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后，经济改革停摆。主管经济的李鹏、姚依林都很僵化保守。于是邓小平想起了朱镕基。九二年南巡后，官员们集体学习邓小平讲话，谈心得体会。朱镕基语出惊人。他说：“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我看只要是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不少人觉得这话大有问题，打小报告给邓小平。殊不知邓小平闻言大表赞赏，说朱镕基把问题“讲透了”。
其实，朱镕基这话并不新鲜。早在86年我还在北京时就听到这样一则故事。那时深圳特区正搞得热火朝天，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很多老革命见状忧心忡忡。他们问：“这还叫社会主义吗？”于是一大帮理论家赶快解释，说这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老革命听了还是将信将疑。最后有人干脆说：“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这下，老革命们就放心了。
上面这个故事表明，那些看上去对经济改革持保守态度、关心姓社姓资的老革命们，其实他们在乎的并不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他们在乎的是共产党能不能保住政权。他们担心走资本主义道路会危及到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这种担心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共产党就是靠打倒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起家的，就是靠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掌权的，如果共产党明确宣布自己不问姓社姓资，如果共产党自己就回过头去搞资本主义，那不是等于说共产党革命搞错了吗？那共产党还有什么理由赖在台上继续它的一党专政呢？
共产党很明白这层道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它都非常强调要分清姓社姓资。因为它知道，坚持社会主义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
1989年6月16日，六四过后不到半个月，邓小平对江泽民、李鹏等谈话。谈到六四，邓小平说：“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邓小平还说：帝国主义西方世界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我们就是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
直到1990年年底，邓小平还在大力强调姓社姓资。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和江泽民等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再次讲到搞社会主义，要防止复辟资本主义，并把这一点当作坚持共产党专政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的理论根据。邓小平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
如果以上面这些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准，朱镕基说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资本主义，只要是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明显就是违反邓小平讲话精神的，自然就有离经叛道之嫌。可是朱镕基这番话是在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之后说的，那就正中邓小平的心意。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本意思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不问姓社姓资，对意识形态问题不争论。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会改变调门呢？
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原来那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不中用的，不改革死路一条。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在“六四”屠杀和苏东巨变之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共产党政权已经失去欺骗性，变成赤裸裸的暴力。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人民的事都干出来了，还说自己是人民的政府，还说自己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谁信啊？现在人民之所以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补社会主义外衣已经不可能，同时也没必要。暴力有暴力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伪装，同时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怕被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现在倒不用怕了。现在反而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可以无所忌惮地引进更多的资本主义了。
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要说朱镕基把问题“讲透了”。这就是邓小平为什么敢于启用朱镕基当总理。
朱镕基上台后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大改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看上去很好，曾经一度也赢得了很多自由派人士和西方世界的一片赞誉。但是由于朱镕基的经济改革是在六四后的政治背景，是在政治改革被封杀，专制权力横行无忌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使改革走入歧途，并且日益陷入积重难返的境地。
下一次讲话，我将以国企改革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