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可以是指“以敌意待我之人”，也可以是指“被我以敌意相待之人”。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显然属于后者。刘晓波在《最后的陈述》里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 需要提醒的是，并不是在2009年12月被审判时的《最后的陈述》里，刘晓波才讲出“我没有敌人”，早在20年前的1989年《六二绝食宣言》里，刘晓波就讲出“我没有敌人”了。
北京时间5月25日清晨，中国财新网于首页发表该报驻英美和香港记者的综合报道，称中国富豪郭文贵通过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介绍，认识阿联酋阿布扎比的王储等要人，募集30亿美元基金，成立了阿中基金（ACA），并成...
一篇名为《炎黄伪刊五问》的文章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发，质疑中国艺术研究院涉嫌侵权的行为以及中国司法部门对此案不予受理案件的态度。中研院至今没有对炎黄春秋“伪刊”一事发声，而《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掷地有声的对“五问”进行了回答。
我在6月1日的评论“军报文章用意何在”里写道：“但凡对中共内部运作机制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对中共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权力是军权。中共用枪杆子治国，也用枪杆子治党。领袖之所以能凌驾同僚凌驾全党，就是靠的枪杆子。例如五十年前，196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本来与会的中央委员们大多数都是不赞成的，但一个个还是乖乖地举了手。原因就是，此前毛泽东早已调兵遣将，做出严密部署，除了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都是毛家人马外，毛还调动了几十万嫡系野战军驻扎京畿。事实上，与会的中委们是在刺刀下投票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这里我再补充一个事例——邓小平92南巡。众所周知，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的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巡视并发表重要讲话，重申改革开放路线，迫使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接受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并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相关决定。邓小平在南巡期间讲了一句狠话：“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这句话明显是冲着江泽民讲的，意思是如果江泽民拒不实行我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我邓小平就要把你赶下台。然而在当时，江泽民身兼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名义上是最高领导人，而邓小平早已辞去所有职务，只是一个普通党员，那凭什么邓小平口气这么大？一个普通党员凭什么可以决定党国最高领导人的去留？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邓小平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枪杆子。虽然在名义上江泽民是军委主席而邓小平在军内已经没有任何职务，但实际上军队依然是听从邓小平的，因为军方领导人大多是邓小平的人。在人治社会里，重要的不是职位而是人脉；重要的不是谁当什么官，而是谁是谁的人。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里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那就是，邓小平在南巡期间曾经在珠海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表面上与军事规划有关。在会上，邓小平把他在武汉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次：“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珠海会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乔石主持的。乔石分管国安，并且被很多人认为具备担任最高领导人的资格和素质，是江泽民的潜在竞争者。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家主席兼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和另一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将军。到会还有杨尚昆的弟弟、解放总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出席会议的军队领导人的强大阵容表明，如有必要，军队高层愿意拥护一个新的领导人。傅高义提醒我们，对于如此重要的珠海会议，中国出版的有关邓小平南巡的书中没有提到，官方的《邓小平年谱》中也没有相关纪录。