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的“撒谎”与秋风的“失礼”

郑永年的“撒谎”与秋风的“失礼”

作者：徐柯建新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5-31

本站发布时间：2011-5-31 22: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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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0日，自由主义儒者秋风先生在他的新浪微博说：复旦上海论坛闭幕式，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秋风“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起身离开。经过主席台，手指郑氏，高声痛斥撒谎三声，临出门再斥一声，方觉痛快。我想不明白，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变态?”这条微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支持秋风的人甚至说“郑就是个政治理论混混，秋风说其撒谎，是客气了。我将称之为吹箫客、说是求被包养的面首也行”，反对的人甚至说秋风“只是挥着意识形态大刀胡乱砍杀而已。这种人说白了就是当代十字军，眼里都是幻象”。双方针锋相对，我仔细研读了速记稿《郑永年在上海论坛的演讲》 ，发现秋风先生的言行虽然有些不妥，但是他批评郑先生“撒谎”甚至“变态”，却是有根有据的。

　　1、任期长短问题

　　郑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mlh革命，中国有最高领导人的卸任制，虽没有西方的民主形式，但已有西方的制度形式，阿拉伯世界尽管有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但它基本上是一个人统治，一统治就二三十年，一个人如果在台上呆二三十年谁也不会喜欢你，不管你做得多么好，中国因为卸任制很好地避免了这个缺陷。

　　郑在撒谎，党国没有发生mlh恰恰是因为不像阿拉伯世界已经有了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公民社会的力量严重缺乏，容忍表达抗议的空间非常有限。十多日前，党国刚刚警告了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党国此举恰恰暗示他们很明白阿拉伯世界mlh的发生与西方模式的民主大有关系。其二，朝鲜最高权力是赤裸裸的父子相承，极权的程度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但是朝鲜为何没有发生mlh革命呢?至少，朝鲜短期内比党国更没有mlh革命的威胁。可见民众是否乐意接受统治者，并不是能否发生mlh革命的唯一重要原因。其三，墨西哥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只有四年，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墨西哥的这一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墨西哥是权威主义专制，社会抗争乃至革命也持续了几十年。

　　可见，假如某国没有发生mlh革命，与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长短并没有根本的关系，而且也不意味着民众乐意接受非西方自由民主的现政权，而是民众根本就没有机会、没有力量去反抗。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任期长短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一也。

　　2、代际更换能力强弱问题

　　郑认为中国的代际更换能力非常强，比任何一个国家的都强。这里，郑先生又在误导我们的思路。党国官员的代际更换能力是不是这样强大并不重要，代际更换能力的强弱与一个国家的治理是否良好，民众是否自由是否幸福，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并不用刻意去限制官员的年龄，而是要去限制官员的权力，限制权力才是根本，官员的权力得到限制，民众的自由才有保证，有自由才有活力与繁荣。

　　威权主义下的年龄限制，一到35、40、55、60就得靠边站等等，不但不能解决社会治理的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可恨或可笑的问题，比如，吃皇粮者的膨胀，与这个年龄限制很有关系。更重要的，何止是浪费人才，简直是折磨在那些本想推行善政、做些实事的精英，过多的年龄限制反而限制了政治智慧。美国有的国会议员八十几岁、九十几岁，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许多时候，久经自由民主政治历练的老人也能够带来卓越的经验智慧。

　　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代际更替能力强弱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二也。

　　3、执政党基础问题(所谓的“开放”)

　　郑永年先生说：执政党不是一个家族性的政治，而是一个群众性政党，其根据是执政党慢慢变成一个向各群体、各阶层开放的政党，以前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资本家的，但九十年代向私营企业家开放，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可以当干部，做官。而西方的多党制，一个党左一点、另一个党右一点，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据此，郑先生认为，执政党的基础甚至比很多西方类型的政党制度要广泛得多。这个论证很有意思，我再给郑先生增加一点意思，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要加入少先队，大多数的青少年是共青团员，依照郑先生的逻辑，党国的基础其实比先生想到的要广泛得多。而且，只要执政党愿意，他这个基础还可以扩大好几倍，比如，将党员扩充为两三个亿，那么执政党的基础大概就可以空前绝后了，完全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好几次了。

　　但是，党员的多少、党员的阶层成分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党国的性质，资本家能够入党不过是党国“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罢了，不过是不走极权主义、改走威权主义罢了，这有什么可傲人的。威权主义者可以根据需要，引诱某些人入党，必要时甚至可以强迫入党。政治学的常识是，能够掌握国家社会权力的人总是少数人，党国的党员越多，并不意味着党国权力的分享者越多。威权主义之下党员证向全民的开放与扩充并不意味着合法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执政者所代表的基础越广，只是意味着执政者集团的内部调整，或许有时候还意味着可以收取的党费更多，身不由己的人更多，人格分裂的人更多，能够保持正常情感智慧的人更少。

　　而自由民主之下的政党，各政党无论人数多少、无论或左或右，他们想取得某届政权，都得努力讨好民众，在政权的轮替过程中与各派相互妥协的公共政策中，多数民众的利益得到了表达与维护。一个政党倾向于自由民主与否，与其党员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

　　不需要多大的智慧，一个人只要不是自我封闭，只要多接触一些信息，就能弄懂党国是哪些人在统治：不过是几十个家庭(或几百个)而已，其家族政治性质与美、英、日等国相比，只会更加显著。将政权基础问题(合法性)问题偷换为执政党党员的阶层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三也。

