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篇文章写于2019年春天，一直存放在我的电脑里。又一个春天来临，我想让它绽放，像春天里的花儿一样，哪怕只有瞬间的美丽。
这是个人微信号被feng的第x天。
x天以来，依然可以进到朋友圈，但只能在墙外巴巴地看着墙内人影绰绰，花香鬓影，热闹非凡，却无法与之对话。我们之间，隔着一层透明却坚硬的“墙”。
我体会到了一种荒诞的虚无感：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你在墙内，我在墙外，我看得见你，却无法与你对话。
让我难受的不是失语。思想不会因为被禁锢而飘散在风中，或者消化如水。相反，它可能因为禁锢而向内发掘，从而到达更深的深处。况且，如果自投于一个监控无处不在的“罗网”，成为大数据的一个点，还不如早点脱离，也许会获得更广阔的表达空间。
让我不适应的是与国内朋友的失联。在微信时代，我们几乎没有留下彼此的电话和邮箱，手里攥的，只是一个脆弱的微信号。一旦被掐断，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微信被feng头几天，感觉自己被这个社会和时代遗忘和抛弃了，一个人在茫茫沙漠没头没脑地走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心里有几丝恐慌。但时间长了，突然发现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清净许多，读书的时间多了。
陆续有朋友惊觉我在朋友圈消失，辗转找到我的邮箱。他们第一个问题惊人的相似：嘿，姐们，你又说什么了？
亲，我真的没说什么。我不过是知晓清华xu教授被停职当天，从《纽约时报》上截了一个标题，并回忆了一下当年采访他的情景，继而感叹了几句：2004年采访过xu教授，谦谦君子，如沐春风。彼时我怀着女儿，首如飞蓬，面有菜色，且脑子经常短路。他不以为怪，反而对我照顾有加。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我首次知道唐德刚，从此好生喜欢，几乎购齐所著。犹记那天我们聊到黄昏时分，窗外斜阳唯余几抹。一别经年，遥望xu教授真性情日益显现，感佩之余不禁为其担心。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他却不藏不掖，无畏无惧，天真如孩童。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士存则国昌，祝他好运。
几分钟后，我打开一个朋友的评论，突然发现微信异常。继而手机屏幕跳出一段话：该微信账号因涉嫌传播恶性 yao yan，被永久限制登录，由于你的账号存有财产，可轻触“确定”进行财产提取或者转移。
我即刻石化。不会吧？我的评论如此温和克制，怎么会被封号呢？一时间我懵了。打电话问了国内一个朋友，他惊讶地问：“你真的不知道在国内‘xu教授’已经是一个min gan ci了吗？我几个朋友提到他的名字，都被feng了。”继而他告诉我，就在那两天，国内一大批微信公号、个人账号、微博被feng。“你赶上这波啦。你别的事都掉队，这回总算踩上点了。”他“居心叵测”地大笑。
接下来几天，没有了微信的我，像掉了魂似的。每天进到朋友圈里，看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又晒娃又煲鸡汤，又愤青又装深沉，我只能默默旁观，而无法点赞和评论。我这才发现，微信其实是一种毒，“服毒”几年后，“戒毒”变得如此困难。
不甘心，我又申请了一个新号。用了三天后，夭折了。仍不甘心，又申请一个，同样的命运。我这才知道，我已经切切实实成为大数据的一个点了，无论如何翻云覆雨，乔装打扮，已经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了。在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神闲气定的如来佛眼中，孙猴子的上下翻腾是多么可笑。
我完全可以用脸书、推特等美国的社交媒体，可是，我一直相信，墙内的人们更需要来自墙外的消息，这样或许有助于开启民智，继而实现民治。
我在中国体制内浸淫了十几年，深知江湖风浪滔天，但去国五年，不知道程度更甚从前。我能说什么呢？从我用微信的那天起，就已经把自己置于一个庞大的jiankong系统之中，已经成为大数据的一个点。“Big Brother”无处不在，你的一言一行，尽收眼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还能往哪里逃？
时值初春，美国东部经历了漫长严寒的冬天后，春意盎然，花骨朵使劲鼓着腮帮，想要表达什么，草儿也欣欣然探出了头，打量着这个波谲云诡的世界。一切看起来充满生机。可是我的心里，却有一团像夜一样黑的浓墨弥散开来，感觉不到一丝春意。相反，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笼上全身，让我身处温室却心凉如水。

