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应是一个能使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加缪的这句话送给二十八年前的艾未未最合适。那时候，艾未未还不是当代艺术家、建筑师、策展人或者“鸟巢”的设计者之一，他只是一个希望成为艺术家的青年。24岁到36岁，艾未未流浪在美国，经历了自己的两个本命年。被艾未未称为“破碎青春期”的这些年，已经被定格成为一张张黑白照片，变成《艾未未：纽约1983-1993摄影展》，等待时间的检阅。
采访是在艾未未的工作室，著名的草场地258号。在原生态的石头结构中，一丛黄色的蝴蝶兰斜插在花瓶里。远看，很像怒放的迎春花。而面前的艾未未，早已不是当年照片中那个俾倪而清瘦的惨绿青年，他笑称自己现在是“灾后重建”。
闲聊中，艾未未忽然兴奋地说起：“前几天民政局给我发了信件，要给我补办身份证。因为我从1981年去了美国后，那边没有身份，国内的身份证也注销了。”说到事隔二十多年将要重新获得身份证，艾未未说，他就像等待新生的婴儿一样兴奋。
在美国 的十多年，我心里是拧着劲儿的。你有着重大的任务，但是没有办法完成。不是沮丧，而是失落。
不喜欢校园里的“子弟气质”
1979年，艾未未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进入大学校园的幸运儿，在电影学院读舞台美术专业。当被问到“当时的大氛围是什么样的”时，竟脱口而出“大氛围就是大粪。”
猛烈的十年结束后，谁都没有想到学院会开一道口子。很多人，世家子弟、文艺工作者的后代疯狂地涌进了这道门。而对于每天看点外国片，讲点电影理论的生活，已经在“星星画展”崭露头角的艾未未觉得没意思极了。他只想出去看看。
记者（以下简称记）：文革后能第一批上大学挺不容易的，好多人都特别珍惜，但好像这对你没什么吸引力？
艾未未（以下简称艾）：因为我们过来的那段社会是很糟糕，很悲剧的。整个社会都是打打杀杀，忽然间我们又可以坐下来读书了，好像一点过程都没有。不能适应。
记：就是没人给你一个交代？
艾：对，没有一个交代。我之前在新疆20年，我的同学都在新疆，如果不是我们家后来回到了北京，我根本不可能进电影学院， 那我现在就是个真正的农民。所以命运这事特别奇妙。我当然是个特例，所以会问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但是你没有像幸运儿一样享受自己的幸运？
艾：未必是幸运。我也没看出来当时的同学怎么幸运，好多人现在也挺鸡贼的。
记：你同学那时候都什么样？
艾：大多是经历过红卫兵和插过队的。单纯是满单纯，踌躇满志，又有些不可一世，有点“胡汉三又回来了”的架势。很多学生还是以家庭为荣，穿着父亲的大衣在学校里走。但我对这一套早就厌倦了。那时候整个环境不是那么舒服。当时就是觉得应该出去，不能再待了。
大胡子的陈凯歌、在大街卖艺的谭盾、打电话的艾伦•金斯堡、大选前最后一刻的克林顿……这些记忆碎片充斥着艾未未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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