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开放中共党史研究有没有危险？

杨奎松

>>杨奎松：开放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有没有危险？当然有。今天一些人特别痛恨赫鲁晓夫，他们认为，前苏联的亡国就是因为赫鲁晓夫1956年揭露了斯大林血腥统治、草菅人命的问题，导致了苏联共产党逐渐走向末路。这种说法不是毫无根据。只是，被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直接危害到的，并不是苏联共产党本身，而是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危害的造成，恰恰是因为长期以来苏联政治历史的部分真相被掩盖了，公开的政治宣传只讲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一旦被揭露出来，那些一直在为苏联政治辩护的欧洲共产党人马上就因毫无免疫力而全面陷入被动，他们对苏联政治的信心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这恰好说明，赫鲁晓夫的做法虽然在策略上有问题，但掩盖客观存在的负面事实只会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问题，有没有根本损害到苏共的统治地位呢？没有。苏共揭露斯大林错误虽然揭开了一些伤疤，却抚平了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领导层内部要求为大批死去的战友、同事平反的强烈情绪，结果是带来了更长久的和谐局面，使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再度维系了30多年的时间。这比斯大林实际统治的时间还长。

苏联之所以最后崩溃，其实怪不得赫鲁晓夫。就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拍的一部专题片中讲的那样，根本上是共产党自身的严重异化和种种问题长期积聚一步步逐渐造成的。事实上，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情况与中国1977~1978年毛泽东去世后的情况很相似，如果不敢揭露过去的错误，大胆改革，党的威信及其权力瓦解的危险会到来得更快、更严重。从这一点来看，赫鲁晓夫及其以后历任苏联领导人如果说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他们没有中国的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眼光和魄力。因为他们除了看到斯大林统治血腥残酷的一面外，没有看到斯大林所建立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没有想到要从根本上进行制度体制的改革。因此，他们虽然成功度过了斯大林去世后所出现的政治危机，并且一度在经济上走到辉煌的顶点，最后却还是因为斯大林式的制度缺陷和在此制度下执政党自身的全面异化，被社会和民众抛弃。

>>杨奎松：1982年我初到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党史研究编辑部做编辑，第一次有机会读到毛泽东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我当时很诧异，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正面提到蒋介石和国民党，肯定国民党是抗战的基干和领导的力量，明确要求全党要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三民主义，因为这和我在大学期间学到的中共党史中毛泽东的形象完全不相符合。有一次我就这一点问过身为当年中共党史著名专家的我们教研室（后来称教研部）的老主任，他的回答很干脆：这是斗争策略。我当时很幼稚地反问了一句：“这不是搞阴谋吗？”他的回答也很直截了当：“对阶级敌人就是要搞阴谋。”

党史研究应有更宽广的思维——专访著名现代史研究专家、华东师大教授杨奎松

选自：《南风窗》

官修和民间研究的互相促进

《南风窗》：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和党史专家，您觉得中共党史研究的魅力在哪里？

杨奎松：生长在中国这个社会，凡经历过各个不同时代，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中国人，大概没有几个不想了解中共历史。“文革”结束后曾经有过一个党史大讨论的热潮，那是因为经过了“文革”那样大的一个反复后，中共党的历史被搞乱了。改革开放后逐渐“拨乱反正”，很多历史，包括历史上很多人的评价都有了新的说法。1980年代后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先生领着我们创办《百年潮》杂志，一个重要的想法就是想让专业学者介入这样一场大讨论，把他们的研究成果，通俗地介绍给普通大众。

2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情况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但是，伴随着现实生活中问题越来越多，大学教育的普及和读书人的大量增加，关心中共党史的人不是越来越少，反而是越来越多了。

中共党史研究的最大魅力在于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中共自1921年建党以来迄今已有90年历史，自1949年以来执政也已超过60年。我们今天的一切成就、各种问题，多半都可以从中共以往的历史中找到其生成发展的脉络或线索。而众多关注现状与历史联系的读者，更是通过各种形式直接间接地参与这种历史研究的活动，与研究者形成积极的互动，这些都使研究者更感压力和责任。

今天不同于以往的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官修归官修，它并不禁止民间中共党史研究的存在。过去曾给过中共党史研究民间爱好者或学术研究者以较大压力的“正本”（或“正史”）的概念，今天基本上不复存在了。今天研究中共历史，文献史料、回忆口述史料之多，远胜于改革开放前。也正因为有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这二三十年来民间的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不仅揭示出许多历史真相，而且促使官修党史在不少史实叙述上也做出相应的修正。

《南风窗》：有句话叫“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您怎样看这种情况？您研究工作的难处都有哪些？是否会遭遇“研究瓶颈”？

杨奎松：所谓“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其实讲的是历史长程中的一种现象，即后来者在看历史时，往往只看到了胜利者留下的种种记录，失败者的历史痕迹常常被湮没了。这就像我们今天讲美国建国史，讲得最多的一定是欧洲移民的开拓史，印地安人的历史很多都毁于这些开拓的过程难寻其踪迹了。但是，真正的历史是没有办法靠主观书写确立其不可动摇的地位的，这一代被掩盖了的，下一代一定会被发现并纠正回来。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几个国家的胜利者会特别在意去做历史的书写工作，越是到现代社会，这种情况就越是明显。自上个世纪以来，基本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因为取得了执政的地位，就来组织书写自己的胜利史。

共产党国家书写历史，其实是旨在弘扬其“道”、“义”之所在。因为它书写“历史”的目的是像龚自珍讲的，意在“出乎史，入乎道”，是用来育人和资政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大致也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改革开放了，党史研究还是有很强的政治性。

不过，就大的发展趋势而言，现在的学术研究自由比改革开放前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