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的几个法律底线

江平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我想邀请我来参加会，可能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在六十三年前，我是按照第一志愿进入了燕京大学新闻系；所以，可以说，学新闻是我的第一个志愿。然后，也就是三年之后，一九五一年我又公派去了苏联学习法律，法律呢，是第二志愿，是“被迫”去学的——当然现在，也有感情了。

所以应该说，对于新闻也好，或者对于法律也好，我是都深有感情的。另外呢，这些年来呢，跟媒体的人呢，也有很多的接触，我也感觉到媒体也有一些苦衷。所以我这次选择了一个题目呢，叫《传媒人的几个法律底线》。

我也在思考啊，我在学新闻的时候，当时所教我的新闻，应该是贯彻什么理念，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我觉得有三个目标。第一个呢，就是真实。

我记得第一堂课上新闻学的时候，就讲到新闻的真实性。但是我参加工作了以后，不久，在新闻界就传出了新闻的党性的问题。所以在我脑子里面马上就反映了一个问题：新闻的党性和真实性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虽然尖锐一点，但是好像是不能够回避的。

我觉得，新闻的真实性和新闻的党性，不是对立的，不是有此就没有彼的这个关系；但是这两个又不是一个问题。新闻的党性和真实性，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我记得，在当时在我们看新闻的时候，我们知道，国内的新闻实际上也是分等级的：有的新闻是大参考，有的新闻是司局级以上的看的，有的是党部长一级看的，有的甚至是更高层次才能够看到的新闻。

这种新闻的等级的划分，是在共产党执政的下面的一个创举。其他国家应该说，新闻只是限于它的保密性，如果它是具有保密的，它是受到了限制，不是人人都可以看的。但是一般的新闻，应该是人人都可以看到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新闻的管制的方面，有所缓和；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比原来好了很多很多。但是呢最近，我们又看到，有些上升的趋势。

我想，这个从法治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说，新闻是应该以法律的准则作为它最高的原则。除了这个原则之外，没有其他更多的利益。如果我们考虑，是党的利益，只能够维护党的利益而不能够报道某些东西，那党的利益和法律的原则就有一个可供商量的余地了。那么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呢？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急需制定新闻的法律，新闻的法律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解决新闻和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新闻的真实也好，新闻的自由也好，究竟在多大的公权力的许可范围内允许来进行？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立法体系里面，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立法的体系，但是我们又缺少了有关新闻的立法、出版的立法、结社的立法，那我们可以说，还是有欠缺的地方。

所以作为新闻工作者、传媒工作者，一个重要的底线就是，在公权力控制新闻的情况下，宁可不说话，也不能够去讲那些违背法律良心的话。

因为我们实践中有些传媒工作者也对我说：“我们是不得不发表这样的一些新闻。”但是你如果违反了我们法律良心的一个底线的话，那是很可悲的。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喉舌”。

我这个，我们学法律的时候，很注意，学新闻的时候，很注意这个新闻的“喉舌”的作用。我们那时代的所看到的新闻，完全是取决于它反映了多少的民众的心声，是作为民众的喉舌而出现的。

我想，我们解放前看到的，《大公报》也好，其他的进步刊物也好，以至于我们的《新华日报》也好，那真是民众的喉舌、民众的心声。很多人是发自心腹的来买这些报纸来看，花多少钱都愿意。

但是，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了。我们现在有一些个刊物，是倚靠了一种，强制的一种订阅。我们有一些个官方的刊物，发行的量也很大，但是它是一种官方强制的力量来推动你。究竟有多少人认真去读这些报纸呢？恐怕编这些报的人心里头也没有底。

我们学术上也好，其他方面也好，我们有一些垄断性的刊物。你要是想发表那个论文，你就要到我这儿来；而且不仅你要到我这儿来，还要向我来付钱、交费。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种耻辱。

我登了一个文章，不仅拿不到稿费，我还要拿出多少版面费，来买这个版面。这样的一种的学术，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啊？

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的传媒，是靠广告。一个是靠数量大、很大的广告，版面可以有很多，但是都是广告。而且现在也不仅能这样，而且发展到了新闻都成了广告了，用新闻的方式写进广告的内容。这个也是一个很悲哀的。

