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经历了希特勒的纳粹，又经历了乌布利希的共产主义，可以说是一个饱经磨难的民族了吧。对于跟极权主义沾边的东西，他们过于敏感，这或许是战后德国人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所造成的矫枉过正吧。我又感到十分好奇，为什么某些人能做到一边批评德国屏蔽纳粹的做法违背言论自由，一边又不断要求日本限制教科书，这是传说中的精神分裂吗？
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
文/徐超（上海交通大学）
1.一封公开信引发的血案
近日，四名曾在“德国之声”工作过的华人员工通过互联网发表公开信，以其亲身经历控诉“德国之声”罔顾新闻道德标准，审查排斥华人员工，在内部对华人员工进行思想与政治审查，设置秘密“监督员”，清除“异己”员工，以意识形态和是否批评中国作为采访报道和文章刊用标准。
附链接：http://news.163.com/11/0524/18/74RC5FIP0001121M.html
某些媒体看到这封信之后顿时兴奋了起来，仿佛抓住了西方“伪自由”、“伪民主”的辫子：“铁证如山，你有什么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
当然，这封公开信只是四位工作人员的一面之词，我们还没有看到德国之声方面正式的回应，这封信内容的真实性我们也无法核实，我们姑且认为是真实的。既然他们认为自己是2008年“中国论战”迟来的牺牲品，那我们就看看被他们推出来的张丹红当时到底是发表了什么言论，以至于引发这么多人“被清洗”。以下来自互动百科：
8月4日，北京奥运开幕前4天，她在德国电台的一次访谈中说，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功地“使4亿人脱贫”，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在谈到中国所谓“互联网检查”问题时，张丹红表示，在德国也有网页被禁，比如儿童色情网页。
有没有感觉很像外交部发炎人姜瑜阿姨？如此“顾左右而言他”的五毛言论，居然被某些人视为“让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不能不说是荒谬可笑。
8月11日，德国《焦点》杂志报道称张丹红“向中国共产党献媚”。《柏林报》20日报道说，德国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议会党团内政发言人迪特·威弗尔施皮茨称，张丹红的发言是“无与伦比的灾难”，“她的做法表明她不适合在德国之声工作”，22日，该报首次报道，张丹红被德国之声“暂时停止在麦克风前的工作”，并称是因“张丹红由于其对华友好言论最近引起注意”。
2.有态度的媒体
好了，看完张丹红的故事，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图景，一毛左成功打入《南方周末》编辑部内，要发一篇起诉茅于轼和辛子陵的公开信。主编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他，并且发了一篇为茅于轼辩护的公开信。于是该毛左就说《南方周末》言论不自由。报社以“不适合在南方周末工作”为由将其辞退，他说这是“政治清洗”。是不是感觉很荒诞？
报纸的版面是有限的，面对那么多稿件，主编在选稿的时候必须有取舍。肯定有稿子要落选，是不是只要是投稿失败的人都可以去状告言论不自由了？
报纸或者说媒体，有两个主要职能，一是新闻，要尽量追求客观真实；而另一个是评论，必然要有鲜明的价值倾向，要么抨击，要么捍卫。如好好先生般捣糨糊的社论是没有价值的。
在尊重事实的底线之上，德国之声没有义务为亲共人士提供发表言论的空间，就像《南方周末》没有义务发毛左的稿子，乌有之乡也没有义务发右派的稿子一样。监督员并非来自德国政府，而是报社内部，那么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德国之声不爽了，你可以用脚投票，换其他的报社呆啊，或者干脆自己办报，没人拦着你。
且不说德国之声的运营经费是由联邦政府拨款的，并非来自广播电视用户的收费，代表德国政府的立场无可厚非，就像人民日报代表中共官方立场一样。就算其是独立媒体，一个媒体要做大做强，第一位就是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与立场，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因此其报道就必然是有立场的，一份报纸不可能像人民币一样让所有人都喜欢。南方周末的立场就是批判性，才赢得了那么多读者，若天天歌功颂德（即便这个歌功颂德是符合事实的），南方周末早就把自己的牌子砸了。
3.何谓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指各种倾向的媒体都可以存在，比如说既可以有南方周末，又可以有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而不是说逼着南方周末发人民日报的稿子，你不发就说你言论不自由了.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人民日报整天歌功颂德，它本来就是中共机关报，作为喉舌是无可厚非的；中国的问题在于打压其他独立媒体的存在，不允许反对的声音出现。
有人担心，如果放开言论自由的话，话语权会不会被有钱有势的“大资本家”们垄断啊？谁有钱，谁办报，替谁说话，那穷人怎么办啊？ 持这种想法的人或许是被马克思阶级论影响得太深了。
一方面，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有需求就有供给，即使是资本家也是想赚钱的。如果其他的媒体都在替资本家当喉舌，那我办一份替普通老百姓说话的报纸肯定卖得好，从某种程度上说《南方周末》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同样，如果某些媒体的言论太不靠谱，自然也卖不出去，势必要亏损，比如说《人民日报》。
另一方面，随着现在网络传媒的飞速发展，办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体的资金门槛越来越低。在言论极度不自由的情况下，几个穷逼学生租个服务器，都能办成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大学生思想门户网站——北斗网，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一群成年人难道做不了吗？
有人跑过来跟我说，理想中的新闻媒体应该客观，中立，就像现在的左右之争，应该各打一棒，对两边都要批判。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曾经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中国的毛左们放到西方国家是极左，中国的右派放到西方国家甚至可能略微偏左。你觉得这应该调和折中吗？每个人心中对“客观”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比较客观了，毛左们却觉得乌有之乡才客观。主编们发稿子，肯定也是发自己认同的稿子，一份报纸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编和编辑们心目中的“客观”。既然每个人的“客观”都不一样，那立场之分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有立场并不是违背真相。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无从谈立场的，存在所谓立场，正是说明有分歧；既然有分歧，就没有公认的所谓“客观”。
4.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
当然，她们所说的对编辑人员进行政审，这个我也是强烈反对的，这类似于当年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了。但是如果考虑到德国的文化，或许能找到其中的原因。复旦大学的崔文超同学在他的《我所知道的德意志》一文中这样写道：
德国人爱国爱到了骨子里。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恐怕就是他们压抑在心里不得抒发的感情喷泄而出的大好契机。说“压抑”，是因为爱国这两个字在德国是敏感词，随随便便说不得，搞不好就被列为“新纳粹”。记得魏老师说，他在德国从来没有听到公共场合播放过国歌（足球比赛除外），大约只有凌晨的电台里，才播放一曲没有歌词的旋律，聊表慰藉吧。
德国人经历了希特勒的纳粹，又经历了乌布利希的共产主义，可以说是一个饱经磨难的民族了吧。对于跟极权主义沾边的东西，他们过于敏感，这或许是战后德国人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所造成的矫枉过正吧。
我又感到十分好奇，为什么某些人能做到一边批评德国屏蔽纳粹的做法违背言论自由，一边又不断要求日本限制教科书，这是传说中的精神分裂吗？
最后，引用刘瑜老师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过的一段话：
中国有一种特别不好的现象，就是“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比如有人说美国不是也把那个阿桑奇给审判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是虚伪的，所谓的自由法治是骗人的，这就模糊了95%的自由和5%的自由的区别，他们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只要不是100%的自由，就都叫“不自由”，于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我说的，“使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我想用这本书来传达一个信息，有些制度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和不完美是不一样的，一种不完美比另一种不完美更不完美一些。
（采编：安镜轩 责编：黄理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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