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没有贫民窟”的“奇迹”（1）：
南非的索韦托
有了“暂住证”，还有一个在哪里“暂住”的问题。一般地讲，工业化、城市化时期出现的大量都市“贫民”常常并不是像一些人讲的：都市原有居民出现“两极分化”、其中一些人“沦落到”贫民窟里。其实，各国城市化中形成的“贫民窟”通常都是由外来的新移民构成。从逻辑上讲，新移民的居住无非有这么几种可能：如果他们足够富裕，可以购买或租用一般商品房。如果他们是贫民，无力这样做，那么在“福利国家”里，他们可以向国家申请廉租公屋。而在“自由放任”国家，得不到住房福利的穷人可以得到“自由”来自己盖简陋的小屋，或者租用“廉租私屋”——这两者都被称为贫民窟。
而所谓“拉美化”，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都市里有大片贫民窟。这受到广泛的批评。
但是，一般西方人批评贫民窟现象，是出于同情贫民，希望国家提供住房福利来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而绝不是主张把穷人赶走。他们也往往根本想不到还会有把穷人赶走的地方。所以看到某个地方没有“贫民窟”。他们就会认为那里没有“贫民”而啧啧称赞。
当然，南非不会得到这样的称赞，因为黑人与白人一望便知，南非的“白人城市”没有贫民窟，大家都知道是强行“清理”黑人（穷人）的结果。但是中国就没有这样“黑白分明”，于是有人说：中国这些年一方面有两亿农民进城，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城市化，但却没有出现贫民窟，这是“举世无双的奇迹”！
但这些人却咽下了本应脱口而出的下一句话：那么，中国的进城农民住在哪里？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南非的“流动工人”住在哪里。
按照当局的本意，“流动工人”应该是把家庭留在“黑人家园”，自己单身进城打工，打到30多岁青春耗尽，就回到“家园”自生自灭。因为南非强制实行黑人土地部落所有制，禁止黑人私有、买卖和处置部落分配给各家庭的“份地”，（说详下文）因此官方假定他们在“家园”是有“退路”的，城市无需操心他们青春榨干之后的归宿，只要禁止他们私搭乱建（illegal
squatting）就万事大吉。因此官方在“白人城市”的边缘设立了许多“集体宿舍区（dormitory
town）”或“集体宿舍院(dormitory
compound)”，并设立了宿舍区与工作地之间的通勤交通。在西方记者笔下，这些单身工人居住在“既像监狱，又像英国寄宿学校的环境中”。[31]而白人城市则保持了“没有贫民窟”的美誉，显得到处是高楼大厦、绿地花园，建筑华丽、规划整齐、市容壮观、治安良好，看不到类似纽约的哈勒姆、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豪姆这样的穷人街区。约翰内斯堡、开普敦等大城市都号称“南半球最美丽的城市”。（组图：约翰内斯堡）种族隔离的宣传家们对这种“有序的城市化”自鸣得意，经常对规劝他们解除隔离的各国（尤其是黑人众多的美国）大加挖苦，说是由于允许黑人涌进城市，底特律、芝加哥贫民窟很多，治安也不好，这证明美国的“无序城市化”是失败的。
尽管西方记者对白人城市外的这些黑人集体宿舍区评价恶劣，但平心而论，许多这些宿舍的条件不仅并不比我国一些城市的农民工集体“工棚”差，而且比许多南非黑人劳工自建的棚户区，至少建筑外观也好不少。加之棚户区往往通勤不便，集体宿舍区的通勤交通则比较发达。但是，南非黑人却普遍认为能够全家团聚在哪怕是棚户区的黑人劳工，其处境也比单身住集体宿舍的“流动工人”好。在种族隔离时代的末期，这两者甚至成为重要的社会分野：当时黑人劳工中比例较大、进城历史较长的科萨族劳工绝大部分是贫民区的安家住户，而进城历史较短的祖鲁族劳工则大多是集体宿舍区的单身劳工。南非政治过渡期约翰内斯堡等地区曾多次发生黑人劳工之间的惨烈流血冲突，尤其是科萨族与祖鲁族劳工的冲突，当时一般都说是“部族冲突”，并有白人挑拨与党派纠纷因素，但许多研究者都发现：其中矛盾更源于社会地位的差异。祖鲁族单身打工者感到科萨族安家户看不起他们。[32]
集体宿舍与贫民区家庭户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无法建立家庭生活。南非黑人抗争时最突出的抗议标语就是这种制度“破坏家庭”、“