　　4、竞争与参与的问题

　　郑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开放”与“竞争”等，“开放”问题上文说了，这里看看竞争：郑认为中国的政治领域也讲竞争，但不是说完全自由的竞争;如果没有竞争，社会参与也不可能，中国经济的改革成功就是有各个社会阶层的参与，政治上也是这样，中国现在不同层次也在做，像地方选举已经进行了，各个地方在党内的公推、公选;中国有它的好处，就是把选举跟选拔结合起来。

　　这更是在赤裸裸的撒谎，把走走样子的“选举”说成是中国模式中的“竞争”，真是如秋风所说的，是在侮辱众人的智力。至于选举跟选拔的结合，不仅选举是走走样子，许多时候选拔也是秀秀给大家看的，对党国确实很有好处。

　　5、政策调整问题

　　郑认为：现在西方社会各派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政策调整比较慢。而中国从八九十年代到现在，政策变化还是非常快的，重大的几次政策调整还是非常及时，“现在我们看到政策调整有困难，我自己个人相信，如果共产党领导一旦有他坚强的意志力，做政策调整是可能的，这个非常好。”

　　其实，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文明已基本成熟，不要大调整，哪怕有时反对派真是为反对而反对也不会造成多大的问题。而党国目前不但是政策需要大调整，制度也是需要大调整，但最近十年却没有什么重要的调整，甚至还在走回头路。许多老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看到的似乎是，执政者似乎有坚强的意志力将既定的社会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固定化下来，而不是有坚强的意志力去做重大调整，“这个非常好”!郑先生说的反话真的非常好!

　　6、符合自己文化习惯

　　郑先生说：“我觉得一个政党制度还是要符合自己文化的习惯”。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东方文化与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不大兼容，东方人就习惯威权统治。如果是这样，那么日本、韩国、台湾的自由民主该如何解释?新加坡最近选举中反对党的突破该如何解释?

　　退一步说：何为符合自己文化的习惯?注重民生、不与民争利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但是党国是否做到了呢?传统文化强调执政者要关注底层民众的呼吁、听取社会精英的批评，执政者是否做到了呢。不客气地说，在许多方面，现政权的专制蛮横程度比传统帝制还要严重。

　　7、谁在空想

　　郑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模式怎么发展、应当怎么发展，我觉得不应当空想，要从中国的实际里面去寻找它的本身的发展客观规律。”“既然大家都是学者，在这些方面，对各个方面都要有一些理性的思考，我觉得中国还是要走出自己一条独特的政治模式道路来。”

　　这里郑先生本身才是空想：第一，试图寻找中国本身的发展客观规律，将某种客观趋势当作政治理想，党国的权力政治看起来像是客观规律一样不可动摇，郑似乎希望在权力政治寻找可以赞美和改进的东西。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什么必然的客观的发展规律，顶多只有某个时段某个区域看起来像是规律其实是趋势的东西，而任何社会政治趋势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有足够的社会政治动力。人类的社会政治动力就是人的追求，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多了，占了主导地位，自由民主就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另外，郑先生的意思好像是说中国走了自由民主之路，就丧失了独特性，这也是一种弥天大谎，西方自由民主的列国，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现在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东方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也一样。迈向自由民主并不需要照搬某国的模式，也不会丧失中国的独特性。无论是执政党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的儒家传统，都是坚持普世价值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其他国家或多或少也面对过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会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

　　郑先生的第二个空想是所谓的“理性思考”，用网友的话说是“鄭先生是冷靜的客觀分析，基於現實的强權政治，提出漸進的改良方法”。面对的确实是强权，但郑先生并没有客观分析，他给人的那种理性客观的外表，不过是因为他试图将权力冲突、利益冲突的问题转化为探索独特政治模式的问题，仿佛那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整天呼吁“走出自己一条独特的政治模式道路来”，那不过是一种掩饰。他的所谓客观来自于他的行文不同于党国腐朽的八股文，并且他对党国有一些温顺的批评。

　　旨在追求更多自由民主的政治改良，如果能够获得多多少少的成功，从来都是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进行的，哪怕是台湾较为顺利的民主转型，也不尽是因为遇到了开明的蒋经国，而是首先有强大的舆论抗争、社会抗争。而社会没有强烈的批评，强权政治就没有压力，就不会有什么动力去改进。不敢揭示真实的所谓理性态度与低调言论，根本就不能带来所谓渐进的改良，完全是空想。

　　结语

　　当然，我也要承认秋风先生的此次言行，在某种程度上也违背了儒家、违背了自由主义，其一是他批评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确实有些夸张，但是如果我们说郑永年先生“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之优良，甚至比西方还要好”，这还是可以成立的。其二是他在复旦上海论坛闭幕式的言行，确实比较刺眼，如果秋风先生能够在郑永年演讲结束之后再表达自己的严厉批评，似乎更合乎礼仪。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同秋风先生对郑永年的指责。这个社会，勇于直面暴政、丑陋、虚伪的人太少了，太少了。太多人，太多的学术名流，与郑先生一样，避重就轻、不敢直面权力政治的现实，反而热衷于制造一些虚假的理论与模式，来粉饰权力、美化现实，他们也有所谓的批评，不过是小打小闹。学者们要说真话，说实话，否则既误导执政者、又误导民众。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么怕是跪着向皇上进言的儒臣，也是要说真话、说实话的，所谓“事君有犯而无隐”。今天，学者们在理论上处于比历史上的儒者更为优越的位置，那就是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是党国也不敢公然反对的，学者们理应站起来，比旧时的儒臣更为坦率才行。至于郑先生，乃新加坡人，更不需要看着党国执政者的脸色吃饭，他为什么也能如此地弥天大谎(不止这一次，以前还有很多次，可在选举网、共识网等搜索查看)，那实在是“我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