我们知道，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原著是英文，中文译本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版本，这个版本没有删节，另一个版本是国内三联书店的版本，这个版本有不少删节。纽约时报专门发表文章提醒读者，除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之外，国内三联版也对邓小平南巡一事做了不少删节，有关珠海会议的内容大部分都被删掉了。无论是按照中共的党章党纪还是按照所谓政治规矩或惯例，珠海会议都是非法的。一个普通党员怎么有权召开国家级的会议呢？邓小平在会上公然批评江泽民，这不是妄议中央吗？几个高级干部，背着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召开会议，这不是搞团团伙伙，搞非组织活动吗？这些人居然在会上讨论最高领导的人事安排，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反党集团、如假包换的篡党夺权吗？可是这样一个会就是召开了。身兼总书记、国家主席兼军委主席的江泽民非但不敢去打击、去谴责，甚至连直接出面去打听都不敢。他只好拜托时任福建第一书记的贾庆林给他一份会议录音。在得到这份会议录音后，江泽民非但不敢向邓小平等兴师问罪，而是破例地在春节期间给邓小平打电话拜年，表态支持邓小平的改革路线。《邓小平时代》一书还写道，南巡期间，邓小平在上海逗留了三个星期，那时候陈云也在上海，而邓小平居然连一面都不见，他把第二号元老干脆晾到一边，只是杨尚昆亲自登门给陈云拜年。从这些动作中陈云知道了邓小平获得军方强力支持，于是也不再反对邓路线了。接下来，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书里写到：2月中旬，邓小平回京前几天，江泽民已经在公开说，他拥护邓小平进一步改革的呼吁。江泽民通过从珠海得到的报告认识到，邓小平已经下定决心，假如他不大胆推进改革开放，邓小平就会让他靠边站。2月21日，即邓小平回京当天，《人民日报》刊发了根据郑必坚整理的讲话稿撰写的社论，题为《更大胆地进行改革》。2月28日，北京领导人下发了根据邓小平一周前的讲话写成的中央2号文件。在3月9日至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全部15名政治局委员讨论2号文件时，形成了一致支持文件的意见。3月23日，杨白冰宣布，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是在明确警告那些拖后腿的人。南行后的几个月里，邓小平并没有同江泽民见面，告诉他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江泽民。实际上，据江泽民说，他觉得邓小平仍在考验他，潜在威胁犹在：假如江泽民不全力支持改革，得到军队拥护的邓小平有可能用乔石把他换掉。江泽民决心在邓小平的最后考试中过关。他仔细拟定了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毕业班上的讲话。在这篇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讲话的重要精神〉。江泽民说，要大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没有必要讨论改革姓“资”还是姓“社”。江泽民进而把这些想法概括为一个他估计能得到邓小平赞成的说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6月12日，江泽民以徒弟见师傅的姿态拜见邓小平，问邓小平是否同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显然它是被打算用来取代陈云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邓小平说他喜欢江泽民的讲话，这让江泽民如释重负。江泽民的考试过了关。随后，邓小平仿佛仍然是最后的决策者那样，他让江泽民把中央党校的讲话在内部传阅，如果反响好的话，可以作为十四大的主题。（以上都引自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591－596页）邓小平92南巡的故事再一次证明，在中共高层内斗中，掌握枪杆子是何等的关键。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习马会前，马英九说，他计划在会晤中提出由于北京阻碍其他国家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使台湾难以参与国际间的活动。可是在习马会上以及随后的记者会上，我们却没有见到习近平对此有任何回应。这就引起各种猜测。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习近平有所回应，那也不一定非公开讲出来才行。...
五年前，中国发生一个荒唐的故事，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中国公民冯正虎被上海当局八次拒绝回国，于2009年11月4日起露宿于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92天。每天睡在长椅子上，没有洗澡，最初几天没有食品，只能以自来水维持生命，后来依靠入境日本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民众及海外华人、外国友人的食 品空运援助。他成了一个不能回到自己国家的中国公民，一个上演了好莱坞电影《幸福终点站》真人版的悲剧人物。...
果然不出所料，习近平的反腐败遇到了大麻烦。...
注：今天看了《财经天下》关于冯仑的采访，“我不赞成商人去做商人以外的事情”。看到胡泳老师说，“什么是犬儒，这是个标本。”其实，我不反对冯仑说，媒体和公知不应该绑架企业家，这是企业家个人的自由，但是冯仑认为所有企业家都应该像他这样，对那些不在商言商的企业家，比如王功权，他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其实是自我反对的逻辑。...