毁灭儿童”（图：抗议通行证法）非国大的一份出版物指出，他们“几乎是长久地与家庭分离”，而“对于年轻并且性行为活跃的夫妻而言，长期分居将导致家庭破裂”，许多打工者因此“从来没有形成过家庭”。这种制度造成了严重的人伦危机：“它使私生儿、重婚、卖淫、同性恋和酗酒泛滥；它破坏父母（对儿童）的监护，造成营养不良，结核病和性病。”[33]在经济上，家庭分离和“候鸟”般的往返会增加生活费用，降低生活质量。同时，军营式的集体宿舍区不易形成商业，摊贩之类非正规就业机会少，除了在白人企业打工就别无谋生之路，甚至无处安身，这也进一步压低了劳工与企业讨价还价的可能，并使他们的收入比贫民区安家户更低。
这一切都使人们认为“集体宿舍”比“贫民窟”都不如。因此“流动工人”一直努力谋求安家住处。南非当局不会给他们提供廉租公屋，更不允许他们在“白人城市”里形成贫民区而打搅白人的安宁和破坏白人的审美情趣。于是在“清理”与反“清理”的长期较量之后，南非当局转而采取“城外城”的方式安置黑人家庭。其典型就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黑人城镇”索韦托。
大约从1910年前后起，约翰内斯堡地区的黑人劳工在各处建立的棚户或廉租私屋逐渐增多，与白人当局的“城管”措施也不断发生冲突。为了维护这个“南半球最美丽城市”的“形象”，当局在把约翰内斯堡地区黑人劳工安家的棚户都作为“违章建筑”予以强制清除的同时，于1930年在当时的约翰内斯堡西郊划出一个“西部区（Western
Areas）”允许黑人搭建棚户。
最初的“西部区”完全是白人当局意志的产物，只要愿意，白人还可以动用PISA法，“清理违建”、“废除贫民窟”而把这里的黑人也赶走。随着约翰内斯堡城区面积的迅速扩展，当初划出来的那片“西部区”在十多年后就成为白人城区发展的障碍。为了扩大城市、进入西部区圈地开发房地产，就要把黑人赶到更远的郊区。于是1945年，白人当局废除“西部区”，而在更远的西南郊建立“西南城区”来安置黑人劳工。这里离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约20公里，以北京比喻，相当于把黑人从“二环外”赶到了“四环外”。（组图：索韦托演变与居住类型）
西南城区即South Western
Township，后来缩写为 Soweto，即索韦托。当时对于Soweto这个缩写，许多黑人另有解释：索韦托就是So Where
To，“那么我们去哪儿呢？”显然，白人不准他们到别的地方。[34]这就是千夫所指的南非特色“种族隔离型贫民区”的由来。显然，这种安排之所以为千夫所指，不在于这里允许黑人安家，而在于其他地方都不许黑人安家。我国有些舆论认为南非的罪恶就在于允许索韦托存在，意谓我们连索韦托这样的地方都不许有，反倒是很伟大。价值颠倒一至于斯！
其实索韦托最初也被当局划为“集体宿舍区”，但由于黑人坚持“私搭乱建”，白人对这块他们不住的地方也就不再“清理”了。后来又有人在这里盖了许多简易房租给黑人，于是索韦托逐渐发展为一个集体宿舍、自建棚户、廉租私屋[35]三种居所混合的庞大贫民区，而且从种族隔离制度前期到后期，这三种居所依次成为索韦托居住类型的主体。即最初以集体宿舍为主，后来以自建棚户为主，最后以廉租私屋为主。
种族隔离时期索韦托的恶劣条件举世闻名。这里陋屋连片，一望无际，聚居人口到1980年代已达200万，远超过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它的公共设施简陋，治安恶劣，社会动荡。不仅犯罪率奇高，而且是各种黑人抗争事件的发生地与黑人解放组织的“革命摇篮”。而与之紧邻的“白人城市”约翰内斯堡却因“没有贫民区”比欧美城市还漂亮，“天堂般的约翰内斯堡与地狱般的索韦托”形成鲜明对比。（组图：约翰内斯堡与索韦托）
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民主南非时期索韦托的南非本国劳工都得到了安家定居权利，集体宿舍现在基本只有外籍劳工居住。而自建棚户与简陋的廉租私屋逐步被新南非的福利性廉租公屋取代。同时新政府资助、鼓励黑人购房建房，黑人自有的正规住宅越来越多。由于民主化后市场竞争向黑人开放，过去普遍贫穷的黑人出现分化，黑人资产阶级兴起，中产社区与“富黑人”的豪宅也在索韦托出现。同时城市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电力、供水、通讯、医疗水平都明显提高，体育场馆与学校也大量出现。正如今天在那里一幅壁画所题：“Soweto
Uplifting(索韦托蒸蒸日上)！”今日索韦托已经从一个“隔离”中的纯粹贫民区逐步变成一个贫富混合居住的正常都市区。（组图：民主化后的索韦托）而“索韦托就是so
where to”的说法如今也已有了新意：So, where to? Soweto , of
course!“到哪里去呢？当然是索韦托！”[36]
