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新闻匪夷所思：5月5日，中国驻挪威大使唐国强严辞指责挪威诺委会向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称挪威政府若不道歉，两国贸易谈判就不重启云云。莫不是大使先生一时发昏的即兴表演？事情发生在半年前，热闹劲早就过去了，怎么现在才发最后通牒。
像达赖喇嘛、刘晓波获和平奖这种纯政治象征事件，颁发之前，人家早就权衡再三了：不怕中共跳脚大骂—–要是就是这个效果；只怕他们不理不睬—–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越说此举没意义、不算数，越证明在乎与重视；就像情场常识：你说不爱我，给我的信却那么长。
外交交涉，最讲究余地、效果和分寸。基辛格博士在《选择的必要》里说：谈判成功的不二法门是：双方都不坚持得到开出的全部条件—–相对的满意就是相对的不满意。漫天要价不是天真，就是根本不想做这笔生意。
《庄子·拓盗》篇曰：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威。“信”者，《孟子》：言合于意也；《老子》：证实、应验之谓也。总之是说泱泱大国，所言所行得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才够份量、有尊严，才不被人小觑。而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不能事事如意，有时搁置、有时淡化、有时佯作不知，都在情理之中。没有杀手锏时，有事先记在帐上秋后再算，也不能怒目而视、不敢动手，被人看透色厉内茬，失了身份。
有一定惩罚能力时，也得掂量对方的接受程度。有损人家主权、尊严和基本价值观念的事，一般都不会如愿。为了造势，姿态可以摆高，底线不宜亮出来。道德谴责说多大都可以，风险在于惩戒措施。干打雷、不下雨，说到做不到，颜面无存；力度不够、隔靴搔痒则自讨没趣；小题大作被人看穿、置之不理，怎么收场？
据说，1967年的“反英抗暴”，《人民日报》发表高调社论：港英当局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可是最后通牒的底牌只是驱逐一名驻华二秘。英国人根本未予理会，继续镇压示威。周恩来无奈道：搞不好，会弄成提前收回。只得停止援助港九红卫兵，任其自生自灭。最后的结果是，港英当局顺势将香港左派剿灭殆尽。
毛泽东时代也有拿揑得还好的。那时，报上常见一则框起来的短讯，大意是：中国政府第XXX次严正抗议，美国军用侦察机侵犯我国领空！几百次之后，中国空军装备了导弹、战机也升级了，打下了几次U-2和无人驾驶侦察机，美国人就自觉收敛行迹了—–要是真的胜券在握，不用多说，有事他们自会惦量惹不惹得起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