文告并同时列出天下围城的发起人名单，当中有「海外八九学生」的王丹、张伯笠、王超华、项小吉以及李进进等；「海外八九参与者」的王军涛、胡平、万润南、郑义、陈奎德、吕京花、陈破空等；「海外香港社团代表」的杨锦霞、关卓中、谢中之、关树越和周盛康。 王丹在文告中表示，1989年民主运动的理想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然而“中共党魁邓小平以装备着坦克机枪的精锐现代军队镇压了这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扼杀了中国人民共同拥有的建立正义与安全家园的伟大理想”。 文告又指出，曾有人以为，邓小平镇压是为了保证中国更好地发展。也有人认为，当年运动的参与者如能更通情达理些，邓小平就不会镇压。但王丹说：“将近25年来的中共维稳统治的现实证明，六四镇压是为建立腐败铺平道路；现在，六四屠夫的子女通过暴力统治劫掠和压迫大众，成为极少数暴富权贵，垄断着发展的果实和机会以及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力。而广大民众则在暴政下承担发展带来的代价和苦果，公民没有尊严、人权和合法权益，甚至连食品、人身、环境与产权的安全都没有保障。” 他说，今天大家比1989年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应当建立宪政民主；建立宪政民主必须结束共产党的腐败专制的统治方式 。中国的问题，就是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而重建政治秩序，就应当从解决六四开始。 王丹说，很多国人都在讨论明年的纪念活动。为此，“我们这些当年的参与者，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向全世界的华人和关心中国发展进步的国际人士提出我们建议的第一号行动计划，我们名之为‘天下围城’行动”。在明年六四那一天，有组织地或者自发地到各地中共驻外机构门前（尤其是使领馆），用全球接力的方式，达到天下围城的规模，以对中共造成最大程度的国际压力和心理震撼，以对海内外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力量达到凝聚和动员的作用，以催生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王丹说，他们将在今年10月1日中共建政65周年之际公布进一步的行动方案，并将在2014年六四25周年之初的元旦，公告行动的纲领、组织和具体项目计划。
“八九民运”前学生领袖王丹，旅美学者王军涛、胡平等人发起的纪念“六四”25周年文告，呼吁华人和国际人士、人权团体于明年6月4日，到中共驻外机构、使领馆门前，发起“天下围城”行动。 （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1日，”八九民运”前学生领袖王丹及当时的参与者、旅美学者王军涛、胡平、陈奎德等人发起的”纪念六四25周年”文告，呼吁华人、国际人士、人权团体于2014年6月4日，到中共驻外机构、包括驻外使馆门前进行”天下围城”行动。 发起者在文告中表示：”八九民运，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且这场运动得到民众广泛支持，因此八九民运理想也是中国民众共同理想，但中共党魁邓小平镇压了这场爱国民主运动，扼杀了中国人民共同拥有的建立正义与安全家园的伟大理想，在血腥之夜后，有人以为邓小平镇压是为了维持稳定；将近25年来中共维稳统治的现实证明，’六四镇压’是为建立腐败铺平道路；现在，’六四’屠夫的子女通过暴力统治劫掠和压迫大众，成为极少数暴富权贵，垄断着发展的果实和机会以及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力。而广大民众则在暴政下承担发展带来的代价和苦果，公民没有尊严、人权和合法权益，甚至连食品、人身、环境与产权的安全都没有保障。” 因此发起者呼吁”全世界的华人和国际人士，各人权团体，在2014年6月4日那一天，能够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组织地或者自发地到各地中共驻外机构（尤其是使领馆）门前，用全球接力的方式，达到天下围城的规模，以对中共造成最大程度的国际压力和心理震撼，以对海内外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力量达到凝聚和动员的作用，以催生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就在不久前的7月13日，前阿里巴巴总裁马云在接受港媒访谈时，肯定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镇压行为，并称该决定是”当时最正确的决定”，此事引发轩然大波，旅美的”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周锋锁、熊焱和”六四事件”被镇压部队坦克轧断双腿的方政执笔发起”关于谴责马云就’六四事件’发表不当言论及要求马云公开道歉的联署”行动。指出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以及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人，对此血腥镇压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且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仍维持对事件的原有结论，亦没有追究任何当事人的责任。 发起人之一的旅美民主人士、作家胡平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表示明年即是”六四”25周年纪念，这段历史不仅是和亲历者的个人命运有关、更关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海外的民运人士也肩负着这种沉重的使命，因此他们从现在起即开始筹备各种纪念活动，”天下围城”即是主要针对海外人士的第一个行动计划，其它的活动也正在酝酿中。 他们期待籍由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唤起各界人士对”六四问题”和当前中国人权现状的重视。让”六四理想”重回民众心中，胡平相信该活动会在民众中产生反响和共鸣，尽管这个单一活动还不足以让执政者低头认罪，但唤醒后的更广泛的民众行动也会带给执政者压力，促使他们正视并解决”六四问题”：”人们对正义还是有追求的，八九民运时几乎是全民性的活动，当时参加者那么多，他们对六四镇压是非常愤慨的，所以都希望有一种方式和机会来表达。” 作者：吴雨 责编：洪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