我于2014年辞职赴美。似乎自那年以降，中国民间言论空间日益收紧。在咄咄逼人的公权力面前，gonggong知识分子的表达阵地被一点点剥夺，直至集体失声。纵然“被褐怀珠玉”也枉然，因为道之不行，无人赏玉。
于是，知识分子要么学古代的“士”，不惜取义成仁，比如清华xu教授；要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比如Teng&biao博士；要么效仿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比如关注中国底层维权的于jian&rong教授,遁入贵州山野当起了“村长助理”；关注中国社会转型的孙立平教授游山玩水，玩起了摄影；关注政治gaige的胡xing dou教授对时局失望，宣布不再接受媒体采访……
在春寒料峭中，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集体“被沉默”。本来可以成为国家和民族栋梁之材的“士”，却被集体放逐，只能徘徊江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以我比较熟悉的法律领域为例，贺wei fang、张qian fan、王&yi、胡星斗、xu&zhi&yong、Teng biao等，十几年前是一串闪闪发光的名字，但令人唏嘘的是，若干年后，他们的命运如此相似——毫无例外受到无情的daya，要么失声，要么入狱，要么liu wang。
当年的贺教授英俊帅气，笑容迷人，一出场就倾倒众生（特别是女生），一开口更是语惊天下。他大胆直陈司法积弊，让人大呼痛快。那些年，有时翻开同一天的不同报纸，可以看到他接受不同记者采访的文章。那时，先生有话说，也有说话的地方。
自从前些年微博等社交媒体被feng后，据说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法学教授沉心静气，开始练起了书法，写起了打油诗。一个本来可以居庙堂之高为法治国家的建构出谋划策的法学家，却被迫处江湖之远，成了一枚闲人。
由工科博士转为法学博士的张qian fan教授身材瘦小，每次在法律研讨会看到他，脑里便闪过温庭筠的那句“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肠断白苹洲”。他身材虽然瘦小，但说话铿锵有力，在多种场合呼吁中国建立xian zheng体制。其《辛亥革命和中国xianzheng》演讲视频在网络广为流传，他痛陈zhuanzhi社会对人格的戕害，以及中国国民的人格缺陷，听之令人血脉贲张。
2014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令，要求各出版社今后不得出版张qianfan的作品。但百灵鸟终是要歌唱的，许教授出事后，他是中国少数几位仗义直言的知识分子之一，足以让人看到他瘦小的身躯里隐藏的惊人力量。
而后来成为牧师的王&yi当时还是一名研究xianzheng的青年学者，三十出头的他，以“尖锐而沉稳的思想，坚定而机智的表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2005年，他受洗成为jidu tu，后来与妻子一起成立了jia ting jiao hui“秋–雨–之-福”。对中国政治改革失望的他，笃信耶稣基督的爱才能拯救这个邪恶破败的世界。
可是，在一个撒旦横行的时代，他注定要为义受苦。2018年，王&yi夫妇及100多名基督徒被捕。他被指控涉嫌dianfuguojia zhengquan zui，可能面临十年以上刑期。他以使徒保罗的方式为自己的信仰殉道。（注：王后来被判有期徒刑9年）
印象最深的是xu&zhi&yong博士，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学者。2003年，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殴打致死，许与另外两名法学博士俞江、teng&biao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weixian审查，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最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犹记当时我探访北京郊区的收容遣送站，写了《京城最后的收容遣送站》一文，算是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此后，他成立了非营利机构“gong&meng”，与众多同仁探讨如何对中国政治进行温的改良，推进minzhu和xianzheng。当时我还以记者身份报道了几场法律研讨会，其中一场是对刚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实践困难进行研讨。犹记那天许穿着一件蓝色短袖衬衫，寸头。他说话沉稳，笑容羞涩，已是大学教师的他，却有着男大学生般的清新和单纯。
