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本名为《中国震撼》的新书受到高调追捧，开始大红大紫。作者张维为目前任瑞士某大学教授，曾经担任过邓小平的翻译。该书据说自今年1月出版以来，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曾经几度断货，六次加印，累计印数已达14万册。包括《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内的全国几十家媒体均在突出位置，用较大篇幅刊登了数位砖家同行的书评文章和对本书作者的采访报道，一时间风光无限。香港《文汇报》还刊登宣传文章说，“走中国自己的路”，这条路我们走对了，要继续坚持走下去，这就是《中国震撼》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道理。作者称，根据自己走遍全球100多个国家的观察，“总体上，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国”。
事实上，几年前全世界都感很兴趣的两个热门话题是，其一为“中国模式”；其二是中美国。也事实上， “中国模式”将把给中国、美国乃至这个世界带至何方，至今争议不断。
其实，当前的这种“中国模式”并非真正中国自己的模式，而是苏联模式的变种，即共产极权加国际资本，对内以低收入、低社保与高房价压榨人民，对外以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政府出口补贴来占领市场的极权资本主义模式。
从短期来看，这一模式既有利于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成本，也有利于降低美国的通胀风险。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一“中国模式”给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所带来的危害要远远高于所得到的短期利益。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体制内专家学者都指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过多地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效率低下。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接受《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胡舒立采访时曾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年均GDP增长率在9.5%以上，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是增长的质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也指出，中国近些年GDP的快速增长主要靠房地产拉动，这是最主要的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这几年GDP的快速增长主要把出卖土地，把住房交易做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易宪容认为，如果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不挤破，那么中国的GDP数据再高也是没有用的。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一方面出台政策，控制房地产市场无序扩张；一方面又把房地产业做为GDP增长的工具。易宪容表示，从根本上说是政府把GDP做为考核官员政绩的理念没有改变。追求GDP高增长的目的，仅仅是面子工程，给官员脸上贴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改善民生，也就是说只有着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但在中国GDP持续高增长的背后，贫穷的民众比率非常高，北京等大城市的低收入民众占80%以上。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刘正山也指出，在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不协调的情况下，中国各地政府把发展GDP做为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地方政府要想保证GDP增长的硬指标，就必须把数字做上去，而见效最快的手段就是加大投资。相反，如果把资金用来技术创新，短期内看不到效果，官员政绩无法体现。因此，现在中国GDP数据实际上仅仅提供了一个漂亮的数据而已。
刘正山还认为，从目前的数据看，中国经济照此下去是难以为继的。他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所需要的投入是越来越多。刘正山说，依照广义货币供应在GDP所占比重，中国经济发展是低效率的。在2009年底的时候，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M2)是60多万亿元人民币，但是同期的GDP数据也就是30万亿元左右，两者的比重是在200%上下，而正常的比重应该是100%左右，这个比重越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就越低。他说：“这个数据充分说明，在这个社会的GDP数据在增大的同时，实际上你需要的货币供应是越来越多的。这从反面说明，经济发展的效率也是越来越低的。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刘正山博士说，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广义货币供应在GDP中所占比重的标准应该是在100%以内。他认为，中国GDP增长严重依赖货币投入，跟政府一贯的经济发展思路有关。在“低消费，高积累”的指导下，中国大量的资金用来投资而不是消费。刘正山说，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的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一直是下降的。他认为，在钢铁水泥等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为了追求GDP的高数据，而继续投入大量资金，只能产生更大的低效率，是另外一种浪费。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胡星斗对自由亚洲电台说：“GDP虽然高，但是人均收入确是在世界上排名靠后。而且中国工人的工资和农民的收入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中国的GDP的水平很高并不能反映人民的富裕程度。确实应当叫做国富民穷。”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约3800美元。而中国政府2010年的财政收入高达8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二富有。有调查显示，中国最低年收入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158位，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指出，各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打架”，本质上还是考核体制导致地方政府惟经济论，使得各地数据出现“掺水”。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7月份就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复苏的艰难程度都超过预期，中国的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中国官方经济学家提出，中国经济目前主要面临六个“两难”局面：包括“保增长”与“调结构”；稳定通胀与物价上涨压力；“控房价”与“保经济”；工人加薪与制造业下滑；人民币升值与出口不稳定等。
北京方面也承认“中国模式”不可持续：中国必须更依赖家庭消费，尤其目前正值西方勒紧腰带以消除过度的负债，造成中国出口前景黯淡。不少专家确信，中国未来新增长模式将建立在以下基础上：城市居民消费、技术创新以及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不过，也有人态度保留，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太晚才开始想要摆脱投资密集的出口增长模式，其次是执政党将无法战胜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
