下的人，每天都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干活，一不小心就会把命丢了。”他说。
有一次，岳建波到一个工作面检查设备。设备在一根铁柱子后，但柱子已经被压弯了，他只能壮着胆子钻进去。等他钻出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他碰到的最为危险的事。
这个煤矿工人平时喜欢上网，每有矿难的消息，他都会暗自哭上一会儿。
尽管干着最危险的工作，矿工们的收入并不高。岳建波是二线工人，按时出勤的话，月工资不过2000元。一线工人上满班，一个月挣的钱也不会超过3000元。
因此矿工们总是满腹牢骚。但凡听说一点不公平的事情，他们都会骂上半天。在地下这个男人的世界中，他们还会议论女人，说一些最刺激的字眼过过嘴瘾。
当他们从地下世界钻出来，一部分人走进小餐馆，吃肉喝酒；一部分人坐在牌桌前，赌上一场；还有一部分人，到卡拉OK厅，吼上一阵。当然，也有少许人，偶尔会到这个城市的角落，找女人消遣。第二天，他们照样钻到地下，照样发着牢骚。
“井下太压抑，大家总得发泄发泄。”矿工老刘说。他喜欢赌博，前几年输得一塌糊涂。
就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不少人抢着下井。岳建波有两个同事是临时工，几乎每个月，他们都出满勤。“一家老小都靠我这点工资活，不干不行呀。我们的合同快到期了，矿上随时可能不要我们。工作不好找，我得抓个紧，多挣点钱。”其中一个40多岁的男人说。他有两个孩子，现都在读初中。
岳建波是煤矿的正式职工，没有随时解聘的压力。但他和这两个临时工的同事一样，也面临着经济压力。可这个矿工并不拼命，出满勤的月份，他几乎没有。他也有满腹牢骚，他的牢骚在激情的表演，或者单调的长跑中发泄。
《灭》：我们的纯洁没有了，我们的善良没有了，我们的理想没有了
多年之后，这个煤矿工人逐渐习惯了这个寂静黑暗的工作环境，有时，他甚至有些喜欢。“地面上的人勾心斗角，这里反倒清净一些。”岳建波说。
刚参加工作不久，这个年轻人还是很努力地工作。他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换取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就像他技校毕业后那两年中，他四处打工。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时，他表现得非常好，结果老板给了他一个清闲但又有权力的职位，一些同事便开始巴结他。
但到矿上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地“幼稚”。
有一次，他扛着一根很沉的木料到一个地方。快到目的地时，和他同行的同事突然抢着帮他扛木头。他不明白怎么回事，一再说“马上就到了”，可是同事还是抢了过去。等走近一看，这个近视眼才发现，原来有个领导在角落中站着。
他们走过去时，领导直夸他的同事“能干”。没多久，这个同事就调到井上工作。之后他听说，这个同事也给领导送过钱。
这样的事情，他早就知道。技校毕业时，那些成绩远不如他的同学，纷纷找到了工作，他却只能在老师的号召下，到广东惠州打工。而在这之前，他曾为自己是班里唯一一个“考进去的”、唯一拿过奖学金的好学生，沾沾自喜过很长一阵子。那时候，他安慰自己，只要努力奋斗，总会好起来。
有同学曾给他出过招儿，平时请领导吃一顿，逢年过节给领导买点礼物，调到井上工作是很容易的事。可这个年轻人有些“拧巴”，打死也不去领导家，从未请领导吃过饭。有时，他甚至会让领导感到难堪。
早些年，煤矿上组织长跑比赛。从小就喜欢长跑的岳建波要报名参加，可是那天正赶上他上班，领导不批准。他坚决要求，领导勉强答应，并且说：“你要能跑个名次，我给你300块钱。”
结果岳建波真跑了个第一名。当他找到领导时，对方却不再提这回事了。
不久以后，他因自己的工作失误遭到领导批评，并说可能要罚款500元。那时，他的月工资不过800元。
一个老工友告诉他，赶紧去领导家送点礼，或许就没事了。他买了100元的礼物，摸黑走到领导家。领导收下礼物，安慰他说没事。但事后，他被点名批评，罚款500元，并要他的父母去交罚款。
“我非常失望。”岳建波说着，双手插在迷彩裤的裤兜里，不停地走动，说到激动处，一句话有好几个停顿。
后来，他又陆续被罚了好几百元。老刘和他同事多年，从来也没听说过矿上哪个人被罚款的次数和钱数有岳建波多，尽管有些人还不如他安分。
终于有一天，这个“从没打过架”的小伙子忍不住了，喝了一点酒后，提着酒瓶，闯到顶头上司的办公室，要把人家“脑袋砸开花”。不巧的是，这位上司不在办公室。
打那之后，岳建波像变了个人似的。但凡开会，领导在台上讲话，他就时不时说一些风凉话。他慢慢成为领导们不喜欢的对象。他也不再起劲干活，不再幻想领导“良心发现”，调他到地面上工作。
就像他写的一首叫《灭》的歌：“我们的纯洁没有了，我们的善良没有了，我们的理想没有了……”
早在上初中的时候，岳建波就开始接触摇滚乐。那时，他的哥哥在郑州上学，一次假期回家时，带了一把木吉他和一些打孔磁带。这些磁带曾让他着迷过一段时间。工作不如意，他又翻出那些老歌，一遍一遍地听。在井下的时候，他还时不时吼上几嗓子。