2014年，他在我之前工作过的报社附近一家法院受审，最后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彼时我来美国一年有余，外媒报道那天来了很多群众和记者，最后被警察驱散了。
看着报纸照片里熟悉的街道和高楼，恍如隔世。我从小立志当记者，就是想“铁肩担道义”，让我所处的社会和国家变得更好。可是，从业十余年后，我发现自己多么渺小，甚至无法决定自己能说什么，更遑论做什么。在中国强大的新闻shencha制度下，记者说话的空间如此逼仄，只能戴着脚镣跳舞。而现在，连跳舞都是奢望，顶多在原地打转。
2017年，许出狱。那年夏天我回国，向一位认识许的朋友打听他的近况。她给我看了许的女儿的照片。照片上的小姑娘，聪明漂亮，可是眉宇之间，似乎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沉静和忧郁，与其父何其神似。
看着小姑娘，我不禁泪湿：宝贝，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自己的父亲多么伟大。他曾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坐过牢，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祭品献上，只求上帝让minzhu和ziyou的阳光普照这片土地。尽管他知道，他的牺牲可能不值，因为很多麻木的民众，几千年来习惯用烈士的鲜血蘸馒头。
而贺weifang的学生Tengbiao博士，在历经了被关押、被抄家等境遇后，于2012年离开中国大陆。此后，他的妻儿历经艰险，偷渡至美国与他团聚。如今的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也撰文批判中国的现行政治。但是那片最需要思想启蒙的土地，他却回不去了。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过：“一个人只有在自己熟悉的社会，他的存在才有意义。”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许多人因为捍卫真理和正义，被迫“背着祖国行走”，在异国他乡孤灯照壁。但是，背着祖国行走的人，“祖国也背着他”，从来不会忘记他。
我2000年当记者时，看到报社领导因为记者搞舆论监督被迫向中宣部做检查时，觉得舆论环境太差了，心生失望。我不知道，那是往后十五年最好的时光。至少，你递上一个检查后，还可以接着搞舆论监督，而不会被要求彻底闭嘴。至少，当时还有《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这样大胆敢言的报纸，还有江艺平、李datong、卢跃刚这样铁骨铮铮、唯真理不唯上的报人，还有《yan huang chun qiu》这样深刻反思中国历史的刊物，以及张sizhi、茅yu shi、吴思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自2013年始，中国媒体更是自我阉割或集体沉默。当年欣欣向荣的新闻调查领域已经江河日下，荒草丛生。
2017年，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在册新闻调查记者仅剩175人，传统媒体中的调查记者保有量仅130人。而在六年前，这个数字还是306人。别忘了，我们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我所熟知的多名知名调查记者要么转行搞文学创作，做PR，要么创立自媒体，要么周游列国，寄情山水，坚守者寥寥无几。
李海鹏，前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其代表作《举重冠军才力之死》等成为中国调查报道的代表作。他之后离开了南方周末，加盟《时尚先生》，从此远离新闻调查报道，成了一名时尚人士。
后来，他在微博中说，“社会癌症是大家都退化了，不想酷了。我们失去了新闻业与调查记者们，失去了部分真相，失去了部分真实的世界，也没什么感触。在今天的生活里它们并不重要。肯定和欣赏一个人一件事很酷，很勇敢，很少数派的年代是有过，把逆流而上视为一种性感的年代是有过，但那都过去了。所以我们并没有真的损失什么。你只能损失掉你珍视的事物，只能损失掉你曾竭力捍卫的事物，你不可能损失掉你配不上的事物。”
Jiang xue，前陕西《华商报》首席记者，中国知名调查记者，曾报道黄碟事件、“星火案”系列等。2015年，她离开传统媒体，创办自媒体“雪坊”，成为独立记者。结果公众号数次被封，如今，“小雪坊”小心翼翼苟全于乱世。
公众号屡屡被封后，她反省：是放弃这样猪圈里的表达吗？还是我们的宿命就是要在猪圈里打滚，直到有同一天猪圈被掀翻？我不知道……我不过和无数的人一样，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信息难民，就这样挣扎、徘徊，怀揣一个终极问题：如果猪圈不倒，我们该怎么办？
