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大会的万无一失逻辑

办大会的万无一失逻辑

作者：陈志鸿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5-20

本站发布时间：2011-5-20 23: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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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大运会，深圳最近忙得焦头烂额，还是惹了周身蚁。先是警方辛辛苦苦开展“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信誓旦旦要在100日之内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却被宪法学家张千帆批评为“收容遣送翻版”。前事尚未消停，深圳再发出措辞严厉的《通知》，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追究其刑事责任，此举又引来骂声无数，动静之大原是无法律根据的盲动行为。合二为一，邓聿文给深圳判定了死刑，“当一个以移民自居的城市丧失了对外来者基本的宽容精神，当一个以建设法治社会为历史己任的城市不能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它实际上已经死。”(见邓聿文的《深圳之死》)

　　邓聿文可谓对深圳爱之深责之切，十足像个望子成龙的严父，看到一向表现还不错的儿子竟然干出蠢猪一样的行为，不免一时怒发冲冠，痛斥不已。不过，以高期待作为对行为的评判标准，这显然过于苛刻。深圳虽是特区，但并非邓聿文期待的那种法治特区，纵使谈法治，也必须放在现实中，加上“党委领导”的前缀。因此，用应然来批判实然，应然总会高高在上，实然也只能默而不语。

　　其实，深圳之所为并不是“杀出一条血路”的惊人之举，如果放在近年来热衷操办大会盛事的中国来说，更是应有之义。

　　往远点说，北京奥运会前夕，四环内住地下室的外来务工人员被告知“要讲政治，讲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近十万人就被配合出了北京。当时可没报道说，他们是“治安高危人员”。尤为严厉的措施是，如一车中有一人无身份证，全车旅客都会被遣返。

　　往近的说，广州亚运会以“还市民蓝天白云和大地”名义，大规模地驱逐沿街乞讨卖艺人员，“实现涉亚重点区域基本没有流浪乞讨人员，其余区域流浪乞讨人员明显减少及全市街头无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工作目标”。不知道，深圳是不是向大哥广州学习的?

　　当然还有世博会，从字面的规定上，上海没弄得那么刺眼，只下通知要求，“各物业服务企业、封闭式住宅小区要实行特殊时期最严格的外来人员、车辆出入登记制度，建立出入登记台账;发现可疑人员和车辆强行进入住宅小区，要采取必要可行措施予以制止，并视情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很显然，上海做得很聪明，至少当时的媒体并没有给以过大的关注，因此，我们不得而知，到底有多少外来人员因为严格的审查而清出了上海，又有多少人因为形迹可疑被制止进入上海。

　　以上事实已经说明，但凡举办大会盛事的城市，为了安全保卫工作万无一失，都会进行精心准备和严密组织，清理外来务工人员是其中的必做工作。这里的万无一失，可以理解为领导们常在大会强调的：尽一切努力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一旦有突然情况，就必需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最终目的是切实维护好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大会盛事能够得到圆满地举办。

　　你可以批判举办大会是牺牲本地人来成全外国人的享受，然后归结为中国人打肿脸充胖子似的好客之道。这当然有道理，不过在开放的世界里，遮丑只会欲盖弥彰，而且成本是惊人的。如果外国人到中国来，满眼的都是高楼大厦和豪车富人，而没有见到一个乞丐，这会挑战他们的常识。如果他们“别有用心”，说不定又会拿我们人权问题说事，显然，这是领导不愿见到的局面。同时，要做到此点，还得向朝鲜那样，控制来中国的人数，然后规定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看指定的东西。显然，这也是领导不愿做的事情。

　　其实，但凡中国的城市举办大会盛事，很多作为都可以在万无一失的逻辑下找到解释。德国思想家鲍曼论述，现代性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社会对于领导者而言，就像一个花园，是需要改进和修缮的。在他们脑里，有个完美的计划，行将建立的理想社会就像一个美轮美奂的花园，它一旦建立起来，那就是完美的艺术品，增一点减一分都将会让其逊色。向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领导者更是一向热衷战略，喜欢规划，那么社会中的不协调的因素，就犹如花园里的杂草，是必须要被清除掉，因为破坏了和谐。

　　尤为重要的是，制度安排为他们的清除行动提供了激励。大会举办的是否圆满，其实不取决于外国人的评价，当然也甚少考虑本地居民的口碑，标准掌握在上级领导的手里，这是“下管一级”的制度使然。那么上级领导关注的就理应是上级坚决执行的。大会的举办进行有条不紊，显然为自己的政绩上增分，但不必然会带来升迁，这个中的理由，官场之人都深谙其道。但在“干部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制度安排下，社会不稳定就是每个下级的噩梦。换句话说，大会具体运转是否符合规格，那不是举办城市的领导要关注的，他们挂心的是，事关其乌纱帽的维稳工作，即在大会举办其间不能出现群体性事件，更不能出现恶性的突发事件。

　　外来务工人员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成他们意识中的杂草，眼中的不稳定因素，会带来噩梦的高危人员。为什么会这样?英国政治学家吉登斯有言在先，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了保障领土范围内的安全与稳定，它们必需得建立整套严密的监控体系。监控体系的完善取决信息采取技术的发展程度。手机实名制，菜刀也实名制，这一方面说明监控体系在不断地撒网扩散，国家公权力所监控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另一面也说明，公权力已经渗透到私人领域。国家掌握到个体的信息越多，就说明它控制个体的强度就越大，那么它确保领土内的安全和稳定就更有把握。而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让城市管理者对外来务工人员毫无办法，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些流动人口的信息异常匮乏。更为致命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流动性大，且又杂居在一起，又不城市本地居民互通有无，由此一来，他们就成了城市里的陌生人。外来务工人员之间，除了各自有限的几个亲戚朋友，相互并不认识;他们与城市本地居民更是毫无来往，彼此间甚至一无所知。而一旦他们弄出什么动静，作为城市管理者调查起来，简直是大海里捞针。

　　怎么办?既然无法控制他们，那么清除就成了领导者的选项，以万无一失的名义。在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中国，办成清除工作也理应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