所以新闻的传媒的生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传媒的生命力就在于一个，就是你有你自己的读者群，有自己的广大的读者群，愿意在你这个地方，来看你的报纸，看你的网站，看你的新闻。这个才是你成功的秘诀。

我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些的新闻，比如说《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并没有太多的新闻的版面，但是它的发行量在一百多万份，而且这一百多万呢，完全是靠自己的内容的独特、内容的吸引力来引起人们的关注。我想，这就是舆论的作用、舆论的力量。

    所以，新闻立法应该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新闻和公众的支持度是什么关系。如果一个新闻、一个媒体，没有真正的读者群，宁可关门倒闭，也不应当去浪费那些纸张，浪费那些宝贵的资源。这是传媒工作者应该有的第二个法律的底线。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启蒙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所说的启蒙，就是指，从国际上来看，文艺复兴是一种启蒙运动，我们中国“五四”前后也有启蒙，我们的改革开放某种情况下也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这个启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消除愚昧、提倡文明：我们应该把文明带给人间，而不能够再搞愚民政策，再搞那些愚昧的东西。

我们的普法大概是一种启蒙，但是事实证明，我们的由司法部门所主持的这种普法越来越走形式，普法的考试也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东西，而真正对我们起到法律上的启蒙的作用，恐怕我们的报纸、我们的广播、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也好，其他的以案例的形式来宣传法律的作用，要大大高于我们的普法。所以我们可以说，普法要比起我们报纸上的启蒙，杂志上的这种启蒙作用，还差了很多。

我们现在所讲的，报纸宣传里面的启蒙的作用，很多需要我们很好来思考。

前段时间报纸上在讨论“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民主是一个坏东西”，我觉得，民主是一种现代的生活，那么，它不应该说是一种坏东西，而是在文明的情况下如何把它更好一些。

我们讲“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西方国家的，但是“权力的分工制约”是好的，是进步的。你可以说中国不实行“三权分立”，但是你不可能去批判这个“三权分立”。

现在“司法独立”也不讲了，宪法上写得清楚；但是我们的舆论上，不提“司法独立”。那难道司法从属于政府的权力、从属于公安的权力，那就是先进的吗？

专制是错误的，民主是进步的，在这一点上，是非必须清楚！不能够把正确的和错误的混为一谈！如果我们报纸上宣传的不是正确的东西，把一些正确的东西也视为是“愚昧落后”的，那我们在宣扬倒退。我们报纸的作用就起了相反的作用。

所以，坚持启蒙、反对愚昧，这是新闻传媒工作者的一个神圣的职责。但是现在的情况，有时是相反的。

所以我这个第三个底线，在我们说来就是，坚持启蒙，反对愚昧，必须把正确的东西告诉老百姓，让老百姓懂得。这是我们媒体的一个神圣的作用。

我为什么要讲这三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传媒工作者的三个理念，也可以说是三个最低的底线。一个，就是要是“说真话”；第二个，要有群众的拥护；第三个，要讲正确的，不要宣传倒退。

就这样，谢谢大家。

（2011年5月8日，由中国法学会名誉主办，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日报社、中国律师杂志社、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主办，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及16家媒体协办，43家媒体提供支持的“法律与传媒高峰论坛暨岳成网开通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前校长江平先生发表上述讲话，由陈宝成据录音整理，未经先生审阅）

一厘米的良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梁宏达

站在这儿我回头看一下咱们这个主席台，我心里感觉很轻松。在我们八位演讲嘉宾上台前，大家都听了若干领导的讲话。我想你们一定有这样的认识：这个领导讲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那些已经退居到二线的领导，往往很放松；可是在一线还在奋战的领导，我不客气地说，他讲的话比我的肾都虚。

那么这个责任并不在领导本身，而在什么呢？他背后强大的权力光环。也就是说公权力的光环可以扭曲一个人的正常形态。那么往深的说，公权力的光环也可以扭曲一个社会的形态。现在我们国家建设法治社会，最大的障碍恰恰是公权力。