在一个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如果你还坚守理想，不啻于一个人在灼热的夏日举着冰淇淋站在路边。路人都看到你手里的冰淇淋融化成水，而你却浑然不知。
回望十几年前，我们仰望星空时，虽然雾霾深重，但仍可以看到几颗小星星在闪烁。当时虽然政治gaige停滞，但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给公共知识分子开辟了很好的言论空间，民智被开启，整个中国呈现出小阳春的景象。
那时有压抑，但也有舒展的空间；有泪水，但也有欣悦的片刻。大家对知识、真理和正义的渴望和追求，虽然比起上个世纪80年代稍有逊色，但比当下实在强太多了。
记得当时北京有很多独立书店，那里成了知识青年见的聚集地。比如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有时我在附近采访，就抽空去书店转转。那些散发着油墨香的社科类的书，总是让我着迷。每次背一堆书回家，然后坐在沙发里如饥似渴地看，女儿也不管了，饭也懒得做。
我居住的小区也有个小书店，经常会邀请一些名人来交流。记得有一年，他们请来了崔永元和李大眼，当时崔和李分别出版了《我的抗战》和《李可乐抗拆记》。广告一打出去，书店二楼的咖啡馆，早早就挤得水泄不通。崔李二人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引得众人哈哈大笑。签售新书时，队伍都排到了楼梯。
当时我办了一张会员卡，每次可以借八本书。于是我和女儿经常一摞摞地借回去看。每个周六，我把女儿从舞蹈班里接出来，然后点一些饮料和食物，两人盘腿坐在沙发上看书，直至天黑才回家。
后来，这家书店搬到了附近商场，与“成龙电影城”比邻而居。观影者来来往往，让人无法静心看书。原来的书店旧址，已经变成一家雪茄吧。门口的上方，一个戴着草帽的西方男人，叼着一根雪茄，似笑非笑，高傲地俯视进出的人们。
我想起了几年前那个夏天，崔永元带着一脸招牌式的坏笑在这家书店演讲的情景。二楼的木地板被踩得嘎吱嘎吱响，无数张求知求真的年轻脸庞高扬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甚至还问了“这个世界会好吗”的深刻问题。
那是一个还算美好的时代。
去岁以来，崔永元以一己之力单挑范冰冰和最高人民法院，结果是，范冰冰交了一大笔罚款后高调复出，而丢失了“陕西千亿元矿产案”案卷的最高人民法院，则以法官王林清在电视上承认自盗案卷宣告了崔的失败。此后，崔永元失声，不知所如。
我的心里突然升腾起一股悲凉：以崔永元为首的、坚守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被打压，意味着一个相对宽松的时代结束了，更严酷的冬天到来了；意味着一个追寻正义捍卫真相的时代结束了，邪恶和谎言大行其道的时代到来了。
2013年以来，我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weiquan律师、记者、NGO组织人员一个个相继被收拾。2018年以来，轮到高校知识分子了。本来应该追寻独立、自由和minzhu的学子，却成了dang文化浸润下的告密者，一个个被举报的教授相继被迫离开神圣的三尺讲台。何其可笑，何其悲哀！
今年3月底，xu教授被停职事件，更是举世震惊。少数知识分子站出来声援xu教授，他们说，我们站出来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害怕。是的，面对一个不讲道理不讲法治、无所不用其极的jiquan政府，他们有理由恐惧。恐惧已经成了这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底色了。
记得前几年回国和朋友聚会，我们针砭时弊，嬉笑怒骂，并不担心座中有“奸细”或隔墙有耳。而现在，回国和朋友（特别是体制内工作）聊点时政，他们支支吾吾，言语极少。偶尔发言，必环顾左右，把餐厅包间的门关上，支走服务员，然后才敢说几句。说完后，赶紧嘱咐：今天所说的概不外传。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些身居体制深处高位的朋友，已经不敢出来和我吃饭了。其理由五花八门，但我知道背后只有一个理由：不便和境外人士来往，免得瓜田李下。
我2013年出国后，大部分隐居在家，鲜与外界交往，遑论政治帮派。我一向视政治为畏途，从来都是敬而远之。可是，因我生活在美国，加上改不了记者的惯性，偶尔对社会不良现象三言两拍。而且出国后视野开阔许多，不再坐井观天，看问题的视角和观点不免和国内朋友有所不同，所以无意之间，他们对我有所顾虑。
让我感到特别荒诞的是，当年在同一所大学读书的热血青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20年后，彼此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分野，从此形同陌路。比如我的一个同学，已经官至副厅，他的工作职责就是网络shencha，把各种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违的信息找出来，进行过滤，从而让老百姓活在太平盛世的幻象中（当然我也知道他人在江湖的无奈，但是无论如何，开枪时请把枪口抬高一寸）。而一些还在坚守新闻理想的同学，则可能成了他的审查对象。人生多么滑稽，又多么残酷。