但是另一方面，约翰内斯堡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这些年却不再是那个“白人的天堂”了。随着黑人大量移居约翰内斯堡，过去针对他们的严厉“城管”取消，这里出现了贫民窟、流浪汉，脏乱差问题明显增加。更严重的是民主化以后这些年约翰内斯堡的治安状况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图：约翰内斯堡的“类拉美化”)有人说出这里现了“底特律现象”：由于治安恶化，市中心显出衰败，富人、大公司纷纷搬往郊区，那里出现了一大批豪华社区……。
这个城市现在比起种族隔离时期要更像“拉美”(据说拉美大城市的特征就是城里有大片的贫民区)，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讲的拉美化，因为拉美并没有走出种族隔离制度这一背景。它的问题是与发达的民主福利国家相比而言的。“拉美化”再坏，也不会有人羡慕南非过去的“有序城市化”。而南非如今出现的这些问题，应该说是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的“阵痛”。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城市里很干净，治安也很好，但这是以种族隔离为背景的。我提出一个概念，把这种状况叫做“前拉美化”，也就是说它是在没有迁徙自由背景下出现的特权性的“漂亮城市”，这种漂亮的背后是对黑人人权的剥夺，因此它比拉美更落后。而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的民主化时期南非虽然出现了暂时的城市治理困难，可以叫作“类拉美化”吧，但与“前拉美化”的“漂亮城市”相比还是进步了。今天南非社会的共识是，如今的城市治理困难只是进步过程中的问题，要解决这种问题，但绝不会再倒退回到“前拉美化”状态，尽管南非在那时曾经有非常漂亮而且“有序”的城市，但对于大多数人即黑人而言这并不是他们的城市，也不值得他们自豪。
实际上，早在民主化之前，随着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的兴盛与衰落，当局对“贫民区”的态度已有变化。索韦托的出现与“西部区”一样是种族隔离制度剥夺了黑人迁徙居住自由的结果，因此受世人谴责。但是随着黑人维权运动的日益兴起，如果说50年前当局还可以把黑人从“二环外”驱赶到“四环外”，那么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当局已经不能把他们再往远处赶了。到1980-1990年代之交，尽管约翰内斯堡城区又大为扩展，连同它的几个白人卫星城镇已经几乎把索韦托包围起来，但是黑人在索韦托的居住权已经无法剥夺，当局不能再把他们往“五环外”赶了。其实即使不从“开发房地产”或建设“美丽大都市”出发，仅就索韦托当时已成为黑人反抗组织活动中心这一点而言，那时的白人政权又何尝不想像当年废除“西部区”那样废除索韦托？只是他们做不到而已！
而今天中国还是可以做到的！关于这方面我们下面还要谈到。现在我们来回答：中国的“农民工”住在哪里？
“城里没有贫民窟”的“奇迹”（2）：
中国的“宿舍劳动体制”
穷人买（租）不起通常的商品房。这点大概全世界都一样。
而与南非一样，中国的城市政府是不会给这些“暂住”者提供廉租公屋或其他住房福利的。前些年一些城市以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的名义从农民那里强行圈地，却盖起大片穷人买不起、富人占便宜的“廉价豪宅”，即所谓“经济适用房”。有人居然还津津乐道说幸亏骗了穷人一把，“天通苑歪打正着没成巨型贫民窟”，他们说：“如果天通苑……真的像一些群众要求的那样建成全部都是8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全都卖给低收入的贫困户，建成几十万人的巨型贫民窟的话”就将产生什么什么问题。[37]还有些人连一般商品房标准稍降、价格稍低也反对，说是“警惕中低价房区成为贫民区”！[38]欺骗贫困户居然是“正着”，商品房价格让穷人买得起就值得“警惕”，还谈得到什么专门给穷人盖福利房？当然应该说，这些被骗的“贫困户”并不是农民工，因为政策清楚地讲这些“中低收入者”必须持有北京户口。换言之，“农民工”还没有被骗的资格，有关方面根本不屑于骗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该奢望什么福利的。[39]