首先一个，公权力无所不在的控制能力和既得利益集团强大的博弈能力，再加上两者搅在一块分不清楚，这就对眼下法治社会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阻碍活动。尤其是当前，改革共识趋于破裂，社会阶层日益固化，利益的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使现在法治社会的建设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吴邦国同志讲，目前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是法律体系建成不等于法治社会已经实现了。眼下我们面临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法治社会，中国有一个惯性：法治的每一次进步，往前要迈两步，就得往后退一步。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状况就是到了往后退一步的关键点。如何克服这个方向，能让我们向着民主自由的方向去发展？我这里要说的就是，传媒起的作用非常大。

你就拿咱们今天大家比较关注的律师来说，我认为最近这一两年，律师的执业环境空前恶劣，尤其是刑辩律师的执业环境。那么这种恶劣环境是从哪儿来？我们似乎感觉到公权力和律师之间的对抗。

往往我们看，每当一个刑辩律师在辩护的过程中，经常在终局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质疑：你替谁说话？你的立场站到哪儿去了？你怎么能替坏人说话？从我们法律职业者角度来讲，维持控辩平衡，法院居中，恰恰是社会主义司法的模式。而现在很多强大的公权力就要打破这种模式。

先跟大家说句最实在的，从中国历史封建社会开始形成那天开始，律师一直不受公权力的待见。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律师，他的名字叫邓析，春秋战国时期郑国人，当时郑国有一个大臣叫子产，他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举动，他在公元前538年，把这个国家的法律，铸到了一个青铜鼎上。他打破了以前，统治者认为叫“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不搞法律神秘主义，它有一个最大好处，就是使普通老百姓也知道法律，继而通过法律维权。

那么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时候在民间诞生了一位叫邓析的人，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叫“执模棱两可之词，为是非之辨”。说白了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律师，他教百姓怎么打官司。

那时候律师收入很可观。我查了一下，“大狱一衣，小狱襦裤”。什么意思？大官司，他就挣一件衣服穿；小官司，也能混个裤衩。

他作为第一个律师很不受郑国的诸侯待见。子产是很开明的，但是这个人治的开明政治家死了以后，继任的统治者就把邓析给杀了。但很滑稽的是，邓析自己解读郑国的法律，也写了一本书，刻到竹简上，后来成了郑国的普及立法。

那么在中国封建社会，律师历来不受公权力的待见，因为公权力认为，律师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执模棱两可之词给政府找麻烦呐！他也希望社会很和谐，可是律师是挑事，帮助老百姓打官司。所以这种思维一直到现在，都影响着我们公权力对律师的判断。

为什么我们要讲控辩平衡？现在我们普遍实行审前羁押，当被告作为当事人来讲，他在里边待着的时候，他有多大的能力能在一个平台上，跟掌握着国家机器的侦检机构对抗？他非常难。

那么这个时候律师的出现，其实就是帮助处于弱势的被告一方来完成完成控辩平衡。假如现在连律师这个权利都给剥夺的话，我们可以想见，公诉方百分之百胜利的话，我们还要公诉这个环节干嘛？那么既然公诉方百分之百胜利，我们还要审判干嘛？所以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非常必要的一个平衡机构。

可以想见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律师，会形成什么样的状况。而现在很遗憾的是，律师伪证罪有点要泛滥成灾了，刑法第306条专门给律师定了一个伪证嫌疑，没有给公诉人这方定罪。

最为滑稽的是，律师可以检举被告人，这违背了律师的一个最基本的职业伦理：你拿了人家的钱你得为人家服务，你反而去检举他。更滑稽的是又倒过来了：被告人还可以检举律师，律师为我服务的，然后我通过检举他获得减刑，这是最为丑陋的一幕啊！

如果国家采信这样的证据的话，我认为就是不道德的，就是对法治社会的一种倒行逆施，怎么违背这种基本的伦理呢？

所以在这两年，我特别注意观察了律师的执业环境，尤其刑辩律师是非常恶劣的。而且这种恶劣环境，往往会遭到公权力激烈的报复。当你控辩双方对抗的时候，公权力反击能力非常大。那么这种反击呢，会使很多律师在明哲保身的基础之上——这是非常正常的想法——自觉不自觉躲开刑辩，向权力和金钱靠拢。那么弱势群体利益谁来保障？法治社会怎么建设？

这两年我看到律师这个行当出现了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我认为强调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强调律师要讲政治顾大局，让律师回归政法系统，是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对律师这个角度来讲是最大的一次后退。

