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9日，大陆《时代周报》报导了一条由余以为撰写的“拖垮了苏联的“特供””的文章，该文指出特供体系导致了苏联庞大的特权阶层，使苏联经济沉痾难起，最后苏联解体。该文发表以来，立即引起国内外很多中文媒体转载报导。
“特供”拖垮了苏共
报导指出，斯大林模式主要是政府全盘控制生产环节，而在分配环节则分为两部份：一部份是特供体系，一部份是普通商店。特供商店商品丰富，价格与国际接轨，普通商店不仅价格高，而且长期短缺，有钱买不到东西。
在苏共的特供体系下，特权与职务挂钩。为维护干部队伍的稳定，领导干部终身制，干部 通常只升不降，升到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便终身任职不用退休，特供系统不仅按级别照顾领导干部，而且扩大到他们的 家属，形成庞大的特权阶层。该政策严重阻挡了年轻干部的晋升通道。为了调动年轻干部的积极性，苏联政府不得不增设机构以增加 领导岗位，到上世纪70年代末，苏共中央直属的部级机构达20个之多，其中大部份与政府机构重叠。
虽然苏联的生产效率较二战前有一定的提高，因为庞大的特供体系占用了苏联的经济增长的大部份成果，所以苏联的国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
特供系统稳定了干部队伍，但是特供机制对经济增长毫无贡献，而且负担越来越重，等到戈尔巴乔夫接手的时 候，苏联经济已是沉痾难起。虽然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经济改革，但由于在特供这一政治、经济混合的体制下，根本动摇不了这一庞大特权阶层，适逢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发钞失控，以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这才不得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舒缓社会压力。
然而当一触即到政治体制改革后，苏联共党也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中共中央国家机关都有特供食品点，百姓所吃的有毒有害食物，跟国家公仆们毫无关系。（网络图片）
“特供”正削弱中共
无独有偶，2011年5月11日，《南方周末》报导了一篇“中国“特供”食品供应商不完全名单”文章。文中详尽列举了很多特供食品，这些包括了人们常吃的各种蔬菜、水果，而且还包括了养、鱼、鸡、鸭、蛋、大米等各种肉食、主食食品；特供不仅是北京仅有，其他各地的政府机关部门都有自己的特供基地。
文中还列举了一个南方周末记者从房山区有关部门证实的实例。2007年8月27日，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发表的一篇题为《副区长王忠海就特供农产品情况进行调研》文章提及，“设施草莓、波龙堡葡萄酒、 平汤渫、白灵菇、‘卓辰’排酸牛羊肉、宏利肉鸭、长阳葡萄等一批农产品被国家机关选为特供产品”。
这些基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无化学污染，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提供的食品是“四保”，即“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
“中南海吃”特供食品””也已经见诸海内外媒体了。”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不少媒体报导与披露，中南海与奥运会都专供”三元”奶，且三元企业自己也对外声称：“三元奶极品是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座上宾。给中南海特 供的三元是优良品种的母牛乳液。”
“中国“特供”食品供应商不完全名单之一的一供应站。（网络图片）
有评论文章指出，“大陆毒食品肆虐因高官富豪食特供”。有评论指出，当今中国人吃的是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有色馒头、瘦肉精、2000多种各种添加剂，这不仅影响中国人民的体质，而且很多有毒食品能导致各种疾病、生育能力下降，最后能使中国人断子绝孙。
也有评论指出，当局放任“特权”部门“特供”蔓延，只能造成新的分配不公，激发民众不满情绪，影响整个社会稳定，更严重的是会加速社会公众利益保障体系的崩溃。
将衣食住行等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全部由政府分配，这是苏联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称作军事共产主义。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苏联遭遇严重的粮食危机。在一次会议上，时任粮食部长的瞿鲁巴突然昏倒，他是饿晕的。作为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却没能填饱自己的肚子，这样下去队伍没法带了，列宁当即指示设立“疗养食堂”。“疗养食堂”就是“特供”的最早起源。
“疗养食堂”只能让一部分人先饱起来，“疗养食堂”之外的惨象，由中国报纸派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瞿秋白忠实地记录下来：“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苏联饥民甚至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穿越边境的苏联难民中间混杂着数不清的武装分子和间谍，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中国各界捐款捐粮，合力组织“俄国灾荒赈济会”，集粮数百车过境救济俄国灾民无数。李大钊和彭泽湘等人最初都是以“俄国灾荒赈济会”的名义奔赴苏联的。
1920年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恢复市场交易，经济形势得到改善，但是斯大林打倒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之后，终止新经济政策，开展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后来被称作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虽然是从新经济政策朝军事共产主义的方向倒退，但没有完全回到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斯大林模式主要是政府全盘控制生产环节，而在分配环节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特供体系，一部分是普通商店。
特供商店商品丰富，价格与国际接轨，普通商店不仅价格高，而且长期短缺，有钱买不到东西。二战后，苏联的生产效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国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因为庞大的特供体系霸占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
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说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特供体系下，特权与职务挂钩。为维护干部队伍的稳定，干部通常只升不降，升到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便终身任职不用退休。领导干部终身制，堵住了年轻干部的晋升通道，为了调动年轻干部的积极性，不得不增设机构以增加领导岗位，到上世纪70年代末，苏共中央直属的部级机构达到了20个之多，其中大部分与政府机构重叠。特供系统不仅按级别照顾领导干部，而且扩大到他们的家属，形成庞大的特权阶层。
特供不仅要满足特权阶层的消费需求，而且是黑市商品的主要来源。苏联的特供体系也不局限于特供商店，而是深入到了服务业，医疗保健、子女教育、休闲旅游自不必说，连空姐和飞行员都是特供的。特供系统稳定了干部队伍，但是特供机制对经济增长毫无贡献，而且负担越来越重。当家人知道状况不可持续，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在领导层引起特供受损的担忧，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等到戈尔巴乔夫接手的时候，苏联经济已是沉疴难起。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他最初也是从经济领域开始改革的，只是没有成效。在198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说：“决定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方向的，不是市场，也不是自发力量，而首先应当是计划。同时，应当对计划工作采取新的态度，积极采用经济杠杆，为发挥劳动集体的主动性提供广阔天地。”不作私有化改革，不准许个体经营，不开放外商投资，仅仅扩大国有企业主权，实行工人选厂长的所谓“民主管理”，这些措施导致生产效率下降。适逢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发钞失控，以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这才不得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舒缓社会压力。
在特供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苏联领导层所能想到的改革方向，是把自己熟悉的特供体系扩大，希望最终把工人阶级也囊括进特供体系中去。不过，历史没有让这个目标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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