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我们现在所说的红歌，它的原身都是很黄很荤的民间情歌，比如《十送红军》，就是当初江西送情郎的小曲。那些情歌里，只要把姑娘或情郎的名字，换成政治实体，那这歌就洗心革面，成了红歌。其实这个做法，古已有之。古诗里很多的香草美人，常常被解释为君主、贤臣。可现在连红歌的前身是情歌，我们都忘恩负义地不记得了。
我五岁时，“文革”还没彻底结束，我什么儿歌也没听过，只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跟着共产党走”……记得那时在浙江农村看眼病，有个小伙子的女朋友在东北，没来，小伙子经常在河边，偷偷唱《敖包相会》，这首歌在当初被定义为“黄色歌曲”。从红歌的汪洋大海里，我突然听到一首“黄歌”，幼小的心灵感觉无比的震撼和兴奋。
到了七十年代末，我才大面积地接触到了“黄歌”。那时候，更大的孩子们拉上窗帘，用砖头一样的“三洋”录音机放邓丽君的歌：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我经常作为警戒人员，在门口放风，盯着有没有街道大妈过来。邓丽君给我的感觉，像一个贴心的、温暖的大姐姐的手，轻轻地摸着我的后脖梗。在“黄歌”软绵绵的攻势下，“红歌”坍塌得像一起豆腐渣工程。
八十年代，我记得还有一本书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其对“黄歌”的描述是：“从这种动物性的表现出发，以描写男女相处的爱情生活为主要内容……互相依偎、紧靠、拥抱、接吻等等。”我们就按照书里提到的“黄歌”的名单去找歌。在夜晚，听着忽隐忽现的靡靡之音，那真是春风沉醉的晚上啊。
九十年代，摇滚乐渗透到中国，一些张牙舞爪的摇滚音乐家，出了一张《红色摇滚》。之前，崔健也翻唱过《南泥湾》，据说引起了当时某大人物的反感，仿佛觉得唱红歌也得有个资格考核。
如今，我住处的隔壁，有一对老夫妻，从早到晚，都用一个大音量的电子琴伴奏，磕磕绊绊地唱红歌，一首歌总要反反复复唱好几十遍。你感觉整个重庆就在你家隔壁。我起初放雷鬼、死亡金属，加以对抗，都不管用。后来我想起了红歌的天敌邓丽君，便找了一张邓丽君全集，从早放到晚，红歌变得气若游丝，到后来就没声了。
有时，我会想念起红歌的前身，那些优美真诚的民间情歌。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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