而“暂住”者要“私搭乱建”形成自己的陋屋，在中国和南非都比大多数民主国家更少可能。姚洋先生最近一再说穷人进城搞贫民窟就是侵犯产权。而“贫民窟”通常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罪恶”，我国据说是没有这种罪恶的。那么按姚洋先生的说法，“资本主义”国家倒是放纵穷人“侵犯产权”的，而连《物权法》出台都千难万险最后还弄得含含糊糊的“社会主义”中国，反而在严禁穷人“侵犯产权”方面远远超过“资本主义”？
但应该承认，姚洋先生的说法对于许多民主国家还是有点影子：这些国家虽然也保护产权，但还顾及穷人的选票，没有把“产权的绝对性”置于穷人的生存之上，所以对穷人在“空地”上“私搭乱建”往往睁眼闭眼，就是禁止，也很难使出我们“城管”的那种铁腕。用学者的话说，“在那些国家当地政府对移民聚集和非法占地比较宽容”。[40]而中国与民主化前的南非都不会把他们当“选民”看，所以南非对“进城黑人”与中国对“进城农民”就很不“宽容”了。于是这两国都有所谓“不拒绝‘豪宅’，但禁止‘贫民窟’”的“美丽城市”政策[41]。但是两相比较，南非毕竟还有索韦托这样的地方是允许棚户存在的，而中国连这个“空子”也没有。“我国城镇根本不允许流动人口聚集或自发搭建棚户”[42]，因此“非正式的住所（如棚户）对中国流动人口而言是不可行的，这一情形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43]与南非也略有区别。
福利性廉租公屋与自建简易房均不可能，余下的出路就只有：或者租住廉租私屋，或者放弃家庭生活，在集体宿舍“工棚”栖身。在南非，像索韦托这样的地方廉租私屋数量庞大，而且当局基本不去干预。“白人城市”中也有少量廉租私屋租给黑人，但处于不稳定状态，当局时常要“清理”。两者合计，使廉租私屋成为南非黑人劳工的主要居住方式。加上自建棚户，黑人劳工实际上多数都在城市建立了家庭生活。尽管当局设想他们应该当“候鸟”，实际上到种族隔离制度后期的1990年，大约翰内斯堡地区的黑人只有21%（如前所述，主要是进城未久的祖鲁族劳工）是集体宿舍居民。可以说，黑人在城市安家定居进程的发展，实际上是黑人维权运动取得的渐进成果。
而在中国，由于自建简易房完全不可能，也不存在像索韦托那样尽管被排斥到城郊、但毕竟得到当局承认的打工者聚居区，农民工能使用的廉租私屋，包括出租棚户，只能不稳定地存在于两类地区：一是被都市化了的前农村（所谓“城中村”），（图：深圳城中村）二是郊区即所谓“城乡结合部”。（组图：桂林南郊打工者棚户区）但是这两类地区都没有取得索韦托那样的“合法性”，而是如同南非“白人城市”中的黑人租户那样不时面临被“清理”的命运。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民工能够居住的廉租私屋比例也不可能像南非那样高，而成为“工棚客”的比率则高得多。
根据一些学者的统计：2000年北京57%流动人口是集体户[44]，另一统计是：同年北京45.34%的“外来人口”居住于集体宿舍、工作场所与工棚，还有11.38%是“其他”（包括居无定所、投亲靠友、作为保姆住主人家乃至身处“收容所”等等），而只有39.59%是租房住，有0.69%购置了住房（可以想见，主要是外来人口中的“农民企业家”、“山西煤老板”之类），有3.10%自建房（主要是在郊区租农民土地自建简易房，如同分散化、非法化的“小索韦托”）。[45]
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2004年有53.5%的外来务工人员住集体宿舍和工棚，其余46.5%则主要是租房住，以租郊区农民私房为主。耐人寻味的是：上海规定私屋出租人均面积必须达到7平方米才“合法”，而“在本市有合法固定的居住场所”则是申请《上海市暂住证》的必要条件。但在上海市的上述打工租房者中，达不到这个“合法”标准的达46.8%。也就是说，在只有少部分农民工能够租房住的同时，这些人中的近半数的租房还属于“非法”。[46] 换言之，理论上他们都可能因为住得差而被驱逐——而不是因为住得差而获得帮助！
在其他国家，你住得差会引起同情（如果还不能给你福利，至少给你自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你“侵犯产权”），而在中国与南非，你住得差会惹人讨厌——在南非会把你的家庭赶到索韦托，而在中国干脆连索韦托都“非法”，除了放弃家庭生活、在“集体宿舍”栖身，你还能去哪呢？（so
where to?!——but no
Soweto.）所谓“中国没有贫民窟”的“奇迹”就是这样出现的。无怪乎人们疾呼：“对贫民窟的控制不应该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47]