那么说到这儿，我要谈一下我的本行。因为在座咱们很多我的同行：传媒人。我们能做到什么呢？很多传媒人说你老梁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我也看到你在电视上的好多好多评论，有些东西不像你现场讲的啊！跟大伙说实在的，我讲完了也被剪掉了。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作为传媒人，我们怎么样在现代社会这种相对新闻管控的情况下，发出自己正义和强有力的声音，我认为我们关注两点：第一个是执法环境，第二个是立法环境。

执法环境我们大家也知道，一种维稳思路在支配我们现在的执法环境，那么在执法过程当中践踏公民的合法权利、公然违背宪法的情况比比皆是。远的历史遗留劳动教养问题，近的拆迁问题，都是在不启动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剥夺老百姓的人身自由和财产问题。那么像这些事情，我理解每个做传媒的人：咱们有口径，同时上级领导、老大哥也在密切地注视着我们，我们没法在被维稳的环境之下，这方面我们能有更多的作为。

但是有一些事情并不妨碍我们去评论、去报道。比如这两天大家看到的，深圳住建委提出在大运会期间农民工不能集体上访去讨薪，否则要负刑事责任。这就是胡说八道。深圳市公安局抓了8万治安高危人群，哪一条规定这些人就要被驱逐出深圳？昼伏夜出，收入来源不明，行径可疑，按照那标准，电视台记者全是高危人群。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是我们近期所能报道的事情。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关注社会主义法治环境的过程，那就是关注我们的立法环境，有的时候立法环境在不涉及具体的细枝末节的时候，我们一些地方政府是允许我们媒体做一些宽大的报道。这个时候我要说积极作用在什么地方？

比方说，在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一审没有通过，我认为媒体就应该积极给出报道。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一审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明明把国家应该正常调整的个人所得税税率问题，包括起征点、免征额的问题，当成是给老百姓的恩惠，减税，这是胡说八道嘛。对这方面的正义性和一些基础的常识，媒体应该加大量报道。

再比方说去年通过的社会保险法，里边关注公务员养老怎么处理的问题。最后这个法律把这个问题规避了，规定交给国务院。国务院制定谁制定？都是公务员。公务员制定这部法规，怎么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呢？这不又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吗？

再比方说，迟迟未能出台、终于露面的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没说拆迁，那么这么长时间才出台，说明什么问题呢？地方政府跟既得利益集团博弈能力太强了，而且出台的时候，恰恰是我们城市的土地基本拆得差不多了，没用了其实。在我看，新出台的条例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形同虚设，现在所有强拆的手在伸向中国农村，最该出台的是新的土地管理法，可土地管理法又遥遥无期！

包括最近我们热议的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法其实界定的就是行政权力跟公民基本权利的界限。可是现在行政权力践踏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发生的太多，使这部法律面临着强大的阻碍，迟迟不能出台。

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传媒人，如果不能做到在执法环境上，跟维稳之间多少思路有些冲突的话，摁一摁自己情绪的话，那么你完全可以通过对立法环境的关注，来给大家实现一种启蒙，来呼吁社会更多进步的力量，来完善我们的法治。

那么有人说，你做这个的动力是什么呀？我们说肯定不是权力和金钱，我认为这个动力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传媒人的“一厘米良心”，这个概念咱们很多传媒人知道。柏林墙推到之前，有一个看护柏林墙的，把一个东德越墙到西德的给打死了。后来审判这个士兵的时候，判他有罪，士兵感到很冤：“我执行命令啊，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啊，怎么还能判我有罪呢？”法官说：“你举起枪是你服从命令，但是你完全有抬高一厘米的权力，你可以不打死他嘛！”

也就是说，外部环境有的时候尽管很严酷，可是我们每一个传媒人心里，应该有“一厘米的良心”，这“一厘米良心”，刚才江平教授说得非常好，这也是我做新闻媒体恪守的一原则。

有不少朋友看过我的节目，我可以做到这点：说真话很难，非常难，你也很难都说真话；可是我们必须做到在传媒上不说一句假话，不说明显“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话，这是每个传媒人“一厘米的良心”。