一些身处当局核心的人士也有着同样的疑虑。中国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长期以来认为,中国需要实施稳健但深远的政治改革，他在《中国向何处去》中谈到，只有精简政府架构、鼓励小企业发展并消除房地产市场扭曲，才能避免政治翻车。“我们向哪里去?所走的道路选对了,我们就可以避免坠入发展陷阱;走错了,我们就可能跌入社会政治动荡、经济发展缓慢的‘中国陷阱’之中，承受经济凋敝、国家竞争力下滑之痛”，周天勇写道。他认为，若政府继续奉行“特权行业、大企业、大资本和大项目”的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国陷阱”。
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洋认为，政府本身、其依附者以及国有企业，就结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姚洋表示，执政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应认识到如果希望同时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稳定，除了实现更全面的民主化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强势和特权集团的出现，阻碍经济成长所创造的福利在社会中的公平分配，结果可能枉费共产党以经济成长换取民众服从统治的策略，他说。
首先，看人权状况严重恶化的山东即2006年上半年GDP稳居全国第二的省份，不仅没有现代政治文明观念而且环境破坏极其严重，渤海变成污染之海的主要“贡献率”即来自山东。是山东的GDP第二名重要还是渤海的“死海”后果挽救更为重要？这个再简单不过的提问，北京决策高层无一人回应。
其次，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掠夺性开发相关，许多暴富地区与暴富行业已经不顾最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如山西的诸多“血煤”事件，几乎让人充耳不闻。而素以中国经济第二火车头之称的长三角地区，已经开始全面负担环境成果，此判断以土壤环境质量整体恶化为依据，据凤凰周刊披露，“2004年，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调查结果表明，江苏部分地区的小麦、大米、面粉里铅检测率高达88.1％”；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披露：1991年至2004年，无锡市肝癌、胃癌、肺癌发病率明显上升。
第三，国家环保系统试图推进的绿色GDP核算体系，最后演化成与统计体系的权力之争。在中国，掌握GDP数据的最后公布就相当古代司天监拿星相变化说事那样，具有说服君王的代天言事的权威。
第四，单纯追求GDP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政绩考核办法，不仅导致了教育产业化即为“大学圈钱”这样的文明之耻，而且还导致了“官德无赖，民风普坏”的结局。
“中国模式”的新僵化意识形态，从经济学逻辑与国家治理策略上来说，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公共品的结构效率的巨大损失，即存在严重的制度悖论：
一，向民主制度转型的“模糊方向”有之，但无实现的规划；民主意愿更多地演化成外交辞令。这不仅是政治道德的危险，而且还是类于环境污染的国家负资产。日积月累的结果不是挺过危机，而是全面的社会崩溃。
二，在防止制度解构又无更辙决心的悖论下，所有的改革说辞都将变成所谓打改革者脸面的巴掌，而不是打到自由人士屁股上的荆鞭。
三，在宪法弹性区特别是信仰自由方面，政府一直在试图在本该属于民间且很私人的空间里实施霸权行为。由于没有更清晰且合理的双方互信制度安排。
四，既便是被社会认为效率并不高的一些公共品（如地方人大），在发挥作用时，也会受到“维护稳定的特权”的压制，如四川仁寿县警方横闯省人大，“捉拿”被省人大邀谈的上访者的事件，就表明了“GDP—稳定”模式的政治后果。如此，也可以联系分析中国国际环境总体变坏的“内部制度，外部辐射”状况。
五，中国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已经远远不能用群体事件来解释，因为群体事件主要是针对公共政策的，而小集团之间的冲突则是“不可谈判——代理人缺位”导致的。
目前，执政集团还没能从政治学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或者更倾向于评估自身利益受损的风险。因此，社会集团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社会整体的解构，趋向越来越严重，许多本可在谈判条件下解决的问题轻易地诉诸集团暴力。这种集团暴力本身是由公共品缺位导致的人格尊严丧失的结果，更多的不是经济利益。
这种极权资本主义模式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社会资源与财富以最快的速度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抑制了内需，严重扭曲了社会经济结构。过剩的国内生产力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向海外市场倾销来消化。
在当前的中美国这一构架中，随着中国迅速膨胀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扭曲的经济结构也已经影响到美国，美国的经济结构也随之而发生扭曲，乃至全球经济体系也因此而失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即是这种扭曲与失衡的产物。
当前的“中国模式”不彻底改变，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巨大负面影响就不可能消除，导致世界金融危机的因素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模式”正在积累诱发下一次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的因素。
这种“中国模式”严重污染着环境，急剧消耗着全球的不可再生资源。“中国制造”的廉价是以严重压制人权与破坏环境为代价的。这种“中国模式”在吸引来自全球的巨大订单的同时，所造成的污染已经使中国的整个生态环境濒临崩溃。而这些严重污染正在随着空气与水的循环流动而蔓延至全世界。中国的能源利用率远远低于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国模式”大行其道的代价之一是全球的不可再生资源将以最快的速度耗尽。到那时，能源争夺很可能演变为能源战争，而最需要大量能源来维持这种“中国模式”的中国最有可能卷入将来的能源战争。而军方将领进入“国家能源委员会”，即可看做当局对未来这场能源战争的未雨绸缪。因为他们很清楚，按照现在这种“中国模式”的能源消耗速度，将来的能源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模式”在短期内的成功一方面让权贵阶级有更多的资源得以对内压制民主，侵害人权，对外收买院外集团，援助恐怖主义与流氓政权，牵制并削弱美国，另一方面也势必加剧社会不公与贫富差距，由此而长期积累的矛盾终将引发执政危机。以极权权贵的所作所为看，它很可能借煽动民族主义，对外发动战争来转嫁国内危机。极权权贵们长期以来，一直以美国为假想敌做最后的决战准备。一旦中国对外发动战争，美国很可能首当其冲。
由此可见，当前的“中国模式”虽然为中美两国带来了短期的繁荣，然而它就像一辆马力越来越大的火车头，已经把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拴到了一起，而且已经呈现出日益失控的趋势。如果不能及时踩下刹车，这种“中国模式”将把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拖入毁灭的深渊。可是权贵们非但不会对这种“中国模式”踩下刹车，反而它踩下的是加速的油门。
因为这一“中国模式”，不仅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权力基础，而且也是其以生存的环境。但 “中国模式”，即却正在将中国乃至全世界拖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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