2003年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穿上带着汗臭的衣服，准备下井。到达通道口时，突然听到一个房间里传出吉他声。他推门进去，看到一个年纪和他相仿的小伙子，正在埋头摆弄着手中的吉他。
“你也喜欢摇滚？”他问这个工友。
对方点点头。二人随即聊起来，从崔健的《一无所有》，一直聊到最近流行的乐队。这个叫小董的工友叫来另一个喜欢摇滚乐的同事。3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决定成立一个乐队，并起名叫“探照灯”。
此后，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凑到一起自娱自乐。玩着玩着，逐渐在煤矿上玩出点小名气。
2005年，这个煤矿工人郁积的情绪，在一首名叫《没人给你面子》的歌曲中，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
《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
在工作面转了一圈后，岳建波从回风巷钻回那条1.5公里长的巷道。这一天的工作宣告结束。
还没到下班时间，可他实在待不住了。前段时间，矿上要求工人必须在井下待够8小时，否则就扣工资。“扣就扣吧，在井下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危险。”他恨恨地说。
猴车快到终点了，他跳下来，深呼吸一口，抬头看了看天空。“上面真好。”
在天空下停留了一阵子后，他才走向更衣室。他上来得正是时候，澡堂子里的水不太脏。如果赶上下班高峰，澡堂子的水很快就变得黏糊糊的。这里有淋浴，但大都是坏的。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修。
一阵冲洗后，岳建波换上了一件灰色的运动外套，一条迷彩裤，正式回到地上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是一个摇滚歌手，一个长跑爱好者。
岳建波第一次以摇滚歌手的身份登台演出，是在2005年。那一年，他所在的国营煤矿举办一次全体职工活动，有人推荐他去表演。
活动当天，岳建波翻唱了“扭曲的机器”乐队的《没人给你面子》。没唱几句，掌声、欢呼声和口哨声此起彼伏，有观众跟着他一起吼“没人给你面子”这句词。唱完后，他以“摇滚的方式”，背对着观众谢幕。
这场演出后，这个说话有点罗嗦、头发稀疏的摇滚歌手在这个煤矿一炮走红。很长时间内，“没人给你面子”这句话，成为大家互相打招呼的开场白。直到现在，一些听过他演出的人，都认为那首歌让他们“痛快了一把”。
不过，后来有知情人告诉岳建波，坐在前排观看的矿领导，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当年搞活动的剧场，就在他家附近。每次上下班，岳建波都能看到它。自那次表演后，他再没有在这里登过台。
活动之后不久，矿上组织了一次考试，选拔人到一个重要岗位。在这次考试中，岳建波的成绩挺突出。但是从未有领导和他说过什么，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我一点也不后悔。”回忆起这段往事，他激动起来，来回走动着，偶尔还会骂上两句。
日子一天一天过，乐队的人也分分合合。在玩摇滚的过程中，他认识了老赵。2009年，他与老赵成立了“陷乐队”，固定成员只有他们两个。对这个名字，岳建波常常用“我陷入了你，你陷害了我”来解释。
在排练过程中，乐手随意弹一些节奏，岳建波即兴填词。一来二去，他倒也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歌。比如《我的工作》，歌词是“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等诸如此类的排比句。
老赵是个“不知名”画家，也玩过摇滚。他有些胖，笑眯眯的，戴个眼镜。在岳建波眼里，老赵是个“有学问”的人，没事的时候，他就找老赵探讨一下人生或社会。
“这个社会处处有不公平，你要么接受，要么抗争。”老赵告诉他，“如果接受，那不公平就会永远存在。”
类似的话交流得多了，煤矿工人岳建波的思考也多了。他把这些思考，郑重地写在一个黑皮笔记本上。
从那之后，他几乎不再翻唱别人的歌曲。凡有演出，他都尝试不同的表演风格。歌词即兴的也多，即使同一个旋律，每次唱出的歌词可能不一样。不少歌词，都反映了当下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种表演，老赵更倾向于认为是舞台“行为艺术”。
有一段时间，岳建波出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都会联系一下赛事举办地的酒吧。老赵有固定工作，不能随他一块到外地演出。一旦联系成功，岳建波就会带上事先录好的伴奏带，一个人登台表演。
前年，老赵搞了一个名为“采空区”的画展，主题是呈现像阳泉这样的资源型城市，因为地下被挖空，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摇滚歌手岳建波也去表演了一次行为艺术。他站在那里，胸前挂一块井下用的安全牌子，参观者可随意在牌子的正反面，分别写上生活中的矛盾。“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真实的生活。”他说。