于是很自然地，南非大城市“没有贫民窟”，就有了城郊的索韦托，而中国大城市“没有贫民窟”也没有索韦托，就只有“集体宿舍”了。2007年6月，对本国贫民窟问题深有所感的一位印度记者问中国重庆市副市长：重庆会不会出现贫民窟？副市长答：我们“永远不会有贫民窟”。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国的农民习惯做“两栖人”，喜欢单身进城打工而把家庭留在农村，不像你们印度农民喜欢全家进城而且还要住在一起！[48]其实如前所述，南非当局当初也是这样设想。无奈黑人不听话，到了后期除处境最差的少数祖鲁族劳工外，都在都市安家了。而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工”仍然像种族隔离后期这些祖鲁族劳工（乃至民主化之后的外籍劳工）一样，仍然处于“集体宿舍”劳工状态。（组图：深圳女民工宿舍）
当然，中国与南非的“宿舍劳工”还是有某种区别，最大的不同是：南非的集体宿舍多数是政府统一建设或政府招商建设的“宿舍镇”与“宿舍院”，标准较为划一，距工作地较远，有专门规划的通勤交通。而中国的集体宿舍与工棚都由各雇主自行分散建立，也无统一标准。有的宿舍相当不错，但条件恶劣的工棚也比比皆是。由于是企业自建，离工作地较近，也无通勤服务。特别是中国打工者有一种糟糕的集体住宿方式，就是干脆无宿舍，在工作地点过夜：很多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商店、餐馆晚上打烊后，就让打工者睡在厅堂、工作间，建筑、装修工则睡在施工中的房屋内。这在南非是不许可的，当然主要并非出于人道考虑，而是南非的种族隔离立法规定黑人只能在“白人区”工作，不能在此生活，所以黑人劳工必须另有生活区。而在中国，除了一些乡镇为“引资”建了统一的集体宿舍出租给企业外，大城市中似乎只有打工者特别多的深圳，1990年代由政府专门招商建立了大规模的跨企业“外来人员安置区”。这种安置区模式很像南非的“宿舍镇”。而进入新世纪后安置区被取缔时曾遭遇居住者的抗议（见下章），足见他们的其他可能出路比这还不如。
中国学者任焰、潘毅曾把中国这种现象称为“宿舍劳动体制”[49]。有趣的是该文以英文在国外发表时，“宿舍劳动”一词就是当初南非常用的Dormitory
Labour ，只是这种制度如今在南非已经远不如中国那么典型了。[50]在南非，“贫民窟”的恶劣状况经常见于报道，可是集体宿舍由于记者免进，恶劣状况很少为人所知。在中国当然也如此。按潘毅等人的说法，“宿舍劳动体制”把工人置于军营式的管束中，对工人的控制从劳动过程延伸到日常生活，严密的“宿舍管理”纪律置工人于“福柯式的‘全景敞式空间’”，没有任何个人隐私可藏。工棚有人把守，外人免进，内人白天工作自不待言，夜间必须限时归宿，也少有外出可能。应该说，今天中国大城市的“工棚”还是比过去进步了，像1990年代初深圳等地曾流行“拘禁式工棚”，发生过火灾时因工棚被锁、导致许多女工被烧死的惨剧。如今除了矿山与乡村工业时有“窑奴”新闻外，信息发达的大城市应该没有这种奴工式的工棚了。当然，潘毅等人也指出了“宿舍劳动体制”的另一面：由于工人聚居一处，容易造成集体抗争的条件。南非也同样如此。这大概也就是种族隔离制度后期当局对“流动工人”家居化趋势没有认真阻止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中国对自主工会的严禁远甚于南非，所以当局对此似乎并不怎么担心。
而“工棚现象”给中国“农民工”造成的痛苦，则不亚于南非的“宿舍劳工”。恰恰就在副市长宣称农民喜欢做“两栖人”的重庆市，2007年的一项调查中有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如果不是问自己，而是一般地问在长期离家状态下打工者会如何，则男性民工中21%答“找小姐”、18%答“整夜睡不着”、18%答“喝酒麻醉自己”、25%答“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女性民工中19%答“拼命干活发泄”、5%答“强忍着”。调查还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长期两地分居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调查报告指出“性压抑已经成了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51]许多犯罪都与此有关。