那么最后呢，我想说，这个“一厘米良心”，真正体现精神动力之所在，在什么地方？就是一直我对江平教授比较敬仰的地方，我认为每个传媒人都应该恪守这么十个字，叫“铁肩担道义，威屈敢于言”。

谢谢大家。

（2011年5月8日，由中国法学会名誉主办，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日报社、中国律师杂志社、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主办，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及16家媒体协办，43家媒体提供支持的“法律与传媒高峰论坛暨岳成网开通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梁宏达先生（@体育评书）发表上述讲话，由陈宝成据录音整理，未经先生审阅。标题为@刘桂明 先生所拟。）

江平谈做传媒人的必须坚守的“三条底线”

2011-05-10
07:41:00　来源: 中国经济网(北京)　有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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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耄耋老人，对他再多的介绍都不够，再少的文字都多余，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就可以得到众人雷鸣般的掌声，他就是江平。日前，著名法学家、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江平在“法律与传媒高峰论坛暨岳成网开通仪式”上做了主题为“传媒人的几个法律底线”的演讲。

 

著名法学家、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江平在做主题为“传媒人的几个法律底线”的演讲。（中国经济网记者李焱摄）

    真实性是传媒人要坚守的法律底线

    1948年，江平以第一志愿进入了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之后，他被公派去了苏联学习法律。“对于新闻也好，对于法律也好，我是都深有感情的。”江平说，“这些年来，我跟媒体人也有很多接触，感觉到媒体也有一些苦衷。所以我这次选择了一个题目，叫‘传媒人的几个法律底线’。”

    新闻应该贯彻什么理念？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江平认为，首要的目标就是真实。“我记得，当年读新闻学的时候，第一堂课就讲到新闻的真实性。”他表示，“作为新闻工作者、传媒工作者，宁可不说话，也不能够去讲那些违背法律良心的话。如果你违反了法律良心底线的话，那是很可悲的。”

    传媒的生命力在于拥有自己的读者群

    对于当前一些垄断性刊物利用版面赚钱的做法，江平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你要是想发表论文，就要到我这儿来，而且不仅要到我这儿来，还要向我付钱、交费。这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种耻辱！”他说，“作者登了一篇文章不仅拿不到稿费，还要拿出钱来买这个版面。这样的学术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啊？”

    “现在有一些传媒是靠广告来生存，版面很多，数量很大，甚至发展到新闻都变成广告了。”  江平表示，“用新闻的方式写进广告的内容，这是很悲哀的。”那么传媒的生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江平认为，“传媒的生命力就在于你要有自己广大的读者群，他们愿意来你的报纸、你的网站上看你的新闻，这才是你成功的秘诀。”他进一步强调，“如果一个媒体没有真正的读者群，宁可关门倒闭，也不应当去浪费那些纸张，浪费那些宝贵的资源。”江平认为，这是传媒工作者应该有的第二个法律底线。

    传媒工作者要坚持启蒙、反对愚昧

    “如果我们报纸上宣传的不是正确的东西，而把一些正确的东西也视为愚昧落后的，那我们就是在宣扬倒退，我们报纸就起了相反的作用。”江平认为，“传媒人的第三个底线就是坚持启蒙、反对愚昧。必须把正确的东西告诉老百姓，让老百姓懂得这是新闻传媒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台下热烈的掌声，是对讲演者最好的回答。传媒工作者要坚持哪些理念，坚守哪些底线，江平为我们传媒人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李焱年巍）

 

 

 

 

 

法律与传媒高峰论坛举行

图为5月8日上午，参加会议的领导共同启动光球，开通岳成网。

制日报记者    
周斌    摄

　　(法制日报北京5月8日讯)法律与传媒高峰论坛暨岳成网开通仪式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法学界、律师行业和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律师及记者共计800余人参加会议。法制日报社社长贾京平到会并致辞。

　　当天上午，在与会领导共同启动光球、开通岳成网后，会议紧紧围绕“法律、传媒、律师、普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等8位在法律和传媒界有影响力的专家做了主题演讲。下午，在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举办了“律师制度与新闻监督”、“法律普及与网络传播”和“职业权利与法律保护”三场分论坛；法制日报社副总编辑常少扬等9人做了主题发言。

　　据了解，本次会议由中国法学会名誉主办，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日报社、中国律师杂志社、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主办，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及16家媒体协办。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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