不少朋友劝他，不要这么较真儿，生活对谁都一样。“你这样做，只会让领导对你更不好。”一个朋友对他说。
“无所谓，大不过被开除。”他回答说。
《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澡堂子门前是一条水泥路。顺着路往下走大约500米，就到了岳建波的家。再接着前行500米左右，就进入城市的边缘了。
实际上，这个矿区和城市没什么区别。同样的高楼大厦，同样的车水马龙，同样的灰尘飞扬。
在父母的唠叨下，2005年，岳建波与小他5岁的一个农村姑娘领了结婚证。2007年底，他有了自己的两居室。
压力接踵而来。房子当时的价格是20多万元，钱是四处凑的。直到现在，岳建波仍有近7万元借款没还清。他的工资本在母亲那里，由于上班不正常，里面的钱根本没多少。现在家里的开支，全靠妻子一个月不到700元的工资支撑。
他的父母年纪都大了。前些日子，母亲做了一个手术，父亲又病了一次，如果不是邻居发现，甚至有生命危险。父亲看了一场病，花了800多元。
岳建波的姥姥，早在10多年前就跟着女儿一起生活。现在她80多岁，已经有几年没下床了。父母急着要将姥姥送回老家去，怕老人万一有什么，不能落叶归根。这样的事，岳建波不能不操心。阳泉距离姥姥的老家，有150公里，坐公共汽车得倒车好几次，耗时一天，老人根本折腾不起；要是雇车，没个六七百元，没人愿意跑。
“处处需要钱，压力很大。”岳建波把双手一摊，露出一种无奈的表情。
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是因为缺钱才转变的。第二次中考后，他的分数虽没达到中专线，但完全可以上一个普通高中。当时，小他两岁的弟弟考上了重点高中，大他3岁的哥哥正在郑州读中专。
父母开始给他做工作，说了一大通家里没钱、供不起他读高中之类的话。当时他家弟兄3人，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母亲早先是农村户口，后来到矿上，一直打零工补贴家用。
岳建波放弃了高中。而没上大学的遗憾，一直持续到现在。他到各地跑马拉松或者演出的时候，总不会忘记在某个大学门口照一张照片。
最早和他一起玩摇滚的人，现在大都不玩了。小董是他在通道口认识的摇滚乐手，二人在一起玩了将近7年摇滚。2009年，小董“洗手不干”。工作之余，小董帮着别人搞婚庆。
小董的孩子已经上小学，父母年纪也大了。“只谈理想，生活怎么办？”小董叹息道，“我其实挺羡慕小岳的生活，他很自由。”
而岳建波则羡慕他哥哥的自由生活。哥哥中专毕业后，带着一把吉他到处流浪，后来在深圳待下来，教人学乐器为生，每个月收入5000元以上，到现在还没结婚。
所以，当父母催着二儿子结婚时，岳建波选择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姑娘。“她的条件不如我，我的自由就大点儿。”他嘿嘿笑道。
至今他也没有要孩子。父母和妻子都为此唠叨过，可是岳建波坚持不要。因为他觉得，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可能就像小董一样，必须放弃现在的生活。好在他军校毕业的弟弟马上要有孩子了，父母的唠叨暂时少了些。
“不要孩子压力也大。”岳建波说，“老赵是知识分子吧，他不要孩子都有人说。我一个煤矿工人，说的人更多，有人还怀疑我生理上有毛病。”
哥哥也曾多次劝说他，好好工作，多攒点钱，生个孩子，让父母少操心。可是岳建波不接受。
“你自己都做不到，为什么要求我？”他反问哥哥。
一谈到这个问题，哥哥不免语塞。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这个弟弟，要是老大在家，二弟说不定就能一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在老三的孩子就要出生了，父母正在为迎接下一代做准备，老二的压力少了些。
这天晚饭后，岳建波一头扎进卧室，打开电脑。过一段时间，有个马拉松赛，他已经报名了，现在正算计着如何买票才能省钱。另外，他还想在北京搞一次演出，正在联系人。
妻子通常坐在客厅看电视。丈夫忙些什么，她不知道，也不懂。“他做什么我都支持。他出了名不要忘了我就行。”她笑着说。
生活中的不公继续存在。就在前一段日子，煤矿上举行卡拉OK比赛，岳建波参加了。组织活动的一个人说，他的歌唱得不错，不过得奖的人是早就内定的，第一名给了市里主管安监的官员的太太。
“我也有些麻木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我又能做什么？说不定过一段时间，我也就像很多同事一样了。”岳建波说。
第二天下午，这个煤矿工人又穿着浑身散发着汗臭的衣服下井了。就像他的歌《两只老鼠》写的一样，“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本版图片均由陈晓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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