而更严重的是“两栖人”现象在乡村也造成了“留守”人口的灾难和社会伦理危机。2008年4月媒体报道了云南镇雄县某村一无赖竟轻易霸占村里10余名留守妇女，结果被赶回来的打工丈夫们私刑毒打致死的新闻。[52]此人貌丑人穷，无权无势，而竟能如此，遂成新闻。那些更“出色”的人如果这样，还是新闻吗？近年来有关乡村急速“老龄化”、妇女自杀率畸高和家庭危机的资料已经不胜枚举。尤有甚者，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司法物证鉴定中心2005年共做了3000例左右的亲子鉴定，其中非亲子比率达22.6%，而农村例子中非亲子率更是“有点惊人”，高达将近50％！[53]这虽非一般性抽样，城乡各自的比例也并不反映社会现实，但城乡之间的比较，再联系关于近年来乡村家庭危机的报道，也可见问题之严重。
经济上“宿舍劳工”制度之弊也甚于南非。中国与南非都把“流动工人”视为“有退路”的人，不承认他们有失业问题，把他们视为优化城市经济的调节器和规避经济危机的减压阀：经济繁荣了就招他们来打工，萧条了就打发他们“返乡”，年轻力壮时出卖青春，年长体衰就让他们“归田”终老。国家既没有社会保障“负担”，他们在城里住在严格管束下的“军营”，又不会给上流社会“添乱”。不少人认为这是我们独具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只有在他们保持“宿舍劳工”状态时才能实现。南非黑人劳工既然已经大部分家居化，这种“优势”自然就只有在中国保持得最典型。
果然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国出现大批“农民工”“返乡”之潮。在预先假定农民工可以把“回乡种田”作为“退路”的情况下，善后工作显得漫不经心：工人没有得到被解雇的事先通知，没有缓冲期，没有遣散费，甚至有的欠薪都未付。农民工的“社保”也宣告失效，他们如果不“退保”，预扣的工资就没了……。在正常情况下，我国的“宿舍劳工”同样比其他条件类似的租房民工处境更差，他们不仅无法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而且也削弱了他们在劳务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一离开企业就无处安身，他们事实上无法“待价而沽”、“择木而栖”，而只能在接受任何条件留在企业里和离城返乡二者间作出选择。[54]
当然，无论南非还是中国，事实上“流动工人”家居化都是无法遏制的趋势。尤其是这种趋势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只要初步的家居化生产了新一代人，他们就更不能忍受那种都市“贱民”的身份，因而会更加强烈地推动维权。中国在这方面只是比南非晚走一步而已。南非因为像索韦托那样的大型黑人聚居区是被官方承认的，国民教育体系也覆盖了这里。虽然财政投入无法与白人教育相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的是白人统治需要的“奴化教育”，但仍然培养出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掘墓人。正如南非左派学者海因.
马雷指出的：“索韦托的孩子”普遍受过教育，比老人更不能接受种族隔离了，这是这个制度终于维持不下去的重要原因。[55]
而中国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不仅也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城乡不平等，而且由于官方从不承认都市中的“暂住者”社区，“民工子弟”长期成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死角。近年来这一情况虽有所改变，但“居住歧视”仍然导致了事实上的教育歧视：由于长期独生子女政策使都市户籍人口结构变化，为他们服务的中小学资源出现大量过剩，目前的政策倾向于利用这些过剩资源接纳“民工子弟”。但是这些学校距离民工居住的“分散索韦托”大都非常远，如果不允许民工就近居住，学校又不搬到“分散索韦托”附近，民工子弟仍然难以上学。更何况中国升学考试的户籍资格仍然森严。因此中国“民工子弟”受教育的问题如今仍比南非索韦托黑人受教育的问题严重得多，大体上相当于南非外籍劳工子女的受教育状况。
尽管如此，中国的“民工子弟”仍然在成长，而且与南非“索韦托的孩子”一样，将成为冲垮身份壁垒制度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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