居庙堂之高者，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自然而然也成了维护者。而在不久前，他可能是这个体制的挑战者。
我认识一个80后“北漂”男记者，很有才华，也很有正义感。我们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他到另外一家媒体工作，不久被某部委领导看中，调过去负责网站。一下子，他的户口、房子等问题都解决了，从弱势群体变为了权利群体。从此，他说话打着官腔，动辄“刚才和某某部长谈事”，让我感觉越来越陌生，我们渐行渐远。
我痛惜一个有理想有志向有才华的中国青年最后活成了他当初厌恶的样子。一旦利益得手，行径竟与当年他反对抨击过的群体和人员无异。由此可见，体制对人的浸染和异化是如何厉害。这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知道，在这样的时代，很多人之所以蜕化，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恐惧，二是无知。
虽然人类已经走到了21世纪，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ji&quan国家，人民依然无法享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好像一枚弱小的鸡蛋，面对坚硬的石头，只好悄悄滚到一边，因为他们知道以卵击石的后果。他们偏安于一隅，过自己的小日子。他们的口头禅通常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了。
可是，亲爱的朋友，解放初期，地主和企业家也以为天下太平，从此无虞，可是一夜之间，财产充公，家破人亡。面对一个ren zhi大于法治的政府，你的安全感只是瞬间幻象，千万不要当真。更何况，世间万物，兴衰有时，历史大势谁也阻挡不了。当历史潮流滚滚而来时，它必惊涛拍岸，摧枯拉朽，“猪圈”也必被水冲垮。所以，醒醒吧。
而部分无知的人，他们以为江山永固，眼前的世界是永恒的，他们可以永远是人上人。可是，他们知道吗，明朝存续了276年，时间够长吧？但李自成率军攻破京城时，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仓皇出逃，多少王公贵族自杀身亡。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永恒的君王，也没有永固的江山。上下五千年，兴亡一瞬间。“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因为深信历史洪流浩浩汤汤，终将摧枯拉朽，所以微信被feng后，我并不愤怒，也不悲伤。相反，觉得无比可笑。他们筑起了高墙，可以挡住人们对花朵的瞻望，却阻挡不了春天的来临。这是永恒的历史规律，谁也阻挡不了。
2009年，在狱中的xu&zhi&yong谈及他的中国梦：我希望我们是个自由幸福的国家。每个人不需要违背良心，只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就可以找到合适的位置；一个简单而幸福的社会，人性的善得到最大的张扬，恶得到最大的抑制；诚实、信用、友爱、互助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没有那么多烦恼和愤怒，每一个人脸上是纯真的笑容。不管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不管这个国家多么扭曲多么荒谬，它都需要有一批勇敢的公民站出来，遵照他们的信念，把他们的权利、责任与梦想变为现实。
这也是我的梦想。我将以最大的耐心活下去，穿过凌厉的严冬，穿过暧昧的人群，直到春天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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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世钰 (Shiyu Lin）系前媒体人，传记作家。曾出版《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和《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等书籍。后者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虚构类）”。目前旅居美国新泽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